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我的眼．藝術不在家】散步去嗎？一首具體存在而又虛幻的詩：哥倫比亞記行（下）

Usme位於首都波哥大南方，舉目所見都是丘陵，你可以直接搭公車，兩輛藍色的巴士天天載送居民入山或進城，從首都的老城出發，過了市立少年監獄後路面就開始不斷往上傾斜，汽車在盤山的公路和彎道上爬行，建築愈來愈稀疏，我雙手環抱著背包，不小心做了幾個黑糊糊的夢。

下車後，我已準備好順應那些我認為值得順應的奇遇。它是一個蓋在斜坡上的村莊，座落在這無數起伏的山巒中大大小小村落的其一，這裡所有的村莊幾乎都具有一些共同特徵：淡褐色的石子路，時不時地揚起沙塵；簡陋的水泥屋，左鄰右舍像是事先說好一樣將房子漆上了不同的顏色，二樓則是財富的象徵；挖到一半的路面，留下了連村民們都無人知曉何時可以修好的坑洞，再往上一點，有些村莊還看得到背著貨物的騾子。氣溫隨著坡度的攀升而下降，萬物將自身的軀體緊緊地摟在懷裡，連傾頹的牆垣也閃耀著別緻的稜線，我聞到了麵包香，偶爾還參雜著從各種競相生長的綠野中飄來的不知什麼果子的香氣。這時已經近傍晚，我站在路沿，下面是一片黃土斷崖，從山上可居高臨下地見到波哥大全部的華美與貧困。

後來我才知道， 道地的Bogotano（註1）對Usme的評價不出貧窮與犯罪。它是哥倫比亞中心地帶最早有原住民落腳的區域，而在波哥大現代化的過程中成為主要的農產品供應地，石礦的開採一度興起，那些採石場如今都已成了廢墟。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Usme就再也沒有脫離過「底層」的標籤。但他們還不算是最困苦的人，我在往加勒比海岸的路途中，目睹了生存在如同末世荒景中的人們；那時北部每天都會下一場大雨，整個村莊浸泡在巨大的水窪之中，有戶人家坐在門外用餐，螢光燐燐的塑膠垃圾像災後泛起的魚屍擠滿了他們的腳邊；三根樹枝僵展著光禿的軀幹倒栽在那些泥塘裡，交叉的頂端挨著一只塑膠星星，那是聖誕樹。

抵達的當晚，Kenshin領著我還有他兩個剛放學的姪兒卡蜜（Cami）和丹尼爾（Daniel）到一家雜貨店，老闆從鐵柵欄（註2）內遞出四罐已經打開的AGUILA（哥倫比亞的國產啤酒），我們就坐在路邊慶祝。Kenshin是我在卡利市認識的拼貼藝術家，他的弟弟從事噴漆藝術，有一幫經常合作的夥伴，在村莊的小學外牆、雜貨店都可以看到他們作品的蹤跡。年輕人穿著色彩鮮豔的廉價夾克，鑲著亮晶晶水鑽的球鞋，高地過於猛烈的陽光結合著可以把手指凍僵的風，他們都習慣了在斜斜的山坡路間穿梭，雙手插入口袋，脖子縮進衣領中，帶著跳躍的小碎步越過一個個坑洞，去上學、工作、買菜、串門子。夜晚時很少人會在外頭逗留，街道上黑漆漆的，有些窗戶裡還亮著燈，和老城區不同，老城區的街角晦暗、乾燥，這裡的街角有種深邃的黑，看不見底的黑。

