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建築史觀點的修澤蘭作品再詮釋

性別角色、照顧倫理與建築設計

在女性主義對環境課題的討論上，最常被引用的理論範疇即為照顧的倫理，從修建築師的實踐歷程來看，大致可以從空間計畫書內容與空間規劃上，看到體貼使用者的設計思維，而花園新城大規模土地開發過程中的環境倫理，亦與女性主義生態環境觀點若合符節（Mies and Shiva,1993; Plumwood,1993）。

1. 體貼使用者的設計思維

在修建築師許多作品的設計規劃概念與細節中，處處可以看到細膩、體貼、細心之處，或可視為女性設計思惟致力於更貼近使用者，關切使用者與建築師之間的對話與有機連結，而非以設計者為核心價值的支配性意圖。

例如，根據修建築師接受《建築師》雜誌訪問時自述，設計板橋車站時，「將原本的售票口加大，改採開放式，並將一些柔性線條用在立面上，在當時的環境，這種設計上屬首創，頗受社會注目。」（趙家琪，2003，頁92）

其次，修建築師亦曾經提及，在她所設計的學校案例中，對校長辦公室的設計，為了考量中午休息以及必要值班的需求，修建築師在校長室內部提供衛浴與單人床，使其有私人休息空間；並且在校長室空間提供小型會議桌，這些構想大受校長們歡迎（趙家琪，2003，頁93）。

在學校建築之外，1957 年設計統一大飯店時，在松山機場航高40 公尺的限制前提下，修建築師在提出設計前，先為業主提出營運計畫。除了住房部分外，還設計了餐飲廳、宴會廳、舞廳，以吸引人潮。因為在臺灣戰後貧窮的年代，不僅國人無力到大飯店消費，亦尚未有大量觀光客進住，只有在暑假和國慶日的僑胞回國才可能住滿，必須以其他機能來吸引人潮。此外，修建築師提及，她們當時是臺灣第一個引進OTIS 電梯、引進大型洗碗機、咖啡機等。至於在飯店內部的細節設計，舉凡燈光、色彩、傢具、機電、空調、舞台特殊設備、廚房設備到客房內部如掛畫、窗簾、浴室到梳妝臺均費盡心思，例如梳妝臺採懸吊的方式，以利於服務生的清掃，即可說是為臺灣飯店建築之室內標準化，提出了新的空間架構。

2. 生態女性主義的土地倫理價值

相較於近年來，全球開始重視生態價值，「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等觀點深刻反省於人對土地過度剝削的資源濫用；早在五十年前，修建築師開發花園新城時，便主張以自然為尚，盡量減少對自然的破壞。整個新城盡量依山而建，少作挖土填土的施工，規劃之初便先預估未來人口數，先作好水塔、給水、排水、電力等公共設施，並且依水文、水理，設置鵝卵石排水溝及擋土牆，與種植大量植栽，以作好水土保持（趙家琪，2003，頁92-3）等等，諸如此類的人為空間介入，說明了修建築師尊重土地的倫理價值，也為時下生態女性主義的見解，做了預示般的示範。

從性別經驗差異到對環境主觀知覺經驗之關切

在澤群建築師事務所階段，修建築師設計了許多校園及公共建築，但似乎這類作品較少被外界知悉或討論。一方面固然因當時社會資訊較不流通，專業發表管道有限；在專業界或一般社會大眾間，欠缺討論建築設計公共場域；加以校園空間為不對外開放的封閉性環境，故修建築師這段期間所設計的建築案例，不僅面臨資料有限的困境，其在臺灣當代建築史上的定位與價值，也難以獲得深化的討論，殊為可惜。根據王俊雄（2008）的觀點，在二次戰後初期，臺灣建築界剛引入現代主義建築，因戒嚴時期資訊管制與自由思維思想未開等限制，往往重理性主義，而無視於表現主義的價值（王俊雄，2008，頁142）。

易言之，在臺灣當時的社會氛圍情境中，引進「現代化」被視為是象徵「摩登」、「進步」的，而在這樣的意識形態作用下，刻意凸顯設計意圖中的「現代化」成分，諸如理性、反裝飾、去歷史等傾向，成為當時重要的集體潛意識，而修建築師作品所呈現的直觀、表現主義傾向，則被摒棄在建築史討論之列。

然而，在女性主義建築理論的架構中，批判此一偽客觀中立、抹煞個人主觀情緒感受等的論述模式，且力主應回歸於個體之環境主觀感知。此論點一方面認可了以主觀經驗作為探討設計作品之論述正當性，也意涵了可以從臺灣現代主義建築史中，重新拼湊表現主義之痕跡，為探討修建築師作品另闢蹊徑。

此外，一般探討女性與建築關連性時，最直接、也最常被論及的發問是，女性建築師的建築實踐有何不同？或此等差異係基於性別差異，是有意義、值得探討的嗎？從性別意識與文化再現來看，修建築師在其大量的中小學校園作品中，似乎相當有意地，嘗試提出對「純女校」的設計想法，此一設計意圖與構想的展現，或可作為解讀女性性別特質、空間氛圍創造之文化想像的初步線索。

例如，修建築師經手設計的多所女校，如臺北市中山女中、景美女中、臺北女師專等，相對於現代建築多簡化為線性幾何線條的空間元素與格局，她偏好以弧線、曲線、圓形、鏤空花牆等較為強烈的設計風格，為其作品標舉了高度可辨識性。

值得觀察的是，此形式上的偏好固然與校園空間所需求之高度標準化機能產生有趣的對話，但相較於其身處臺灣高度現代主義風行的年代，大量建築在機能導向的文化霸權下，多以單調方盒子形式出現，修建築師大異其趣地採取圓弧、曲線等，甚至雕塑性極強、具粗獷主義風格等作品，一般評論者多將此等風格趨勢歸因於其女性生命特質，較少從風格獨創的角度來解讀，更遑論從設計者有意識地，突破現代主義建築的單調、乏味、缺乏人性溫暖與情感面向來分析。

對修建築師來說，其高度關注、有意識於其設計產出，對使用者之空間經驗可能造成的影響。例如在趙家琪的訪談記錄中，修建築師自述，其強調對學校設計的體貼用心，不僅要求空間巧妙合理運用，在建築外觀上也竭盡巧思，「因為建築物對學生言，也是美育的一環，啟發學生的未來於無形之中。」（趙家琪，2003，頁93）換言之，由此或可論證，修建築師進行校園建築設計時，應是有意地透過豐富的設計語彙，與學生的使用、空間經驗感受、主體知覺等面向相連結，回應於人的使用主體，而非僅以單純的校園教學機能思考。

此亦拉出一條新的線索，來分析修建築師作品在造型風格上，迥異於同時期作品的可能詮釋角度─相較於其同年代的建築師，修建築師作品涵括的類型與空間形式，似乎具有極高的變異性。例如，從視覺與形式角度分析，臺中衛道中學聖堂雖已拆除，但該聖堂在造型、結構與表現形態上，雕塑性強，且結合了某些中國傳統建築語彙，具高度獨特性。另修建築師亦有具強烈粗獷主義風格的作品，這些建築實踐說明臺灣的建築現代化歷程，除了極為普遍的國際樣式外，亦有其他不同的嘗試。回應於前述，女性主義理論對於現代性單薄蒼白、無意義感、無生命力的反省，而企圖重新回應人的主體經驗等論點，這些應是開啟對臺灣建築現代化探討的不同切入角度，特別是攸關建築材料運用與結構、形式構成與構築表現等，都值得持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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