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歐日誌（下）：沉默多數

前情提要：〈脫歐日誌（上）：康河柔波鳥大便〉和〈脫歐日誌（中）：你好，裘德〉

畢業於藝術學院，身處於國籍混雜、龍蛇雜處的國際圈圈，我常常在懷疑、世界上是否存在著所謂的「沉默多數」？直到有天，沉默多數出現在你面前，賞了你一巴掌，告訴你誰是老大。

在2016年的那場脫歐公投只證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倫敦不過是這個島嶼上的另一座孤島，在那之外，是個冰冷陌生的政治現實。同時，這場脫歐惡夢不僅是政治事件，對我來說也具有個人意義：就在公投結果公布後不久，我發現自己持有的「歐盟經濟區配偶」簽證，將在脫歐當日成為廢紙。（註1）

就在公投前後，一個名字開始密集地進出政治舞台，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為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英國脫歐黨（Brexit Party）黨魁與歐洲國會議員。法拉奇像是英國版的柯賜海，自1970年代從政，一生參選無數，但總是屢戰屢敗；不同於一般的政治人物，法拉奇對固有想法有驚人執念，他一生鼓吹英國脫離歐盟，在40年漫長政治生涯被認為是政治瘋子與怪咖，飽受嘲弄與輕視，卻一舉推動了脫歐歷史進程。

同時，法拉奇又像是政治界的小哥，對老一輩選民有致命吸引力；在媒體鏡頭前的法拉奇，總是手拿啤酒杯與選民搏感情，他的英國性之根深蒂固，連在蘇格蘭被暴民追殺，第一個念頭就是跑進酒吧避難。（註2）法拉奇在脫歐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因為他勾起老選民對過去日子的懷舊記憶，對老一輩的英國人來說，1970年代標示了一重要歷史時間點，在那之前，英國尚未加入歐盟，還未外移的製造業與強大的工會、一定程度保障了穩定的就業與勞工權益；另外，僅管自戰後、開始有非洲與加勒比海移工定居英國（註3），1970年代的英國仍是個文化種族單一的社會。

就在公投前夕，法拉奇的廣告看版登上各媒體頭條；廣告只見迂迴漫長人龍，隊伍人群衣衫襤褸、均為中東棕色面孔，呼應著驚悚的標題：「失控點！」（Breaking Point!），此廣告引發了眾怒並慘遭各界撻伐，主流媒體指控法拉奇為種族主義者，撕裂社會製造族群矛盾，但也藉此爭議，脫歐運動達到了宣傳效果，並且點出英國大眾深藏的焦慮。

僅管歷任首相誓言力減移民數量，英國每年平均移入人口仍為25萬人（註4），在全國總人口中、移民佔一成五，總數900萬，而在首都倫敦、則近四成，總數300萬，而在一些城鎮如布拉德（Bradford），移民人口已超越原生居民。如此龐大的移民人口正在改變英國社會的樣貌，被喧賓奪主的壓迫感，加上種族偏見、仇外情緒，與恐怖主義的陰影，隱藏在社會中的深層焦慮在歐洲移民危機被放大與激化。

隨著敘利亞連年內戰，大量難民逃亡至鄰近國家如黎巴嫩與約旦，其中許多人更途經利比亞、土耳其，越過地中海抵達歐洲。2015年，德國首相安格拉．梅克爾（Angela Merkel）宣布接受百萬難民，引發了更大規模的移民潮，一艘艘難民船抵達希臘海岸，龐大隊伍行走在公路上、越過多個國界朝西歐挺進，隨之而來的，是歐洲各國的政治激化、伊斯蘭恐慌，與極右派的興起。法拉奇的廣告，針對的正是此危機所引發的社會矛盾。

實際上，英國難民數量明顯低於其餘西歐國家，抵達英國的難民僅25萬人，德國則為170萬、法國55萬，瑞典則約45萬難民。
 

就在公投結果公布、確定英國將脫離歐洲之後，電視上就出現卡麥隆辭職的演說，之後三年，這個國家又舉行了一次大選、換了兩個首相，從德蕾莎．梅伊（Theresa May）與現任首相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每個首相都腹背受敵，前方是立場強硬的歐盟，背後則是反對聲音不斷的敵對政黨，和頻頻叛變、臨陣倒戈的內閣成員。兩個首相都取得各自的脫歐草案，不論是哪種版本，都遭到國會的杯葛；同時，國會內又分裂成多股勢力，極右翼如英國獨立黨希望一刀兩斷、但將造成巨大經濟損失的硬脫歐（Hard Brexit），左翼如工黨（the Labour Party）則搖擺不定，從一開始留在歐洲關稅同盟（Custom Union）的軟脫歐（Soft Brexit），到改口主張再次公投（People’s Vote），兩個光譜之間，是如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與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s）則希望從根本上逆轉脫歐。

彼此無法妥協的政治主張導致國會的空轉，政府的行政權、國會的立法權、法院的司法權彼此牴觸，演變成爭權惡鬥的憲政危機；在這「後真實」的網路時代，真真假假的政治虛晃招數下，英國政壇正在進行一場不動刀槍卻腥風血雨的內戰。