我在一起傷亡事件後的幾天抵達。兩天前，有居民在路上被刀刺死，他們在吃飯時不斷地談論這件事，一再地叮嚀著天黑時絕不要單獨在路上行走，更不要走入別的村落，也談到兩個月前在波哥大市區發生的街區暴動，因為市長決定徹底夷平一處聲名狼籍的社區，準備投資更有價值的建物，居民們以汽油彈反擊，火光維持了數天。幾週前我在城區已經聽聞這個消息，城市的縉紳化已經開始向東南地區延展，多數勞工階級愈來愈往舊的製造業中心聚集，這個社區因為犯罪滋生，在其他市民眼中早已喪失其存在的正當性，剷平被認為是應該。波哥大的經濟結構與文化計畫正出現新的斷裂和整合，地產經濟的興旺促使了人口的重新分配，一年一度的藝術博覽會ArtBo在這幾年的交易量成長速度很快，在南美向望著墨西哥的Zona Maco藝博會，我在城區拜訪的藝術家告訴我在這三年間，很多藝術空間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在幾碗哥倫比亞的傳統濃湯Ajiaco（註3）下肚後，整個人暖了起來。他們允許我煮熱水來洗澡，因為裝熱水器太貴了，村民們連水都很省著用，在寒冷的天氣裡洗冷水澡對他們來說早已是稀鬆平常之事。他們給我的客床添上八張被子，四張當墊舖，都是薄薄的毛毯。夜黑時山上傳來某種動物的叫聲，是那種悠悠長長的哀鳴。氣溫又下降了，我把被子緊緊的纏在身上，卻還是瑟瑟發抖。

那時我沒有想過是否來的及去看所有想看的地方，還沒有急切地希望眼睛能變成照相機，直截了當地把看到的東西都拍下來，不需彆扭地再拿起手機，對準那些已經失真的人物和風景，雖然眼睛通常會把所有看見的東西釘住，讓它變成活的整體中一個死的句子。我在內瓦多．德．魯伊斯火山（Nevado del Ruiz，註4）火山上已經看得夠多，也體驗的夠多了，口袋裡還有足夠的那印著西蒙．波利瓦（Simón Bolívar，註5）肖像的紙鈔，現在我只想像一株蘑菇一樣，把自己栽種在這戶人家裡面。

白天的時候我幫Kenshin的姊姊瑪莉安（Myriam）照顧兩個年幼的調皮蛋，就像Kenshin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離開了一樣，她們姐弟倆也是沒有父親的孩子。有時候我會陪Kenshin的母親入城，她不像葛蘿莉亞（Gloria）那般熱衷於把我展示給友人看，她只喜歡要我去看她眼裡所看到的一切東西。

某個下午，我和丹尼爾坐在餐桌前幾乎無所事事，隨性地幫Kenshin從他帶回來的舊雜誌堆裡剪取一些創作上可能會用到的圖案， 瑪莉安送上煮好的熱可可，我們就像嗜甜的孩童一樣不斷地把那深咖啡色熱呼呼的漿液往自己的嘴巴裡送，一杯接著一杯。忽然一聲巨響，每個人都停止了手邊的活，片刻的沉默後丹尼爾開始跟瑪莉安爭論起那聲音到底是槍響還是爆炸，隨著那一聲巨響後又傳來一陣悶悶的轟然，感覺事發地點是在很遠的地方。到了晚上，我們聽來一個說法，據傳是ELN（註 6）的殘餘黨員把一座電塔給炸了。幾天後我和卡蜜在斜坡上散步，遠遠地可以看見那座被攔腰折斷的電塔，但是不是ELN幹的好事我們都不得而知。

Kenshin高大壯碩的身體裡面住著一隻自卑的鳥，因為他的膚色。有時候我從他那又長又密的睫毛陰影後面看到了那隻鳥；有時候那隻鳥像難纏的鬼魂一樣，兩支銳利的腳爪緊緊的掐入他的背肉，導致他駝背。他的前任女友有時候會帶著他們的女兒來看他，這個女人後來嫁入一個有錢人的家庭。當那一對母女抵達，Kenshin的家人熱情地出門迎接，她們像是這一片黃土中的兩塊絲綢，要小心翼翼的搬運以免被碎石劃破。

一個禮拜後我搬進Kenshin的阿姨，葛蘿莉亞的家。葛蘿莉亞和她唯一的女兒生活在一起，卡蜜是她的孫子，在這個斜坡上有很多像這樣只有女人和小孩的三代家庭，父親去哪了？Kenshin給了我一個具體卻又不夠清晰的答案。

有一天我和他們一起翻著家庭相冊，卡蜜憤憤地說很討厭別人提到他長得像父親，覺得自己跟那男人一點關係也沒有。她母親兼了三份工作：警衛、保母、清潔婦，而葛蘿莉亞可以領到少許的救濟金，偶爾也能接到一些縫紉的活，但那些錢都少得可憐。相冊裡有幾張泛黃褪色的照片，是在家庭的節日派對上，一個臉蛋清秀的男孩摟著女孩在跳舞，那男孩與卡蜜簡直像同個模子印出來的，愛侶的身後有幾顆彩色氣球，襯著那女孩帶著些許靦腆又開懷的笑容，她是卡蜜的母親，她生下卡蜜時才16歲。貧窮壓著卡蜜的自尊，他可以隨意地進出市中心，想當然爾見識過財富的模樣。他喜歡畫畫，想要考藝術學校，回台灣前我把全部的顏料和畫筆都留給了他。

