攤開2021與2022年近現代書畫拍賣高價榜，霸占前十名的皆為張大千、齊白石與傅抱石的畫作，只有李可染的〈巍巍萬重山〉擠進2021年的第十名。這三大家的風格恰好指向現代中國繪畫的幾個特點：西方與世界、國粹與傳統、日本與國難，且不管是偏向傳統或是新意，中國性的水墨語言還是最受藏家青睞的通關密語。無獨有偶，1930年代之後西方博物館的現代繪畫收藏與當今藏家的品味頗為呼應，本文將粗淺介紹英、法、捷克、德國與俄羅斯博物館的現代中國繪畫收藏，從中討論西方眼光，私人與官方在這些收藏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這些收藏上的機緣將如何影響中國現代繪畫史的書寫與形塑。
一個皇朝的覆亡不只百姓流離失所，文物也面臨同樣的命運，國立故宮博物院2021年的大展「遺珠—大阪市立美術館珍藏書畫」便是絕佳範例。然而清宮畢竟留下了《佩文齋書畫譜》、《秘殿珠琳》、《石渠寶笈》等收藏與整理紀錄，而民國自成立便割據、外患、內戰不斷，畫家作品能否安然存世已是一大難題，遑論系統性的收藏與整理。零星四散的現代中國藝術收藏，往往大幅增加了展覽與研究的困難。除了散見於多個博物館，更高的比例在私人藏家之手，甚至許多已不知流落何方而只能仰賴過去的報導記載或是書信往返中得知。因此拍賣圖錄也時常成為研究現代書畫的資料庫。所幸布拉格國立美術館（The National Gallery in Prague）研究員貝米沙（Michaela Pejčochová）與克里夫蘭藝術博物館（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亞洲部主任史明理（Clarissa von Spee）於2017年合編的《Modern Chinese Painting & Europe》匯集了歐洲數個博物館收藏現代中國繪畫的概況，本文得以寫就很大程度受惠於此書。
Chytil與布拉格國立美術館
布拉格國立美術館藏的現代中國繪畫作品數量超過300件，其中齊白石的就高達95件，占了近三分之一，如此豐富的收藏規模得力於收藏家Vojtěch Chytil（1896－1936）的捐贈。Chytil一戰時曾被德軍所俘，由於他能為德軍繪製肖像畫，不僅保住性命並獲准自由行動，最終得以逃離，從俄羅斯輾轉至日本、上海，最終抵達武漢。雖然戰後回到捷克，但多數親人已死於戰火，Chytil因而在1921年申請至捷克駐中國領事館工作，並在短暫派駐日本領事館兩個月之後，再次踏上中國，直到1927年才又離開中國回到捷克。從Chytil回到故鄉至1936年過世，不到十年舉辦的展覽高達數十次，不僅遠至柏林、倫敦，也試圖至美國博物館辦展。雖然最後因Chytil盈利為主的展覽與博物館的公益性質不符，弗利爾美術館以及其它波士頓的美術館都作罷，不過Chytil的展覽可說是歐洲最早得以一窺中國現代繪畫的窗口。
Chytil擅畫，居住於北京時不僅活躍於當時外國人組成的藝文圈，更深入北京當地的畫壇網絡，1922年至1925年受聘於蔡元培創立的北京美術專門學校西洋畫系，此學校在1925年由林風眠擔任校長，齊白石當時也在這所學校任教。金城則是任教於由歐美人士所組成的北京美術學院，並且還是這間學院的執行委員。Chytil的活躍可見於當時的報導記載，例如1926年12月《時報》介紹北京畫展的專文還特別刊登Chytil與作品的合照（圖1）。
Chytil與北京畫壇的交往反映在他回到捷克之後大力引薦京津畫壇的藝術家與作品，尤其是齊白石。Chytil讚揚吳昌碩與齊白石是中國畫最重要的現代派，譽吳昌碩為「遠東藝術的菩薩」，而齊白石則與梵谷、塞尚相比擬。Chytil形容金城具有革新精神且是北京地區最重要的人物，同屬京津畫派的蕭愻與陳半丁（圖2）也分別以中國最好的風景畫家及花鳥畫家被大力介紹到歐洲，他們與齊白石、金城被形容為中國北方藝術新發展的聖靈。
1981年Chytil的配偶Nina去世，Chytil的藏品因而遺贈給國立布拉格美術館，其中有多幅齊白石的山水畫作，是其它館藏較少見的題材，可說是研究齊白石與現代中國繪畫不能忽視的一批藏品（圖3）。
