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觀眾之名:從近年台新藝術獎談起
當參與式劇場與沉浸式劇場,乃至應用劇場、社會參與型藝術近年大行其道,於焉形構「觀眾主體」的趨向下,促使我們重新討論「觀眾」,抑或「劇場的民眾性」,遂行「斷裂的銜接」的契機。當我們不再把民眾劇場當成已經過去的一個反美學類型、甚至是一個已然式微的意識型態(如同今天不少人認為的那樣),而是當作一組劇場與民眾的「政治—美學觀念」,這些想像、調度觀眾的作品,其實都提供了在斷裂中銜接80年代民眾劇場,甚至小劇場的思想資源及美學革新的想像,那未竟之業同時也是美學潛能之所在。
當參與式劇場與沉浸式劇場,乃至應用劇場、社會參與型藝術近年大行其道,於焉形構「觀眾主體」的趨向下,促使我們重新討論「觀眾」,抑或「劇場的民眾性」,遂行「斷裂的銜接」的契機。當我們不再把民眾劇場當成已經過去的一個反美學類型、甚至是一個已然式微的意識型態(如同今天不少人認為的那樣),而是當作一組劇場與民眾的「政治—美學觀念」,這些想像、調度觀眾的作品,其實都提供了在斷裂中銜接80年代民眾劇場,甚至小劇場的思想資源及美學革新的想像,那未竟之業同時也是美學潛能之所在。
法國哲學家貝拿爾.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2020年8月6日辭世。作為與其有過數面之緣,其哲學的研究者,謹以此文了表對這位偉大思想家的悼念。近十年,我曾與斯蒂格勒教授在不同場合有過數次會面之緣。這四次的會面,斯蒂格勒教授給我的印象是極為親切、溫暖、務實,而睿智的。於此同時,斯蒂格勒對我來說也是一位極為入世,或用現在的話來說,極為「貼地」的思想家。
隨著疫情趨緩,歐洲各國已自五月起逐步「解封」,各大藝文場館也陸續恢復開放。疫情尚未完全解除前,戴口罩、1.5公尺安全距離、線上預約、限定人數、規定觀展動線,成了博物館得以重新接待觀眾的必要條件。相較於美國,歐洲、尤其是提出「文化例外」(exception culturelle)概念的法國,大量仰賴國家經費補助—儘管逐年縮減—的公立博物館模式,似乎在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公共衛生危機,史無前例的關閉所帶來的嚴峻財務挑戰時,似乎顯得不那麼慌亂,多能持續維持運作。
班雅明提出的靈光-本真,相對藝術而言無非是作品、真跡,而收藏真跡正是所有美術館的職責所在。收藏爾後研究、才有展示、才有推廣,收藏先於一切,它是美術館的核心、初衷與座標。另外,陳宏星更進一步提出,靈光真正的關鍵定義是某一主體,可能是你、是我或任何一位觀者:「在某特定時間與空間裡跟某景或某物之接觸」。言及至此,或許您應該已經意識到這話中之意與美術館間存在的關係。
美國「黑人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持續,在文化層面,連帶歐洲殖民歷史人物雕像公開展示的(不)正當性,同樣是近日公共辯論的重點議題。對此,本屆雪梨雙年展參展藝術家賈蘭因(Nicholas Galanin)的作品《地上影子》(Shadow On The Land),也適時以互為文本(intertextuality)作為手段,向殖民者公共雕像的(不)正當性提出質詢。
就像提出新政的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在1933年所說:「這個國家需要的,除非我搞錯了它的脾氣,它要求的是大膽且持久的實驗。選擇一個方法然後嘗試,這是常識。如果失敗,坦然地承認再去嘗試。但最重要的是,要去嘗試。」
部對於藝術界至關重要的法令,已將近30年沒有作結構上的修正,再回顧這30年來藝文界和世界潮流的變化,它逐漸像是一團沒有生命力、連帶失去時代意義的槁木死灰。遲來的文獎條例修法案,也更攸關此時此刻的我們如何思考面對未來的「藝情」將隨著制度走向哪去。
英國藝術家馬克.奎安於15日在布里斯托的原高士敦雕像的基座上重新安放一座以非裔女性抗議者為模特兒的雕像「湧動的力量」呼應BLM運動。英美等國的政府與社會又要如何回應這些呼聲,對藝術社群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值得我們繼續關注。
藉由這次實踐再次叩問了非營利空間除了尋求補助,是否還有能量能尋覓自身新的財源經濟方案的可能。立方投入嘗試非營利空間的募款機制,也是企圖在一直未能於臺灣成氣候的藝文空間募款氛圍中,再次拉出新的案例與戰線。
5 月初,漢雅軒宣布在香港中環畢打行的租約期滿後,展場將搬回葵涌的漢雅立方(HANART SQUARE)。但漢雅立方原本不是畫廊倉庫嗎?葵涌不是工業區嗎? 為什麼是葵涌?葵涌是個怎麼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