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如何公共？大學應否實用？兩藝大校長「辯論」浮現的懸念

去年11月25日下午，台灣舉辦史上第一場「兩藝校長大辯論」。主辦者「典藏藝術家庭」與《典藏．今藝術》規劃了三個主軸：藝大如何協助學生克服面對未來的迷惘，銜接產業實踐的未來？台灣藝術高等教育，如何拿捏適當的國際交流位置？如何看待近年國立台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南藝大」）在學術界和業界的論述影響力？「辯論」給人的新鮮感，吸引了不少人與會，現場冠蓋雲集。

不過嚴格而言，這天真正登場的不是「辯論」。即便活動具備了「申論、質詢、答辯」等形式，就其本質，仍是近乎於座談的「站談」—是兩位校長站在舞台兩端，闔各言爾志地談。主辦單位規劃的三個主軸，都不是能讓兩位校長各執一方，彼此交鋒辯證的命題；兩位校長或提問人拋出的十個問題，也不是針對答詢者先揭論述的質問；這裡的答詢，更難名實相符地稱為「答辯」。

甚至，因為兩位校長對活動形式的陌生，發言數度被迫截斷，其得以鋪陳的言詞展演，都無法真正緊扣主辦單位設計的三個主軸，或六位提問人的提問。這場長達2.5小時的「辯論」，在核心的辯證軸線出現不少消失的邏輯環節；整體上，其更像是各種角色視域與思緒風格的碎片拼貼，形塑出某種後現代的趣味。

第二輪講者交互提問時，陳志誠校長開場時忽然「失神」，並以「消失美學」詮釋緩頰。回頭來看，這個插曲竟成為詮釋這場「辯論」特色的行動註腳。藝術大學的定位焦慮、講者間的立場交鋒闕如，但活動問答中仍浮現出一組主軸懸念—台灣社會至今對於藝術大學定位與邊界的曖昧。例如首輪講者互詢中，陳愷璜先拋出的便是「什麼是台藝大？」而陳志誠提問時，那段言及「白馬黑馬」的設問也透露出，其對藝大學生在藝術創作、理論學習與產業應用三個方向間，定位的困難與焦慮。

提問人魏琬容直接點出關鍵核心：「藝術大學的使命是否在培育最優秀的藝術家？如果不是，其對社會的責任為何？」對此，國立台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台藝大」）校長陳志誠的態度十分「入世」。其在申論時便曾直言，藝大旨在培養能適應時代需求的「T型全方位人才」，並以「進入產業的需求」作為設計校內生態系統的標竿。從這個願景出發，他闡述校內如何透過減免20%科系必修、鼓勵跨校系修課、跨界資源整合、國際化，以及設置「創業加速器」與擴建劇場影院藝術館等作為，幫助學生面對未來。

對比之下，上任才117天的國立台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北藝大」）校長陳愷璜則透露出若干躊躇。一方面，他在申論中以「創造性」作為界定藝術教育的關鍵詞，並將藝術與科學、哲學並列，展現某種古典的人文菁英主義色彩；他更在稍後答詢中，描述藝術高等教育像是「走鋼索」—因其「成本極高，但你無法理解他（學生）到底是不是天才」，顯然仍下意識地把「培養優秀藝術家」當成思考藝術教育的尺標。但另一方面，他仍正面表態藝大「並非」以藝術家培養為導向；還揶揄地說：「真正頂尖的藝術家可能不會來到藝大。」而當他提到「走鋼索」說後，仍轉向訴求於培養每個人都擁有的感性認識能力，甚至在闡述了藝大的「三個」核心—藝術性、哲學性、知識性後，彷彿發現漏了什麼似地，補上第四點「公共性」。

以陳志誠的篤定為對照，陳愷璜言詞中這種若隱若現的躊躇張力，其實能抽離出兩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軸線：一、藝術與公共的張力；二、大學的理念定位。