在葛蘿莉亞的家，我最常做的事情是跑腿去雜貨店買根香蕉或雞蛋，其他時間很常是窩在卡蜜的房間裡畫畫或是帶Maru去散步。我很喜歡這個漆成粉橘色的房間，陽光的映照下使它泛起一層薄薄的珠光，床上掛了一幅日本動漫畫風少女的海報，她的面容猶如一個美麗的幽靈至今仍烙印在我腦海中。窗戶旁邊種著一株大麻，鮮嫩又有點缺乏葉綠素的葉子隨著風輕輕搖動。在這個房間裡畫畫，有時候我會慕然的感覺到一陣輕鬆和幸福。

我和卡蜜結伴一起走向公車站， 他燃燒的眼睛掃視著石頭覆蓋的山坡。東邊是一座叫蒙塞拉特（Monserrate）的山，成群的飛鳥在一個定點上盤旋，卡蜜說那邊是波哥大最大的垃圾場，有時候臭味會飄過幾個山頭傳到村莊裡，那裡面還住著一群靠垃圾維生的人。我們約好要去那裡，卻沒有實現。在漫漫的車途上，我向他告白我的人生，起初像是展示自己用手機隨手拍下來的畫面，內容毫無邏輯順序，場景斷斷續續，接著這些話語逐漸地超過了我的意念開始自行結晶，消融了原來敘事的堅實感而變成了完全不相同的東西，在彼觸閃現著微光。告白結束後我們下了車往老城區的教堂走去，沿途經過了販賣棒棒糖的男人、向我們展示他肚子上刀傷的乞討之人、在地上畫畫的賣藝人，還有一個男人在腳前放了一個體重器，他手中舉的牌子上寫著：秤一次2,000比索。（註7）

聖誕節過後會變得更寒冷，葛蘿莉亞這樣警告我。她要我陪她去買布準備縫製節日的用品，其實是去跟幾個親戚拿他們用過後淘汰的布料，於是那些碎布像是葛蘿莉亞還未釐清過的思緒，堆滿了她狹窄的床鋪。最後它們會被適當地展開攤平，爬過縫紉機整齊劃一的雕刻線，成為飽含葛蘿莉亞氣味的作品。不只葛蘿莉亞，整個村莊都在為即將來臨的節日做準備，街道上、門戶前，頓時出現了許多紅配綠的裝飾物，有些房子甚至開始重新粉刷，小販們在十字路口兜售耶穌的肖像。

保守主義在哥倫比亞意味著一個特別的角色——天主教教會。1960、70年代在拉美盛行的解放神學，是天主教的社會倫理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結合的產物，倡導為被壓迫和被剝削的人們爭取物質和精神上的解放；而如今的新保守派則相信，以美國為範例和以天主教為根基的民主資本主義做法，才是迄今為止最符合福音社會含義的體制。不久前公投選舉剛過，反對和解方勝利，住在伊瓦格的藝術家沉痛的跟我說，這個國家正在被那些天主教的保守激進分子所侵吞。

過去與未來依據著當今的政治和理論立場，在權宜的時間座標中不斷地被縫合，又被斷裂，論述性地構成了人們理解歷史的條件；過去作為被殖民者的第三世界，其社會轉型所需的工程浩大，但那不是徒勞的，而是艱難的，是在世界語言和內部語言交織混合的推衍中，不斷生成滿足與挫折的過程；然而像哥倫比亞這樣，活在長期籠罩在衝突與暴力的社會關係中，人們的生活是否會產生一種真正人類學上的變化呢？小說家不訴諸理論，只報導夢境。

