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莫一星期前，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校長陳志誠夜半時分以少見語氣在臉書上發文，訴說作為全臺灣體系最全面、師生最多的藝術大學，在好不容易於這幾年第二校區的紙廠空間，釋出給原先校地嚴重不足的各系所學生在創作和展演排練的使用經驗，又聽聞到內政部正計劃，將（產權從來還不屬於臺藝大的）「二校區」規劃作為社會住宅預定地。
在幾天之後，陳志誠校長即邀約了內政部花敬群次長和選區立法委員羅致政，參觀探訪了臺藝大。在聽取校方的規畫簡報後，花次長作出了頗有折衷意味的說法，他表示「內政部從未想要拆除第二校區，也絕對不會扼殺如此發展有成的藝術教育文化生態體系。社會住宅應是建構在多元且具內涵的方向來進行構思與規劃。」並且建議能以臺藝大需求使用為原則，與周邊鄰里再度重新檢視與討論未來基地建設發展，也可從各式教學展演空間、學生宿舍或藝術家駐村聚落等方向進行構思。
在聽聞到內政部正計劃，將（產權從來還不屬於臺藝大的）「二校區」規劃作為社會住宅預定地後，臺藝大校長陳志誠即邀約了內政部花敬群次長和選區立法委員羅致政，參觀探訪了臺藝大。（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提供）
2002年，也就是「國立臺灣藝術學院」易名為「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的隔一年，浮洲地區的都市計畫案通過，而「浮洲重劃區」一直是臺灣人口最稠密的從北縣到新北市，最尷尬的一個重劃區，WHY？它對外號稱「從幼稚園到大學都有的完整教育體系的重劃區」，但更影響社區實質的，則是它從官辦的榮民之家到相對遺棄的大觀社區，幾年前馬英九執政時期的「合宜住宅」40棟超大基盤，到蔡英文時代的社會住宅預定地——退輔會臺北紙廠，兩者直線相距不過300公尺遠。
板橋浮洲合宜住宅。（擷取自Google 地圖）
人口爆炸的新北市除了是外地移民、求學、工作最主要的移居地，也因此是常住人口多於設籍人口最多的一座城市。又因為，新北過去長期屬於臺北市的衛星城鎮群的發展結果，在房價飆漲與市地重劃的易得性兩個面向操作下，新北各個行政區也呈現「愈邊陲，愈擁擠」的現象。
查閱新北市最多人口的幾個「里」，全都來自於新市鎮的大型開發造鎮計畫（見附表），前兩名是林口區的湖南里和南勢里，就佔了全林口（共17個里）的42%，而無論是湖南里或南勢里任一個里的面積，就幾乎和整個板橋浮洲地區的11個里面積加總差不多大（而浮洲地區被劃入11個里的面積，又包括了將近兩成是大漢溪畔的公園與堤外河濱地，實際的城鎮生活面積更顯得狹小）。
新北市各里人口數排行榜（2020年3月）。（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到今年3月的人口數據，浮洲地區共有4萬4千個設籍居民，也幾乎等於面積超過兩倍浮洲地區、在林口新市鎮最稠密的兩個里設籍人口。這意味著，目前浮洲的人口密度，即約略是林口精華區的兩倍。這都還不包含台藝大將近六千位師生、華僑中學近兩千位師生、退輔會榮民之家、憶樂公共托老中心等常態在就學工作或居住的活動人口，亦不包含大量未設籍的常住人口。
雖然中央執政團隊經歷主政的換手，內政部營建署已於去年宣告公辦住宅政策將不再推動「合宜住宅」這類被戲稱為「樂透宅」大型計畫。但民主政治的政治連續性，內政部實在有必要持續觀察，過去三年以來40棟的浮洲合宜住宅，已為此地大量灌入四千戶、逾萬名人口，正為這塊浮洲之地，帶來了怎樣的居住生態衝擊。
已座落在浮洲48年的板橋氣象站，是作為北台灣唯一的大氣探空觀察站，也因為40棟密集的合宜住宅大樓就在隔壁，使得許多觀測資料已逐漸失去參考意義，近日這樣的地景巨變，在明年就搬遷到新店安坑地區。
到此，我們都還沒討論到浮洲地區在地最迫切的居住問題核心，浮洲地區西側五個里（華中里、僑中里、大觀里、聚安里、龍安里）長期以來巷弄狹窄，又有大量外來求學、工作人口，機車停車和通行之間，與行人駢肩雜遝，最需要被整合規劃的，才是真正的社區生活改善重點區域。
