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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森信男專欄】幻之東京五輪、萬博,與會場之外的騷亂

【高森信男專欄】幻之東京五輪、萬博,與會場之外的騷亂

【Column by Nobuo Takamori】The Elusive Tokyo Olympics, World Expo, and Commotions Outside
回顧歷史,2020年東京奧運並非是東京首次遭遇各種阻饒的奧運。提起在東京舉辦的奧運,多數人都會琅琅上口地提起1964年的東京奧運,卻往往會忘記1940年曾計畫於東京舉辦的夏季奧運會。

在全球疫情肆虐的影響之下,原定於2020年舉辦的夏季奧運會被迫延期至今年舉辦。時隔一年,在全球疫情尚未被妥善控制的情境下,東京奧運仍舊要在日本民眾的質疑聲浪中於七月底開幕。根據IOC國際奧委會的條款,主辦城市無權自行決定是否取消奧運。雖然IOC的條款被部分日本網民形容為現代「黑船事件」,但來自全球贊助商及運動家的壓力,卻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硬著頭皮推動東京五輪的開催。

1940年東京奧運海報。(© 探検コム

回顧歷史,2020年東京奧運並非是東京首次遭遇各種阻饒的奧運。提起在東京舉辦的奧運,多數人都會琅琅上口地提起1964年的東京奧運,卻往往會忘記1940年曾計畫於東京舉辦的夏季奧運會。1936年,隨著柏林夏季奧運會的成功舉辦,第三帝國成功透過奧運作為其大外宣的軟實力展示場,其國勢正如日中天。而當時的東京便是在此氣氛之下接手1940年的夏季奧運會,成為現代奧運開辦以來,首次由非歐美城市爭取到主辦權。

東京民眾熱烈的期盼1940東京夏季奧運的到來。(© 探検コム

回顧現代奧運史,對於真正的強國而言,奧運的舉辦僅是某種國際禮儀下的儀式外,更重視的可能是城市地域的發展和民眾的觀感。但對於想要擠身強國之林的「準強國」而言,奧運並非僅是重要的運動賽事,更是押上一國命運及形象的豪賭。1936年柏林奧運、1964年東京奧運、1968年墨城奧運、1988年首爾奧運、2008年北京奧運及2016年里約奧運等,皆是如此。也因此,對於1940年夏季奧運會主辦國日本而言,奧運自然是彰顯當時日本國力的重要舞台。

1940年奧運主場區神宮外苑案圖說。(© 光文社

然而1940年東京奧運的籌備過程,於其內部便遭遇許多阻力,光是場地的選址糾紛就已顯現了戰前日本官僚機構的門閥主義。原定要建於明治神宮外苑的主運動場區,預計將建於1924年的「外苑競技場」進行翻修。但當時由文部省組成的調查團卻反對該案,認為奧運主場館建設於此會破壞外苑的優美環境且腹地無法合理容納觀賞奧運的龐大人流。諷刺的是,1940年東京奧運卻反而打臉80年後的2020年東京奧運,今年七月即將使用的主場館便是選擇於當初外苑競技場的腹地上重建。

在外苑主場館建設方案遭到質疑後,還有採用代代木練兵場的備案。1964年東京奧運主場館基地所在的代代木,在當時仍是帝國陸軍用地,且毫無意外的亦遭到陸軍的反對。於是1940年東京奧運若能順利舉辦,主競技場、游泳池及提供男性選手使用的奧運村,會設立於距離都心10公里,位於今日世田谷區的駒澤(Komazawa)。然而隨著中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多國對於軸心國舉辦奧運活動的抵制政策,加上戰爭爆發後建材資源的缺乏,不僅1940年東京奧運最後慘遭取消,原定的奧運建設計畫最終亦只完成了位於琦玉縣戶田的競舟場。(該競舟場後來有在1964年東京奧運中使用。)

最後決定建設於駒澤的奧運村。(© 探検コム

然而相比於1964年東京奧運藝術、設計圈菁英盡出的情境,1940年的「幻之五輪」實際上在建築及海報設計風格上卻有點乏善可陳,雖然各場館設計反映當時正要起步的現代主義混凝土建築,但造型上比起帝冠式建築,走上更為無趣的安全牌路線。相反的,當時預計同年於東京、橫濱兩地同時開催的「萬國博覽會」,則是較為吸睛。除了透過公開徵件最終候選的海報設計,其視覺張力不輸戰後的奧運及萬博外,更引人注目的是當時原預計將萬博打造為「海上萬博」。

 1940年東京.橫濱萬博海報。(©  探検コム

原定的1940年東京.橫濱萬博的東京場地,是設立於今日晴海、豊洲一帶的「4號、5號地」海埔新生地之上。考量海埔新生地於當時仍是嶄新的技術實踐,原定的東京萬博確實精準的反應某種「未來性」,且回應了東京作為國際工業化都會的可能性。當然,這些想望也隨著日本陷入地獄般的戰事而被一起埋葬。我們可以說,1964年的東京奧運與1970年的大阪萬博,正是對於1940年未竟之業的某種補遺。