我和葛蘿莉亞發展出一種奇妙的感情，雖然語言不通，可是我們卻可以理解彼此想說的話。她左手按住布緣，另一隻以手指梳理著垂墜下來的流蘇，我坐在她分配給我的床上的一小塊空地，為她遞給我的綠色布料尋找可搭配的紅色。在我倆之間播下的沉默，向這個房間四面八方擴散著，形成了一個多孔的、柔順的密網，濾掉了一切可能的話題，這個沈默給我帶來愉快的觸覺，像那些又紅又綠的布料。

她要我用中文寫下她的名字。我找了一張紙，在中央填入偌大的「葛蘿莉亞」，頓時發現這四個字的筆畫，垂直與水平的線條組合特別勻稱，像是四個優美的建築，我忍不住開始從筆畫的尾端勾出向空白延展的藤蔓，有了藤蔓以後，忍不住又添上花朵，而有了花朵後又想再畫上一隻鳥。就這樣，我花了好幾天把葛蘿莉亞的中文名字畫成了一幅畫，送給了她。她說她幾乎辨識不出文字在那裡，但還是開心的掛在縫紉機上頭。

她跟我一樣非常喜歡北方原住民的手工藝品，那些布料的設計非常精緻，那種美感不是源自任何當今的美學座標，是從更深層次迸發出來的東西，沒有遭受累積了千百年來藝術自覺的浸染。這種料子是一種取自山上的藤蔓，經過浸泡和捶打後揉成的纖維，再以棒針織成，我去北方回來後帶著兩只這樣的布料做成的肩包去拜訪她。

如果沒有葛蘿莉亞，我將無法畫出那幅陰唇的花。

午後我和葛蘿莉亞帶著Maru一起去散步，Maru是卡蜜和女友共同飼養的狼犬，在葛蘿莉亞停在一棵藤蔓下摘取Curuba這種水果時，牠緊張的在旁邊嗚嗚地叫，因為我們已經走到另一個村莊，有許多狗兒盯著這隻膽小的大傢伙瞧。葛蘿莉亞撥開了Curuba讓我把它吸乾，柔軟多子的內裡長得有點像我最愛吃的Pitaya，味道卻是柳橙與梨子般差了千里遠。又過了一個村莊，葛蘿莉亞告別了我們先行折返，因為路愈來愈陡了。我領著Maru繼續前進，愈是往上，比藍天略顯溫熱的黃土大地漸漸的露出更多它被草叢遮蓋的皮膚，石頭也愈來愈巨大。一路上我忍不住覺得自己透過一些不知怎麼地居然還留存內心的回憶，走進了一個新的國度，這個國度不是哥倫比亞，也不是台灣，好像回溯到一個很遠很遠的地方，那個純真仍在盪漾的原點，我的皮膚感覺到風溫柔的愛撫而燃燒起來，大腦在燃燒，心也在燃燒，有種快感籠罩了我，我像是重新執起了生命線般悸動著。

註1　Bogotano意味著來自波哥大的人。
註2　在哥倫比亞因治安欠佳，許多雜貨店即使在營業中依然將門口的鐵柵欄拉下，有時候是設在進門後的櫃檯前，由老闆遞出貨品，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註3　Ajiaco是一種在哥倫比亞、古巴、秘魯常見的湯，主要食材是馬鈴薯、玉米、雞肉和名為瓜斯卡（guasca）的香料。
註4　內瓦多．德．魯伊斯火山（Nevado del Ruiz）是位於哥倫比亞西南部，海拔5,321公尺，曾於1985年爆發，導致將近23,000人喪生。
註5　西蒙・波利瓦（Simón Bolívar）是拉丁美洲著名的革命者，在19世紀初的南美洲獨立戰爭中，將委內瑞拉和新格拉納達等六個拉丁美洲國家從西班牙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獲得獨立，名為「哥倫比亞共和國」。不過由於原本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的領導人因對憲法的意見不同，發生分歧而導致內戰，英、法和美國趁隙干預，導致1830年委內瑞拉和厄瓜多首先脫離該共和國獨立建國，剩下的領土才變為今日的「哥倫比亞共和國」。後來為了區分兩者，遂將首先獨立者稱「大哥倫比亞共和國」。
註6　ELN：民族解放軍（西班牙語：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縮寫為ELN）是哥倫比亞的一支左翼反政府武裝游擊隊，該組織一直是僅次於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人民軍（FARC）的哥倫比亞第二大反政府武裝勢力。
註7　比索（COP）哥倫比亞的錢幣單位，台幣對比索匯率比為1比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