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玄龍談周顥竹刻藝術

話雖如此，機會仍然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早在1978年，香港市政局舉辦第三屆亞洲藝術節期間，聘請前輩藏家葉義醫生為顧問，於香港藝術館舉辦「中國竹刻藝術展覽」，遴選世界各大竹刻收藏精品211件，當時即轟動業界，將竹刻藝術於中國古代工藝諸品中提升至新的高度。受這股竹刻熱風潮的影響，黃玄龍開始關注竹刻藝術品，隨後也陸續收進一些作品，然而，直到碰上了〈檀園山水圖竹筆筒〉，「我才清楚什麼是真正的周顥竹刻藝術精品，惟有這一件，是可以拿來做一個標準器的。」有了標準器的加持，黃玄龍得以在周顥的藝術世界裡，展開更深入的探索與研究。

周顥歷來被認為是「以畫法施以刻竹」，開創嶄新藝術流派的一代宗師。也許是他在竹刻藝術方面的成就太耀眼，人們往往會忽略他的文人畫家身分，甚至有「畫名被竹刻所掩」之感。黃玄龍認為，要完整地理解周顥的藝術成就，應該同時兼顧竹刻和書畫藝術兩個方面。「從書畫藝術史的角度來看，周顥在當時已經是名重一時的一位畫家」，黃玄龍向我們展示了他自己收藏的一件周顥作於67歲的〈風竹圖〉長卷，畫面上瀟瀟叢竹，隨風蕩曳，竹葉竹枝的刻劃極具力度和速度，墨色分明、層次感極強，與上海博物館正在展出的〈雪竹圖〉風格類似，當屬同一時期的作品。

「當然，周顥在他同時代的畫家裡面是有特別的才藝的」，黃玄龍認為周顥並未囿於文人雅士詩書畫印的傳統，他還掌握了一般文人畫家不會的技能──刻竹。「這與陳繼儒宣導的『一人美學』其實是不謀而合的」，在陳繼儒的《太平清話》裡，刻竹與焚香、試茶、聽雨、澆花等被奉為「一人獨享之樂」，是文人的高雅才藝之一。「因此說，周顥是一位全能型的藝術家，他比一般的文人畫家更具厚度。」

作為「以畫入刻」，「合南北宗為一體」的竹刻大家，周顥的卓越成就集中體現在他把書畫、竹刻兩個領域的藝術完美地結合在一起，黃玄龍說，「書畫是平面藝術，而竹刻是雕塑藝術，用雕塑來表現文人山水畫是很困難的事情。

在周芷岩之前，幾乎沒有人做成功過，而他開闢了一個領域，並且達到一個很高的境界。」黃玄龍欣賞周顥的竹刻藝術，特別強調要親身去體會作品的立體性。他自己收藏的〈梅道人風竹圖筆筒〉，是周顥56歲時所作精品，構圖為風中勁竹數枝，畫面彷彿是從之前展示的〈風竹圖〉長卷截取了一個局部到竹筒上，鐵畫銀鉤，刀痕蒼雄。「仔細看，他在這上面同時採用了淺刻和陷地深刻的技法，每一刀的筆畫裡面都有很多的層次，所謂坳突濃淡。」錢大昕在《周山人傳》裡列舉過周顥的竹刻藝術特點，諸如「用刀如用筆」、「濃淡坳突」、「生動渾成」、「畫手所不能到者，能以寸鐵寫之」，黃玄龍說明，錢大昕和周顥生活在同一時代、同一地區，並且兩人應該曾見過面，所以錢氏對周顥的藝術評價具有很高的真實性，在鑑賞周顥竹刻藝術時應該特別參考錢大昕列舉的這些要點。

金元鈺作於清朝嘉慶年間的《竹人錄》，曾經用古代「詩派」來評論嘉定竹人，譬如吳之璠被譽為「建安風骨」，周顥被譽為「少陵」等。黃玄龍說，如果對中國古典文學不甚熟悉，那麼恐怕有點難以理解金元鈺所說的諸如「孟襄陽微雲河漢」、「韓昌黎湯盤孔鼎」等意思，所以他借用現代音樂和文學中的流派劃分，將竹人風格簡單分為「古典主義派（三朱、秦一爵、沈兼、侯崤曾）」，「浪漫主義派（吳之璠、封錫祿、施天章、顧玨）」和「自然主義派（周顥）」，這三個流派為嘉定竹刻的主流正宗，而周顥則為「自然派」的唯一代表人物。