1940年東京萬博從海上觀看會場的預想情境。(© 探検コム

1964年東京奧運被視為日本戰後復興的象徵,也正是當時的成功促使今日日本政府全力推動2020年東京奧運,並試圖將其視為終結日本漫長後泡沫經濟時期的某種意義。1964年的東京奧運及1970年的大阪萬博都伴隨著大量的建設,並藉此讓許多日本重要創作者躍上國際舞台。首都高速道路和新幹線的啟用幾乎是伴隨著東京奧運的舉辦,當時的奧運亦藉機培養出一批神級的設計團隊:包括了設計代代木競技場的丹下健三(Kenzo Tange)和、設計海報的龜倉雄策(Yusaku Kamekura),設計聖火火炬則是由柳宗理(Sori Yanagi)。1970年的大阪萬博則是給予了藝術家岡本太郎(Taro Okamoto)最好的舞台。

 1940年東京萬博會場想像圖。(© 探検コム

有趣的是,從丹下健三的代代木競技場,一直到岡本太郎對於繩紋文化的熱愛,都可以看到某種戰前日本文化塑造的遺緒。原定於1940年東京萬博會場中新建的主展館被稱為「肇國記念館」:「肇國」即為「建國」之意,時值皇紀2600年,為了將日本的國體推回神武天皇即位之時,當時的大型紀念建築都流行某種回歸至古代日本形式的「古風」。丹下健三1942年設計的「大東亞建設記念造營計畫」,以及1943年設計,預計建設於曼谷的「在盤古日本文化會館」(當時的泰國仍是軸心國成員)都呈現出濃厚的日本古代建築符號。這套對於符號形式的運用,被丹下於1964年的競技場案中被巧妙地轉化。

1940年東京萬博肇國記念館設計案。(© 探検コム

1964年東京奧運及1970年大阪萬博在台灣的設計史教育中,往往被視為英雄般的存在。也因此,在台灣的引介中常忽略掉當時獨立藝術創作者對於這兩項重要活動的藝術反撲。近期於關渡美術館舉辦的「挑釁世界:對中心主義的反抗」,多少補足了台灣對於日本1960年代另一個側面的認識。

大活動必然會需要大建設,而大建設自然會觸動許多敏感的議題。2008年北京奧運、2010年南非世足賽及2016年里約奧運所遭遇到的所有爭議:過度拆遷、都市市容整頓所造成的驅貧現象,以及排擠其他正常公共支出的預算運用,都曾在1960年代的日本發生過。但也許是當時國際媒體尚未如此發達,加上報導角度的差異,因此透過設計史、都市史的教科書,我們只能看到報喜不報憂的英雄史詩。所幸,當時一批獨立創作者的作品,為我們保留了一些不同的觀看角度。

1960年代的日本不僅是重回國際舞台的日本,亦是社會激動不安的日本。1968年,源於西歐的反越戰學運運動傳播到了日本,引發了日本的「全共鬪」運動及「東大事件」。不少在68學運風潮中以藝術參與學運的團體,在1964年的奧運期間便有了些許的游擊行動。譬如當時日本著名的前衛團體「ハイレッド・センター」(Hi-Red Center)便在東奧開幕前夕,於銀座街頭發起「首都圏清掃整理促進運動」。藝術家們刻意身著白衣,在銀座街頭細細地擦拭人行道的每個角落,藉此諷刺日本為了促進「國際形象」而發起的各種荒謬行徑。

藝術家們對於政府「大建設」的不滿,在1968年「全共鬪」爆發之後,便將矛頭指向了1970年代的大阪萬博。由前衛團體「ゼロ次元」(Zero Jigen)為核心,集結其他多個藝術團體,組成了「萬博破壞共鬪派」。他們於1969年6月在京都大學講堂的騎樓上,以反萬博為名進行全裸示威。「ゼロ次元」成員在這次的示威運動之後被逮捕,原定要在大阪萬博會場進行的「全裸突擊」計畫並未施行。(詳細內容可詳見策展人黑田雷兒的論著)

反萬博分子在「肉搏派」失敗之後,並未完全銷聲匿跡,各類前衛雜誌及創作者則使用媒體作為介面,持續對大阪萬博表達不滿。譬如戰後便活躍於日本商業設計界的木村恒久( Tsunehisa Kimura),其於日本設計史上的重要性並不亞於上述的「奧運天團」,但他在1970年所創作的蒙太奇作品《勇者の小言》則勇敢地於畫面中「爆破」岡本太郎著名的《太陽塔》。2011年,日本前衛團體「Chim↑Pom」在岡本太郎位於澀谷車站的大型壁畫作品《明日の神話》的一角,因擅自貼上了福島核電廠事件的圖像而成為了社會事件,該事件亦可視為日本1960年代前衛運動少數於當代依舊可見的迴響。

回歸台灣本土的脈絡,在設計教育的現場,除了討論1970年代大阪萬博作為「中華民國館」的最後亮相,在貝聿銘(I. M. Pei)的場館設計、楊英風《鳳凰來儀》、蔣總統賢伉儷肖像及小綠綠儀隊表演之外,我們似乎隔絕掉了會場之外的時代騷亂。而1964年的東京奧運也是以一種無法被反駁地眾神姿態,成為開發中國家躍升國際的標準教案。在迎來2020(2021?)年東京奧運的同時,我們也遺漏掉了1940年曾經可能的東京奧運。如果因為戰爭晚了幾年才爆發,1940年東京奧運及萬博順利舉辦,那今日台灣的知識界、體育界、建築界及藝術界又可能會呈現出怎樣不同的面貌?

高森信男( 51篇 )

策展人、「奧賽德工廠」廠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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