蘇匯宇在2017年的錄像作品《屁眼．淫書．速克達》，在大腸花主持人音地大帝家取景拍攝，便是位於浮洲地區的老舊公寓內。（©蘇匯宇）
請讓我借用名作家顏擇雅在前年出版的《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這樣的簡單形容，來描述臺灣在國土開發與居住正義長期失衡的問題。浮洲最低的水果，就是所有國有地、過去荒廢的國家機構閒置地，最後一顆最低的水果，就是臺藝大作為創作工作室和實驗展演場的紙廠空間。
或許，還有人會說，不對，遷走的板橋氣象站有為數不小的觀測坪，還可以再蓋兩棟社會住宅。但難道這就是台灣已孕育出這麼多優秀建築師、都市空間規劃者所能僅存的思維嗎？難道老舊社區的既有問題還沒解決，我們對都市領域的拓展就這麼饑不擇食啃下當地最低的水果嗎？
截稿前，又聽聞行政院預計於年底完成審定各縣市的「山坡地範圍檢討變更計畫」，對坡度5%以下之山坡地解編，真的再三印證了臺灣國土政策和開發思維，就是一再地飲鴆止渴，毫無自知地一再向後代的生態環境，舉居住的債。
臺藝大校友、現亦執教於美術系的趙世琛，也意有所感地在臉書上發表對二校區紙廠案和社會住宅規劃案迫近的省思。
趙世琛有段寫得令我十分動容，且讓我再指出它的可為與警醒之處：「若當我們此刻在乎二校區的存廢，在乎藝術實踐之於這世界的關係，在乎居住正義這基本人權的落實，在乎到底我們學院裡所學的東西實質上能幹些什麼事，那麼，我們眼前的困境，將有效地啟動我們的藝術與學術能量；除非我們不當它一回事，或承認我們根本沒本事走出沒有牆的牆外去幹些事，那麼，我們當然就只剩下躲在大學與藝術的保護傘裡，怨懟各種妄想的迫害。關於藝術實踐，我相信辦法始終只有一個：走出去，把問題攬進來，然後用藝術的方式來解決。因此，關於二校區的保存與社會住宅的興建等問題『走到家門前』或許並非是件壞事，它將讓我們有更為真實的現實感，真正檢測我們藝術的能耐。」
某方面說來，二校區捲入社會住宅的公共居住權思考，也再再提醒，過去四年大觀社區迫遷案，正好發生地就在二校區指廠旁，雖然迫遷戶不過就是少少的幾十戶，也引發了少部分臺藝大同學在行動上參與，也透過作品進行擾動。但校方主流的聲音，對大觀社區拆遷戶的關懷，近乎漠然。
二校區捲入社會住宅的公共居住權思考，也再再提醒，過去四年大觀社區迫遷案，正好發生地就在二校區指廠旁，雖然迫遷戶不過就是少少的幾十戶，也引發了少部分臺藝大同學在行動上參與，也透過作品進行擾動。（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提供）
讓我不厭其煩地再饒舌這句德國神學家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的名言：「剛開始他們（納粹）來抓共產黨人，我沒有站出來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接著他們（納粹）又來抓社會黨人和工會會員，我沒有出來說話，因為我兩者都不是；後來他們來抓猶太人，我還是沒有出來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人能站出來為我說話了。」
（未來的）藝術家和現在的藝術大學，沒有人能阻擋你只願獨善其身的創作追求，但如果就這麼如此，也無理去阻擋人們對「摘最低水果」的貪婪與怠意；尤其，在當代創作版圖結構，藝術的力量正來自於面對現實的拉扯下，追問著創作如何能夠不單單只是一件作品或計畫的孤立體。
目前在社會住宅推動早先一步的臺北市，已在多個公共藝術置入的案子裡，透過不同形式的策展或進駐，也在尋求某種關乎新居住與創作意識的合謀。據聞目前大學院校廣義的藝術設計概念就學人口已達十萬人，創下新高，未來的非典型勞動在創意型經濟和知識的社群，所要解決的，創作自然更是在生活、居住、價值意識上的合謀。
從來妾身未明的「臺藝大紙廠校區」與意在政治版圖繳出成績的「社會住宅」，顯然不會只是容積和使用權的「折衷」，否則，關於臺灣過去一串失敗的「閒置空間再利用」總讓藝術家作為「前期美化作業工人」，仍將再度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