「實在是因為，周芷岩之後『南宗』一脈其實是後繼無人了」，黃玄龍不無感慨，周顥的出現，改變了整個嘉定刻竹的風氣，盛行用南宗的畫意進入竹刻，因為陰刻技法比之前的高浮雕技法相對容易，所以後來之人都沿用此種刻法。殊不知「南宗」的寫意韻味是建立在「北宗」的精湛技巧之上，周芷岩能合南北宗為一體，後人卻只有「南宗」，沒有「北宗」，虛有其表，而不得周氏之精髓。至此，嘉定竹刻在到達巔峰之後開始慢慢轉向衰落。

在《怎樣鑑定書畫》中，張蔥玉指出鑑定書畫可以根據主要證據和輔助證據來進行；黃玄龍將張蔥玉的這一理論移植到竹刻鑑定中，認為鑑定竹刻也需要研究主要證據和輔助證據。

主要證據當屬竹人的藝術風格，具體來說就是個人的竹刻技巧和作品的藝術特徵。以周顥為例，他是一個被評為「用刀如用筆」的藝術家，因此可以把他的刀法看成是筆法，鑑定書畫時要一筆一筆地去解析，在鑑定周顥藝術作品的時候也要一刀一刀地去看。周顥刀法極其高超精湛，如果在刀法中發現任何敗筆，對作品的真偽性都要存疑。周顥不是以刻竹為生，他的竹刻都是自娛遊戲之作，對成品要求極高，「山人亦雅自負，其運刀時，若絲髮未稱意，雖垂成，亦斧以斯之。」因此來看，存世的周顥真品應該都是精絕之作。

至於輔助證據方面，可以觀察竹器的材質。周顥對竹材的選用也很考究，一定是選擇上好的竹子刻就。如果竹材的品質不佳，又或者竹材的生長時代晚於周顥，那對作品的真偽性需要存疑。竹材只能作為輔助證據，因為和周顥同時代的仿造者，是有可能採用品質和年代都達標的竹材進行作偽，但是藝術家的個人風格，他的刀法、成品的器形、口沿和底足的微妙變化，線條的起伏轉折，是模仿者無法達到的。因此在鑑定竹刻的時候，首先要考慮主要證據。

黃玄龍年輕的時候曾經在《故宮文物月刊》上讀到金元鈺的《竹人錄》，然而始終只知其名，而未見其書，直到多年以後才得見實物。他深知尋書不易，於是將《竹人錄》和《竹人續錄》合刊印行，並請王世襄題字，慷慨與眾竹刻藝術愛好者分享──這便是翦淞閣2004年出品的《竹人兩錄》。

在黃玄龍一貫秉承「復興文化美學」和「推廣竹刻藝術」的理念下，未來他將會延續對《竹人錄》的深入研究。下一步的計畫是出版《竹人錄》釋文版，他已邀請上海及嘉定的學者一同合作完成這個專案，預計今年年底就能編寫完成《竹人錄》的白話文稿本。

緊接著更為宏大的目標是出版《竹人錄》圖譜，黃玄龍表示，他為這項工作已經準備了大概十年，現在時機已經成熟，具備條件去搜集製作流散在全世界的嘉定竹刻標準品圖版。「《圖譜》將呈現《竹人錄》中所有竹刻藝術家的標準作品，我們會選用最好的攝影和印刷技術來完成這一目標，這是對金堅齋、錢大昕等人的尊敬，同時也希望能夠給所有的竹刻藝術愛好者，提供一個鑑賞鑑定的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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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淞閣主人黃玄龍收藏的第一件周顥（1685～1773）竹刻作品〈檀園山水圖竹筆筒〉，是1993年冬天在上海購得，距今已經20多年。他笑說雖然收藏鑑定是一個專門的系統，有它自身的運作規律，但有時候，藏家要覓得一件好的藏品是要靠緣分的；而他自己的運氣太好，在很早的時候就有機緣入藏這樣一件頂級的周顥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