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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卡專欄】沒錯,現在就是抄襲無罪的時代

【卞卡專欄】沒錯,現在就是抄襲無罪的時代

社交媒體曝出「葉永青抄襲事件」時,起初我挺認同栗憲庭老師的看法,大致是說葉永青仍然是一個有才華的藝術家,作為朋友的栗老不願意加入到網路的多數人的暴力之中,最後還奉勸葉永青出來說一句道歉。但在我看來,這依然僅僅是一個曾經的年輕人犯錯的個例。這時,我覺得自己秉持了一個冷靜旁觀者的視角。
我曾自行腦補了這樣的情境:在1990年代初,一位年輕的中國畫家來到了歐洲,偶然間被另一位比利時年輕畫家戲謔的塗鴉風格吸引。這位中國畫家幾乎未經任何改動,原汁原味地照搬了這種塗鴉風格的圖像和圖式。不得不讚歎這位中國青年畫家的好品味,他幾乎是「臨摹」的抄襲之作使他在中國的藝術圈聲名鵲起。彼時對於一個生活在1990年代初的中國人而言,歐洲和中國就像是浩渺洪荒宇宙中永遠不會有交集的兩個平行世界,他有幸穿越到了另一端擷取了些許的寶藏,回到自己的世界,然後便打開了財富之門。這大概就是一個關於抱有僥倖心和虛榮心的年輕人的雞賊故事——既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也讓自己的家人可以富足地生活在上流社會。看起來這不是什麼十惡不赦的罪行,至少可以被辯解為人性的弱點使然。
 
這是在手機裡的社交媒體曝出「葉永青抄襲事件」時我最初的反映。所以,起初我挺認同栗憲庭老師的看法,大致是說葉永青仍然是一個有才華的藝術家,作為朋友的栗老不願意加入到網路的多數人的暴力之中,最後還奉勸葉永青出來說一句道歉。雖然彼時的呼聲中不乏徹底否定葉永青全部藝術生涯的說法,甚至說這起事件宣告了整個中國當代藝術的破產。但在我看來,這依然僅僅是一個曾經的年輕人犯錯的個例。這時,我覺得自己秉持了一個冷靜旁觀者的視角。
葉永青作品(右)克里斯蒂安.西爾萬(Christian Silvain)作品(左)比對圖。
之後我在與友人的聊天中,談及今天藝術業界的生態,一位藝術家拿葉永青的抄襲事件舉例說,整個事件中,藝術家、藝評家都是失語的,業界衝在最前面發聲的是藏家。他應該是指何炬星、劉益謙等藏家大佬在社交媒體中的不同立場的表態。聊到這個話題,我們的共識是:今天中國的藝術行業裡,代表學術的藝術家和藝評家們的影響力越來越式微,左右這個體制的,就是資本。
這當然不是什麼新鮮的觀點,只是在這個「抄襲事件」裡,我開始意識到「抄襲」本身變得不重要了,倫理批判也變得不重要了,這個資本的「棋局」決定了事態的走向,而且也正在改變著我們的價值判斷。
葉永青在北京的工作室外部一景。(卞卡提供)
最近的新聞便是葉永青終於出來發表聲明了,但並沒有任何關於道歉的字眼,更是渾不吝地以一個淳樸退休教書先生的形象示人。這樣的攪渾水的招數幾乎不值得批駁,因為這幾乎就等於說「即便抄襲了,你又奈我何」,聲明的結尾處還以頗具中國官方新聞發言人式的口吻告誡世人需要謹言慎行、遵守法律。讓人聯想到之前網路上曝出葉永青的代理畫廊堅決拒絕道歉的表態,我只能繼續腦補——這些看似撒潑無賴的做法,實際上是一步步謹慎周延的出招。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在藝術市場上止損。也許葉永青和他的畫廊團隊已經不奢望這些標誌性的「塗鴉」繼續售出高價,但起碼要避免有過去的買家上門退貨。揣進口袋裡的錢怎麼捨得再還回去呢?已經富足的生活,不能承受由奢入儉的痛。而且看今天的態勢,作為退休教師的葉永青也應該是大概的可以守住自己的荷包,他們正在用太極推手式的「持久戰」將事件拖向冷卻。
葉永青與其律師發出的聲明稿。
葉永青與其律師發出的聲明稿。
雖然自媒體平台一邊倒的罵聲讓為數不多的幾篇洗地文以及這篇藝術家的聲明看起來更加愚蠢,但當事人死不鬆口,大家也很難看到大反派窮途末路的好戲。所以「抄襲」看來也不是什麼大事。其實在中國,但凡和創造力有關的事情,都可能和「抄襲」沾邊,「山寨之國」的雅號當然絕非浪得虛名。「山寨」甚至被一些學者看作是全球加速主義的中國式回應,所以全球化變成了「山寨」的護身符。美國政府一方面首當其衝地指責中國竊取智慧財產權的行徑,另一方面又極其掙扎的在這場中美貿易戰中努力尋找一個台階讓自己全身而退。西方資本在中國的市場誘惑面前脆弱不堪,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們正在肆意嘲笑著資本主義帝國不過是一隻「紙老虎」。上世紀的1980、90年代,「葉永青們」可以憑藉著地緣間巨大的資訊落差獲得成功,但當全球一體化降臨之際,欺騙和山寨並未被推上審判台,反倒成了流氓無產者的通行證。在一些人看來,中國模式作為民主世界的對立面,它才是更高效的未來。
葉永青《預言&碎片》,壓克力顏料、畫布,50x40cmx110(張),2010-2014。(本刊資料室)
去年年底藝術家劉偉偉嘗試著發起了一項投票:關於他的弟弟是否應該去澳大利亞的投票。劉偉偉嘗試著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內實現一種少數服從多數的樸素的民主機制。這種最簡單的民主實驗很快遭遇到了「惡搞」,另一群匿名的藝術家成立了一個名為「決命辦」(決定命運辦公室)的組織——這個從名稱上模擬中國官方機構的臨時團體,他們開始有計劃的組織刷票來讓票選結果倒向「留在國內」的選項。「決命辦」的惡劣之處在於其草根性的外衣,對官方機制的戲仿作範,使得這些藝術家似乎有一種反官方、反權威身分,然後同時又藐視一切理性價值,比如劉偉偉的「民主模型」,任何角度的價值批判對這個群體而言都是無效的。劉偉偉和「決命辦」之爭這看起來好像僅僅是藝術圈裡的「茶杯裡的風暴」,但實際上這種扮傻攪渾水的風氣在今天的中國的藝術圈幾乎已經成了多數派。可以說這種價值觀混淆的環境造就了「葉永青們」在這一刻的選擇,他們通過化身受害者來攪渾水,一種中國太極推手式的詭辯策略。從國家層面的意識形態鬥爭,到文化生態的倫理和價值觀爭議,這種扮豬吃老虎的招數都屢試不爽。今天我們的現實正在滑向一個「反烏托邦」,正在遭遇全面的價值危機。抄襲、山寨或者任何欺騙行為,在利益和資本面前都可以被重置,而真假草根們也都渴望在重置的亂局中分到一杯羹。
葉永青的抄襲事件恰好折射出了我們今天所處時代的悲劇。
藝術家劉偉偉的弟弟劉超在鏡頭前講述去或不去澳大利亞的理由。(劉偉偉提供)
一些匿名藝術家組織的臨時團體「決命辦」(決定劉超命運辦公室)發布在社交媒體上的聲明。(劉偉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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