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與日治台灣藝術家的社會直面:張義雄的BL之戀、顏水龍的商業設計與洪瑞麟的礦工畫
談起台灣日治時期的藝術創作,在面對當時社會劇烈改變的一個世代,我們也試著用不一樣的途徑,在個人藝術風格的純粹分析之外,以三位生於日治時期前輩藝術家的現代性社會生活經驗切入,可能帶有的影響與給予當代文化的啟示。藝術家張義雄年少時期在嘉義中學與日本同學的青澀之戀與當代BL文化的比對、顏水龍作為台灣設計與民藝的重要先行者、以及洪瑞麟在當時資本主義的體制之下,對礦工生活的細膩描繪。
談起台灣日治時期的藝術創作,在面對當時社會劇烈改變的一個世代,我們也試著用不一樣的途徑,在個人藝術風格的純粹分析之外,以三位生於日治時期前輩藝術家的現代性社會生活經驗切入,可能帶有的影響與給予當代文化的啟示。藝術家張義雄年少時期在嘉義中學與日本同學的青澀之戀與當代BL文化的比對、顏水龍作為台灣設計與民藝的重要先行者、以及洪瑞麟在當時資本主義的體制之下,對礦工生活的細膩描繪。
乾隆皇帝除了以武功征戰邊疆擴張帝國的版圖,內廷前所未見的大規模文物編目活動,亦是其欲達成的文化成就。通觀乾隆朝,從內廷文物的整理至典藏體系的建立,可說是乾隆皇帝創造自我政治修辭的重要途徑。顯然乾隆的收藏思維與皇帝身分密不可分。本文將以此為視野,介紹乾隆初期如何自文物整理的過程,逐步思考物質與皇權再現的關聯。
1951年王禔刻蘇軾詩句「我是識字耕田夫」,似對一生作了總結。此時王禔無論白文、朱文,各種表現形式的風格已然定型,在篆刻印壇上也趨於引領風騷地位。
對修復師來說,古今文物的特性相當類似,修復不只是存在幾百年前的古物,現代藝術品也同樣有作品的生命歷程。如何維持穩定的文物生命週期和樣貌,是古代到現代共同維護的價值。
清代漆器無論製作規模還是奢華程度,都遠遠超過了前朝。由於各種技法都已趨於成熟,所以大件漆器的數量增多,如瀋陽故宮的大政殿、崇政殿、迪光殿等殿內原狀展出的屏風、寶座,就是清宮出品的大型漆器。
「揚州八怪」主要受明末清初徐渭、石濤、八大等個性派畫家的影響,多主張無法而法,強調自立門戶、表達自我。在繪畫題材上,則多取自現實生活和雅俗共賞的內容,運用個人化的筆墨技法,賦予書畫活潑的生趣與新意。
一位編輯的臺灣藝術小史
第一次見到73歲的黃慧明外科醫師,是在他府前路的診所,知曉他不僅醫術高明,行醫之外,全心專注畫畫。同時,與許武勇醫師、陳一鶴醫師皆為1920年出生,是活躍於1952年成立的「南美會」的代表型(醫師)人物,且,他們三人都是成立第二年入會並參展。
《職貢圖》為清宮在乾隆年間製作之大型民族圖誌,其主要特徵為以一男一女標示一文化體的新形式,且西洋成分比重提高,涉及清宮與他國關係、殖民區域統治與帝國形象建構等議題。對比服裝史資料、《職貢圖》中所表現的西洋服裝後,發現《職貢圖》與當時代真實服裝存在差異,有許多形式化的部分,本文將以西洋男性與女性服裝為例,討論清宮對於西洋的認知。
從「東亞文化圈中的臺灣美術」、「庶民文化觀點的臺灣藝術史」、「職人觀點的臺灣藝術史」、「臺灣原住民聚落生活與建築文化中建構的東南亞網絡」、「美術館與地域文化」五大主題切入,研討會中重新探討與詮釋臺灣藝術史研究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