Chytil的收藏以及對於京津畫壇的讚譽雖與今日畫史的描述似乎有些落差，但也珍貴地還原當時畫壇在南張北溥以外的可能面貌。而Chytil對於現代中國繪畫的看法顯然立基於他在北京的交友圈以及他個人對於中國水墨的偏愛。他雖然在北京教授西洋畫，甚至與林風眠、劉海粟都可能認識，但其收藏全部皆為水墨。
阿什莫林博物館與大英博物館的現代中國繪畫收藏
著名英國藝術史學者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於二戰期間來到中國西南，為紅十字會運送醫藥物資兩年，後於成都西南聯大工作。
1959年蘇立文出版了《Chinese Ar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是西方首部介紹現代中國藝術的著作。蘇立文提及他會開始收藏是意外，有不少作品來自藝術家的餽贈。他的字裡行間偶而流露出他個人較為偏愛現代主義與水墨風格，然而身為藝術史學者加上歷經數十年的蒐集，蘇立文的收藏不僅數量眾多、涵蓋的藝術家、材質、時間軸與主題既深且廣（圖4）。
蘇立文將其超過450件的收藏捐贈給了牛津大學，在阿什莫林博物館（Ashmolean Museum）設置了The Kohan and Michael Sullivan Gallery of Chinese Painting。除了自身收藏，蘇立文於1960年還收到來自於賀德立（Geoffrey Hedley，－1958）遺贈的一批現代中國畫。賀德立於1946年至1952年派駐於英國文化協會上海辦公室，其藏品中相當有趣的一件是傅抱石於1950年寫的書信，上面還附有自畫像（圖5）。
阿什莫林博物館自1950年代後期起開始蒐購現代中國藝術，館藏最多的或許是香港水墨畫家呂壽琨的畫作，高達30多幅，肇因於呂壽琨作品中強烈的筆墨效果吸引了英國觀者與買家，尤其是陸軍官Geoffrey Barker，不僅在1960與1970年代舉辦了20場以上的呂壽琨作品展，並在身後將其相關收藏捐給阿什莫林博物館（圖6）。透過博物館本身的蒐購以及各藏家的捐贈，阿什莫林博物館的現代中國繪畫收藏也許不是拍賣市場上最值錢的，但難得可貴的是，或許是海外最能全面展現20世紀中國圖景的收藏之一。
除了阿什莫林博物館，大英博物館也得到五件賀德立的舊藏，其中一件為傅抱石的〈金剛坡〉（圖7），大英另購藏了傅抱石的〈困頓中的文人〉，此件作品描繪中國文人在戰時顛沛流離的生活景象。
大英現代中國畫的收藏數量或許比不上阿什莫林博物館，不過卻有收藏上的好運氣。張大千的〈青綠山水〉（圖8）由Basil Gray（1904－1989）捐贈，Gray涉獵的文物範圍很廣，涵括近東的拜占庭到遠東的中國陶瓷，且多次擔任大英博物館主管職。金融家P.T. Brooke Sewell（1878－1958）從未到訪過大英，但憑藉對於印度與東方藝術的喜愛，以及與Basil Gray的一面之緣，捐給大英上百萬英鎊，指定購藏東方文物。
大英博物館最早登錄入藏的20世紀中國畫為溥佺（1913－1991）的〈山水〉，溥佺今日幾無名氣，但他與溥儒皆是松風畫會成員，也加入中國畫學研究會與湖社，活躍於當時的北方畫壇。無獨有偶，大英也館藏金城的〈山水〉團扇（圖9）來自知名古董商安思遠（Robert H. Ellsworth，1929－2014），繪製於1913年，是館內現藏20世紀中國畫裡紀年最早的一件。
從布拉格國立美術館的收藏開始，北方畫壇的畫家與作品就不斷出現在我們的討論裡，從吳昌碩、金城到齊白石，而這些西方收藏家的品味竟有趣地與日本重疊。礙於篇幅無法深入討論日本與近現代中國畫壇的關係，收藏的大量重疊，或許是畫家受到歡迎以至於作品得以在市場大量流通而廣獲收藏。北方畫壇在今日畫史上常被視為守舊過時，有朝一日這些收藏或能幫助還原當時畫壇的景況。
（完整文圖請見《典藏．古美術》369期〈收藏中國──1930至1950年代歐洲博物館現代中國繪畫收藏輪廓〉，作者：王舒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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