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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森信男專欄】憂鬱的熱帶工作室,與身處其中的白男畫家(下)——華特.徐畢思的「山之茅屋」

【高森信男專欄】憂鬱的熱帶工作室,與身處其中的白男畫家(下)——華特.徐畢思的「山之茅屋」

筆者於上期專欄論述中亦曾提及高更於藝術史上所受之尊崇是無可匹敵的,但晚他一至兩個世代以上、循類似路徑前往熱帶異國長居的歐洲藝術家,可能就無法享受到同等的待遇,甚而遭受被藝術史所遺忘的命運。華特.徐畢思(Walter Spies)便是一位重要的例證。
徐畢思善用他在日惹宮廷服務的期間潛心研究爪哇文化,並盡其所能的前往爪哇各處旅行,並曾到過峇里島兩次。因此他最終移居至峇里島的決定並非出於衝動,而是深思熟慮之後的結果。若真拿他和高更相比,我們可以說徐畢思相對高更更為理性(至少經濟上是如此),且比高更更為融入殖民地的生活體系之中。另外,徐畢思所面對的環境也與高更有所不同。和法屬波利尼西亞相比,荷屬東印度保留更多地方傳統自治的政治體系。因此當徐畢思於1927年打算正式移居至峇里島的烏布(Ubud)時,他還必須要先和烏布的班加旺(Punggawa、地方統治者,拉惹於地方的副手)打交道,交涉他的居留問題。
興趣廣泛的徐畢思幾乎是停不下來,但也因為如此,他不需要完全依靠繪畫來賺錢。徐畢思最大的收入或許來自替柏林的一家唱片公司錄製和記譜甘美朗(Gamelan)音樂,而其家族企業在歐陸又重新開始組織的投資也提供些許股利。但即便如此,徐畢思在村民的印象中仍就是位「欠債者」,但他總是能久久一次還清之前積欠的債務。從一位外來者成為了地頭蛇,1930年代的徐畢思活躍地擔任「地陪」的角色,從協助柏林唱片公司赴日惹錄音、協助德國導演拍攝峇里島舞蹈、協助澳洲科學家採集及描繪峇里島的海洋生物及昆蟲、到提供美國作家第一手的文化研究資料。徐畢思或許不是位聞名於世的畫家,但他確實是當時代的「峇里島通」:所有人都知道你要在峇里島做點事情時,是非找他不可的。但事實上,徐畢思也對當地藝術社群造成極深的影響,他於1937年時,在島嶼東部山區卡朗阿森(Karangasem)打造他稱呼其為「山之茅屋」(Mountain’s Hut)的工作室,並在當地成立了皮塔瑪哈畫會(Pita Maha Group)。該組織在徐畢思的影響下,結合多位當地藝術家的參與,成為了印尼戰前最重要的本土現代主義起源地之一。
徐畢思1937年拍攝的攝影作品。(© asia-pacific-photography.com)
但徐畢思無憂無慮,每天和峇里島美景及神話為伍的生活,即將抵達尾聲。1938年底,他先是因為同性戀罪名被逮捕,透過許多文化圈的有力西方人士到處遊說,他才在隔年9月被釋放。這次的自由身並未維持超過一年:彷彿家族的宿命輪迴,徐畢思逃離了歐洲、卻逃離不了擁有德國國籍的詛咒。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於1940年5月入侵並佔領荷蘭,身處荷蘭殖民地的徐畢斯再次成為了「敵僑」。1942年1月,徐畢思和包括德籍醫護人員、德籍猶太人及荷蘭籍納粹黨員在內的410名戰俘一起登上了衛生條件不佳的貨輪凡.因霍夫號(KPM van Imhoff)。該船隻在運送戰俘前往英屬印度的旅途中被日軍擊沉,徐畢思命喪大海。徐畢思若能撐到2月日軍入侵,或許能逃過此次死劫,但也許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的確永遠不用再回到歐洲了。
戰後的印尼共和國成立後,出於仇荷的意識形態,徐畢思雖然在其生命最後幾年飽受荷蘭殖民政府不堪的對待,但他同時身為歐裔及可能是雙性戀者的身分,讓他難以在印尼藝術史中有立足之地。另外,從1942年日佔時期開始,印尼的現代主義藝術以日本佔領政府培育系統的雅加達為主,獨立後亦受到中爪哇的影響。而峇里島一方面當地藝術形式較為注重傳統,另外一方面其現代主義創作(不論是繪畫、舞蹈、還是影像)又受到太多「歐美人士」的影響,自然在戰後民族主義及左派反覆鬥爭的結構中被邊緣化。而包括徐畢思在內的歐裔藝術家,若是回到歐洲的脈絡中,則又少有人認識知悉,他們自然也無法被寫入西方藝術史之中。但筆者相信徐畢思本人應當不會太在意;而有機會去峇里島渡假的朋友,也不妨趁機循著他的足跡來深入感受該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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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畢思在烏布的住宅,現已被改裝成可供旅客住宿的精品飯店。(© Hotel Tjampuhan)
筆者於上期專欄提及後印象派畫家保羅.高更(Paul Gauguin)如何在法國殖民地建立其對異國風景的想像。在上期論述中亦曾提及雖然高更於藝術史上所受之尊崇是無可匹敵的,但晚他一至兩個世代以上、循類似路徑前往熱帶異國長居的歐洲藝術家,可能就無法享受到同等的待遇,甚而遭受被藝術史所遺忘的命運。華特.徐畢思(Walter Spies)便是一位重要的例證。
徐畢思和他的寵物。(© michaelschindhelm.com)
徐畢思作為一位「Outsider」,在東南亞雖以旅居峇里島而聞名,但他卻是在冰天雪地的俄國渡過他的童年。徐畢思雖然出生自俄國,但實際上是位擁有德國國籍的海外德裔,這個身世無形的帶領他離開歐陸、卻也在冥冥之中帶領他前往悲劇般的終點。徐畢思於1895年出生於莫斯科的富裕德商家庭,家中從小就有絕佳的環境,能親自接觸包括拉赫曼尼諾夫及史克里亞賓在內的一流音樂家。徐畢思雖然於15歲時被送至德勒斯登讀中學,但每年夏季長假,他都會回到俄國,和家人共享家族在內克旅多佛(Неклюдово)俄式度假屋的盛夏田園風光。然而身為「德國人」的身分,對這戶旅俄三代的德商而言,卻像是家族的詛咒一般。隨著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富裕、充滿藝術及田園風光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
德國對俄國的宣戰,意味著徐畢思一家成為「敵僑」。父親里昂.徐畢思(Léon Spies)在1914年戰爭爆發時,隨即被送往位於沃洛格達(Wologda)的戰俘營。里昂.徐畢思因為曾擔任過德國的外交公職,而在被俘期間經常被威脅要將其視為間諜來處決。母親為了表現家族對俄國的親善,將莫斯科祖宅的大部分空間挪為軍醫院來使用,家族在鄉下的度假屋也被仇德人士焚毀。原本因假期回鄉的徐畢思也因為戰事而被困在莫斯科,無法回到學校。在他20歲時,徐畢思終於也被俄軍逮捕。他被遣送到烏拉山區的偏僻小鎮斯捷爾利塔馬克(Стерлитамак)進行戰俘居留,但徐畢思反而是在烏拉山區戰俘生活中開始發展其對異文化的興趣。烏拉山區雖然生活艱困,但徐畢思每日享受在傳統市場探索的樂趣,因為地緣之便,他逐步的開始接觸吉普賽、巴什基爾(Bashkirs)、韃靼及吉爾吉斯文化。
《溜冰者》(Die Schilittschuhläufer),畫布油畫,82.5×70.5cm,1920年代。(© sothebys.com)
戰爭結束時,徐畢思一家成功逃離俄國,重新在德國落地生根。父親的事業雖然熬過了德俄戰爭,卻敵不過俄國大革命:徐畢思家族在俄國的工廠及資產全部付之一炬,父親也在戰後成為了廢人。徐畢思雖然知道家裡已無法再全力支助他的往後生涯,但他仍然毅然決然投入了藝術事業。徐畢思實際上在戰後初期熟識柏林藝文圈的許多重要人士,興趣廣泛的他除了繪畫創作外,也常參與音樂、劇場及電影製作。然而德國對於他來說卻有如牢籠一般:在徐畢思前往荷屬東印度(Dutch East Indies)之前,他的畫作清一色皆是在描寫對俄國的思念:烏拉山農村的祭儀、森林和嚴冬的大地。徐畢思似乎只要一有機會就設法去旅行,除了曾和朋友駕駛跑車環遊南德鄉村外,亦曾和導演穆瑙(F. W. Murnau)一同前往中東拍攝電影。徐畢思曾寫道:
 
