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窗的影像作品《經濟特區》截圖。（長征計劃提供）
1978年厲以寧在《社會科學戰線》雜誌的第4期發表了〈技術教育和資本主義工業化——西歐和美國技術力量形成問題研究〉一文，文章通過系統的旁徵博引，勾勒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技術力量自18世紀以來如何從英國蔓延至整個歐美。在文章的結尾處，以當時的社會背景看來像是例行公事的正確性口吻寫道：「我們有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歷史上，英國用了200多年的時間才建立今天這樣一支適應現代生產條件的技術力量，美國和德國從產業革命開始算起，也都大體上用了150年的時間。這是漫長的過程。我們堅信，我國將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一支宏大的，優秀的技術隊伍。」40年後的今天重讀，這段論述變成了諾查丹瑪斯（Nostradamus）式的大預言，在「改革開放」政策之下的40年來，中國社會以加速度駛入一條快車道，迅速發展成一個似乎可以左右世界的悍然強國。
何銳安的影像作品《亞洲不奇跡清單》，影像中展示了中國高鐵的穩定性測試，使用了一枚歐元，以其穩定狀態檢測列車的平穩性，實驗恰好構成了一個喻指：中國的高速狀態和歐洲的不穩定性。（長征計劃提供）
厲以寧的這篇文章傳遞出的資訊契合了未來幾十年的發展路線，並不只是說他做出了正確的預言。一方面他強調了「技術」的重要核心價值，另一方面明確了意識形態的前提，即「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這符合改革開放政策的基本結構：保持政治上的專制制度的同時，建立市場經濟並積極發展科學技術的路線，40年間這個政策逐步成形，演繹成為今天所謂的「中國模式」。當人們開始懷疑由西方單邊的「現代性」主導的全球化之時，「中國模式」看起來也可以變成一種可能的選項，至少可以在一些特定的限定下被嚴肅地討論。
山寨歌詞小組作品現場一景。（長征計劃提供）
剛剛結束的展覽專案「長征計劃：違章建築三——特區」（簡稱「特區」），可以被看作是這個時間節點的一個藝術領域的投射和回應。展覽的文本中第一時間強調了「違章建築」作為「隱喻」的邏輯位置。把這個詞套用在本文的論題裡：對比小政府為基礎的民主制度，相對應的集權政府控制國家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模式，在普世價值觀作為標準之下，「中國模式」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違章建築」。
顏磊的《第五元素》在「長征計：違章建築三——特區」的展覽現場一景。（長征計劃提供）
顏磊的《第五元素》在2003年的展覽「第五系統：後規劃時代的公共藝術」的現場一景。（長征計劃提供）
「特區」的指涉則更為具體，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政策和步驟之一，那時的口號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雖然這顯得不公平，但在集權的國度確實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恰好出生於于1978年的藝術家劉窗，在他27歲時走上深圳街頭收集打工者身上全部物品，展覽現場展示了這段行為的紀錄，這或許是展覽的點題之作。從某種角度來說，此刻作為作品的具體指向已經消褪，而13年前深圳街頭一張張茫然躊躇的年輕面孔，則成為了歷史的印跡，他們也許尚未意識到自己正是這個加速發展的歷史車輪的組成部分。
「特區」輪廓出了技術主導的高速發展，進而壓縮出的美學景觀。這種景觀的溯源可以視作這40年來中國發展的切片，展現了不同世代和國別的藝術家個體在中國以及亞洲發展和危機下的美學回應，策展團隊在「特區」的框架下引入了「加速主義」這個既令人興奮又顯得時髦的理論。但這裡沒有透露出價值判斷，長征計畫團隊曾在一篇訪談中說道不一定認同加速主義的意識形態，並「試著不以讚歎其（指改革開放）加速度的方式……思考改革開放生產出來的技術觀點是什麼。」
鄭源的《一段簡短的歷史——中國西北航空公司》在「長征計劃：違章建築三——特區」的展覽現場一景。（長征計劃提供）
在意識形態無法被繞開的情況下，技術自身不能被獨立判斷。技術的高速發展令人興奮，心馳神往，這也可以被視作是新一代中國青年與世界連接的通行證。但技術崇拜加上共產主義的集權意識形態則有可能滑向法西斯美學，變成「自由主義保守派」的對立面。所以面對技術崇拜，我們可以規劃出對它的正反兩種立場：認同或反對。
鄭源的《一段簡短的歷史——中國西北航空公司》的劇照，影片剖析了西北航空公司如何發展並走向倒閉。（長征計劃提供）
必須談論的一點是，外界（包括西方學界）普遍認為，也是中共宣傳口徑的官方論調：中國用了短短40年製造出了經濟和技術高速發展的奇跡，並將其歸納為制度優勢（當年厲以寧也可謂是一語中的）。這種觀點的荒謬之處在於將1978年前後中國社會割裂討論。1978年之前，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內幾乎未間斷的政治運動雖然對經濟和技術發展造成了斷崖式的打擊，但對於全社會的人文精神則是徹底的毀滅，即消滅了無數的反對聲音，也造就了大批麻木求生的底層勞工，某種程度上說1978年前的30年是為1978年之後40年所謂的高速發展掃清了倫理障礙，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開放政策經歷了30年的「前改革」狀態，沒有這30年的「肅反」，就沒有後40年的「速度」。關於改革開放的「技術崇拜」自身便是一種原罪。當1989年鄧小平命令坦克駛入長安街和1992年的南巡談話相聯在一起看的時候，這種原罪是進一步加深的。所以討論關於技術的正論和反論，我們必須考慮這個前提。這也就意味著所謂的「中國模式」作為一種技術和財富瘋狂增長的樣本被談論時，也有必要知道它只是「中國」的模式，不能快速被套用成別的國家的模式，除非你也可以製造一個類似於30年的政治壓制。
1979年深圳夏巴汽車裝配廠一景。（攝影／何煌友，圖片由「長征計劃：違章建築三——特區」的文獻資料提供）
約翰．傑勒德的影像裝置《河（四川）2018》在「長征計劃：違章建築三——特區」展覽現場一景。（長征計劃提供）
但另一方面，當談論中國模式發展的原罪時，反方也可以說資本主義罄竹難書的罪惡史。同時，殘酷血腥的政治鬥爭在第三世界國家並不鮮見，但他們並沒有被逆轉為一種高速的發展模式。所以這時話題就變得更為複雜了。
實際的情況是，這40年的爆發式發展時是真實地發生了。然後，它伴隨著各種倫理和價值觀爭議，衍生出了種種激烈的美學傾向和官能奇觀，在各種外部壓制的反作用力下製造出錯位和多維度的視覺圖像。
劉窗的影像作品《經濟特區》截圖。（長征計畫提供）
劉窗的影像作品《經濟特區》截圖。（長征計畫提供）
「特區」不帶預設判斷的立場澄明無蔽地展示了如此的景觀，也將現實作為問題攤在了桌面上。當唐納．川普（Donald Trump）制裁中興公司的搖擺不定的時刻，中國式的技術崇拜的也當然的遭遇了質疑，但也被認為可能是某種外力製造的技術奇點。關於技術在倫理內外的正反論之爭議，擱置在40年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圖景面前，這一定是一個長期的話題，雖然中國的政治環境不會允許它被公開討論。
劉窗的影像作品《經濟特區》截圖。（長征計畫提供）
劉窗的影像作品《經濟特區》截圖。（長征計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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