藝術與公共回顧人類歷史，啟蒙後的「藝術」（Art）概念，涵蓋傳統繪畫、雕塑、音樂等「工藝」的觀念昇華，以及運用觀念思索的心智能力，其與科學革命後在方法論與認識論上分支出去的科學相似，都是為人類文明最秀異者的能力展現。換言之，歷史上的藝術，不論是宗教團體或宮廷貴族挹注支持的創作，或是學院中培育的思辨感受，都與「世俗／公眾」存在背反張力。

在戰後台灣藝術教育的歷史中，藝術這種「無視社會眼光」的桀驁姿態，被繼承於學院中對形式美學的強調。彼時所謂的「藝術」，是感性體驗的探索創造，是追尋某些玄而難懂的抽象價值；其帶著神秘的菁英主義色彩，也不免背負著「不夠實際」的標籤，有時更直接在話語中被當作「看不懂」的同位語。例如台灣新浪潮電影，國際上得獎連連，但票房上卻難以亮眼。

藝術開始回頭向社會靠攏，向公眾對話，則折射了社會兩層次的變遷。一是解嚴與政治生態的民主化，大幅打開藝術表現的空間，更鼓動後解嚴世代的藝術創作者，湧向參與種種對既有社會想像的衝撞與鬆動；另一方面，擴張的藝術從業人口，也必須在過往仰賴的政府挹注外，摸索從與社會其他成員的互動中汲取資源。

然而，這種公共化轉身不免扯動著「何謂藝術」的核心定位、後設哲學，甚至是稽核評價上的判準。到底藝術內蘊的秀異性格，如何與公共周旋？選擇面向公共，又將如何重塑藝術本身？正因如此，當天提問人黃俊銘才會追問：「藝大在為了從社會汲取資源走向『公共導向、活動導向』時，又能如何維護藝大對自身定位的自主性？」這個軸線，原該是貫穿這場辯論的關鍵主軸，然而回顧整場活動，多數論述早已對齊在「公共性的不證自明」此一立場基線—彷彿當代關於「高教深耕」的政策語境，挾著850億預算的力場，早已徹底消解過往沿著「藝術／社會」軸線曾有的掙扎，與在理論界面上的張力。殊為可惜。

另一條軸線則涉及「大學」的定位。陳志誠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把學生「因應產業需求的能力培養」，放在台藝大生態創建的核心；他要讓學生有職場競爭力，展現了要去顛覆過往「學藝術沒工作」刻板印象的強烈企圖。放在台灣高教盛行的實用主義脈絡中，這番說法毫不突兀。

然而，追索「大學」的理念淵源，這種衍伸於歐陸修道院的知識傳習機構，在歷史上一直與「實用性」價值存在背馳張力。中世紀的歐陸大學，追求的是對上帝意旨與創作的領略參悟；啟蒙後的大學，從世俗哲學發展出文理殊途的知識路徑，前者追求的是菁英紳士人格的養成，後者則致力於人類實證知識的積累。在漫長的歷史中，「實用性」並非傳統大學教育的核心。

起於20世紀美國的高教普及浪潮，才開始把特定應用範疇的知識技能傳習—如工程、商管、設計等，大規模地納入大學體制。論述上，「就業前景」與「可僱用性」堂而皇之地成為高教指標；校園地景上，這些應用專業挾其能動員的資源，也在許多老字號大學的校園周邊蓋起一棟棟高樓。

但大學的應用化轉向，也在招生、在課程設計、在學校董事會等場域，拉扯著傳統大學的核心認同。教學上，批判性與工具性知識的比重如何權衡？就業導向的高教想像，又是否會太把人給「工具化」，忽視傳統大學曾有的人本理想？

回到本場對談。陳愷璜以「創造力」為本，訴求「每個人都有的感性認識能力」的說法，展現出大學傳統的人本色彩，但其仍落入過往社會上對於藝術「不食人間煙火」的刻板印象，也無力於掙脫過往藝術大學教學視野過於狹窄的困境。陳志誠以面向就業前景的務實藍圖，與對於跨界資源整合的努力，強力顛覆前述兩個困境；只是其對藝大學生的想像，則顯得過度以「取得技藝、迎向就業」為軸。到底藝術如何公共，大學應否實用？這場「辯論」提供了探問起點，而非時代的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