「一旦你曾離開過德國,你便會明白住在那是多糟糕的事。如此糟糕的國家、居住著如此陰森的人們、如此乾枯且了無情感,你究竟要如何讓自己身處於其中…所有(對巴什基爾人而言)簡單且不須言說之事,在此都被擠成了理論及規則…若要在此購買歸屬感,我則必須要放棄構成我全部的存在,我必須要出賣自己。但我無法,我更寧願遠離這些人,並試著為自己找到新家。」
——1923年書信草稿
《慶典》(Sekaten),畫布油畫,37x60cm,1926。(© sothebys.com)
1923年,徐畢思下定決心要逃往夢想中的「新家」,而他的家人早就有預感他打算「叛逃」歐洲,一去不回。為了解決這問題,徐畢思和他朋友幾乎是用偷渡的方式前往爪哇。他先是喬裝因為大革命而失去身分證明的俄國水手,藉此成功登上前往巴達維亞的遠洋輪船。他雖然在船上因為不會做粗活被其他水手揭穿身分,但他總是可以透過高超的社交能力而平安度過難關。抵達巴達維亞後,徐畢思似乎也是採取「偷渡」的方式,透過當地掮客的協助,急忙搭上了火車就往東駛去。令人驚訝的是,同時具有音樂天分的徐畢思還真的在日惹(Yogyakarta)的蘇丹宮廷內覓得宮廷樂師的職位,他不但協助蘇但組織宮廷內的西樂隊,也趁著長達三年的服務期間,親身接觸和學習爪哇的宮廷音樂、神話及其他傳統。徐畢思可以說是在爪哇的第一趟火車之旅上,就已經拋棄了陰森的德國、並遺忘了俄國的凍土,迎接他的是座全新的世界:
 
「一小時又一小時,穿越像是德國、卻更簡陋的農業區。但當我醒來時,實在令我吃驚!山在我右側、山又在左側,而它們都生成正如你所知的中國畫的形狀,伴隨著香蕉樹叢和椰子樹林,一切長的更多且更難以置信…」
——1923,致亨利希.豪捨(Heinrich Hauser)書信
《峇里島傳奇》(Balinesische Legende),畫布油畫,81.33x66cm,1929。(© christi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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