2019年初脫歐前夕，我在工作室內準備著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個展，一邊焦慮得盯著新聞，看著協議草案在國會中一次次地被擊潰，心中也越來越冰冷凝結。眼看美術館開幕在即，自己的法律身分卻跟在國會長椅上如喪考妣的梅伊一樣迷惘，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離開這個國家，或是一旦離開，是否還能重返國門？

2019年5月，梅伊發表辭職演說，平時如機器人般不苟言笑的她，總讓我想到小時候班上功課很好卻被全班公幹的女班長。演說內容共6分鐘，從政治理想談到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最後再從脫歐延伸到民主價值，最後一句「本人為吾所愛的國家服務，將永遠地感激在心」語畢，多年的煎熬湧上心頭、爆出尖銳哭聲，梅伊迅速轉身，疾步離去，消失在唐寧街十號的木門之後。

看著梅伊身影，我的內心也跟著掉淚，讓我想哭的，卻是整個事件的荒謬。

就在一個月前，我終於拿到了等待已久的居留證（註5），回想起過去每日焦慮地刷即時新聞，查詢各歐盟條約、協議內容、國會章程，與影子內閣、後座議員、1922委員會、女王國會致詞等英國政治的古怪術語，嘗試在這片政治爛泥中參透出一絲絲邏輯。那張躺在桌上的卡片，不過是我為這個國家憂國憂民足足三年時間的微薄薪資。

脫歐，就像是一場完美的颶風，它從暗處襲來，吸附著一切、讓所有人事物在其中旋轉，撞個稀爛；它起自一場漫長的經濟危機，政府支出刪減造成福利制度與社會安全網之崩裂；公共住宅的減少引發住宅危機，讓商業力量主導都市的發展；物／地價上漲、勞動市場的彈性化，降低了實質薪資、常態化了低薪與無薪。最後，脫歐便誕生於這個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的兩極社會，庶民對統治階級的憎恨與不信任，掏空了民主的根基。

十年前，英國青年藝術家曾啟發了我來到這個國度，原因無他，只因為他們在這個滿是王親國戚、豪門權貴的地方完成了階級流動，一個世代的藝術家如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翠西．艾敏（Tracey Emin）、克里斯．奥菲利（Chris Ofili）均來自工人階級、單親家庭與移民背景，唯一讓他們踏入藝術世界的，是公平教育體制和良性藝術機制，而也藉由這些藝術家所產生的社會活力，才創造出1990年代以來蓬勃的藝術生態。但隨著環境的改變，這些機制在過去十年動搖，隨著文化預算縮減與教育私有化，未來的藝術場域將會是個越來越中產、價值越來越單一的扁平化世界。

這場脫歐大戲上演至今仍沒有收尾的跡象，在12月聖誕節前夕，陰雨綿綿的英國迎來另一場大選，取得壓倒性勝利的保守黨，不僅正式宣告了英國將踏出歐盟邊境，成為主權獨立的快樂孤島，也象徵了西方民主政治走上了一條新的不歸路：從此以後，不論是左翼還是右翼，中產或是工人階級，將面對的是場本土意識對抗全球化的囚徒之鬥。

從過去到現在的每一天，我仍緊盯著新聞節目，試圖在真真假假的政治語言和法律條文中理出劇情發展，腦中計畫著經濟崩盤、社會瓦解的那天、舉家逃亡的路線，身邊三歲兒子日漸字正腔圓的英語，才讓我驚覺到、這個我眼中永恆的異鄉，卻是他稱為「家」的島嶼，看著他彷彿要吸附一切的深褐色雙眼，我想像著數十年後的未來，對於下一個世代，這個島嶼將訴說什麼故事？而反觀現在的一切，究竟是惡夢一場，還是美好烏托邦的開端？還是，這是漫長疲憊人類歷史中的最後終局？

註1　其實，英國政府曾經承諾、原有的歐盟簽證在脫歐後仍可以使用。我的簽證問題來自於，現有簽證到期日正好在脫歐日之後數天，但因屆時歐盟法規已不具效力、故無法更新簽證，將面臨在英國無法律身分，無法工作、無法出入境的困境。
註2　2013年法拉奇在愛丁堡被示威者襲擊，由學生與行動分子組成的群眾、將他圍困在皇家里（Royal Mile）的酒吧，最後，由警方防暴警車護送下才脫身．另一次，法拉奇在新堡（Newcastle）遭奶昔攻擊。
註3　二戰後，英國政府鼓勵殖民地子民移居本地，以補充國內勞工不足，這些以非洲與加勒比海為主的移民應政府號召移居英國，史稱為「狂風世代」（Windrush Generation），名稱來自載運移民的軍船：帝國狂風號（HMT Empire Windrush）。
註4　在2016年脫歐公投前的頂峰，淨移入人口為每年33萬。
註5　2019年3月29日，（第一個）脫歐日前數天，英國政府發布新的簽證系統「定居身分」（Settlement Scheme），此系統為因應在英國為數300萬的歐洲人士，將這些人「就地合法」、給與法律身分。「定居身分」法律效力如同永久居留證或綠卡，發給在英國居住超過五年的歐盟公民與家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