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九州國立博物館精品展 第二單元「皇權與佛法」

那麼，日本最早的飛鳥佛教藝術，究竟呈現何種面貌？今日飛鳥寺（前身為日本首座伽藍法興寺）雖存有609年開眼供養的本尊大佛，只可惜其於1196年遭大火燬損，僅餘眼部周圍和部分手指為原物。要說起保存最好、且能得知年代和作者的最古老飛鳥造像遺品，就屬法隆寺金堂所供奉的日本國寶〈釋迦三尊像〉（圖1）了。由佛像光背的陰刻銘文可知，此組一光三尊像乃623年出自「止利佛師」、即佛雕師鞍作止利之手。主尊坐佛面容含笑，身形修長扁瘦，袈裟下襬於台座前層疊垂布，外展如翼，線條流暢婉麗。造像整體呈左右對稱的端正格局，連同二脇侍菩薩之蕨類狀垂髮和魚鰭狀天衣，俱與中國北魏晚期以降的造像風格頗多共鳴，可謂飛鳥雕刻之一大特色。

類此之「止利派」作風，亦見於展品〈菩薩半跏像〉（圖2），呈現佛教藝術中極其優美且富於個性的半跏思惟菩薩。此類造像一般採斂首傾身坐姿，左足下垂踏地，右足翹抬置於其上；左手垂放在翹起的足踝上，右手則舉至胸前，伸一指或數指微觸面頰，作支頤狀，舉手投足無不散發出若有所思之沉靜、神祕情狀。唯此像右手改施無畏印，殊為少見。半跏思惟圖像早在2世紀前後即出現在印度貴霜王朝，至遲於3世紀左右隨佛教東漸而傳入中國；6～8世紀間頻見於朝鮮半島和日本等地，誕生出如韓國國寶78號〈金銅半跏思惟像〉、日本奈良中宮寺藏國寶〈木造半跏思惟像〉等經典名作，誠然是此特定時期中、日、韓文化交流之獨具意象。

可想而知，單憑佛教，實不足以推動日本國家更新；更關鍵的仍在於飛鳥時代最重要的文化推手──聖德太子（即廄戶皇子，574～622）。其自推古天皇即位後，便以皇太子身分輔政，除了大力支持佛教發展，創建法隆寺、四天王寺等名寺，更在國家內憂外患中推動一系列改革：603年，先制定「冠位十二階」，以個人功勳授官賜爵，打破氏族門戶世襲。604年，又頒布「憲法十七條」；其雖名為憲法，卻非今日法律條文，而是擷取儒、法、道、佛諸家思想，以德治、禮治、法治規範官僚貴族。607年，更以和隋朝建交為目的，派小野妹子率學者、沙門等首度出訪中國，之後又至少四度派「遣隋使」出行，致力吸收中國文化，於日本貴族間埋下改革種子，為不久後建立起律令制國家、影響日本歷史發展深遠的「大化革新」（645年）奠下了根基。

聖德太子其人其事是否為真？雖存在若干質疑，但歷來與之相關的諸多記事和文物遺存，無疑昭示其人在日本歷史上無與倫比的尊崇地位。前述法隆寺〈釋迦三尊像〉，便是為生病的太子祈福而造；中宮寺藏7世紀〈天壽國繡帳〉和1069年秦致貞筆〈聖德太子繪傳〉（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各是與太子身後、生前事蹟相關的古老國寶圖像；而展品〈聖德太子坐像〉（圖3）之太子像，雖是較晚18～19世紀江戶時代之作例，其神龕卻帶有永仁三年（1295）紀年，龕門內側並繪有供養僧眾，其上書有出自《聖德太子傳曆》「敬禮救世大慈觀音菩薩，傳燈東方粟散王」等榜題，反映太子信仰於鎌倉時代之流行。甚至，連近代「C版一萬日元」（1958～1983年發行）（圖4）等紙鈔上，也印有取自最古老8世紀唐本御影的聖德太子像呢！

自7世紀初聖德太子派「遣隋使」拉開中日交流序幕，至9世紀末廢除「遣唐使」為止的300年間，絡繹不絕的使節們與求法僧眾以其攜回之隋唐流風，深深影響著日本的文化更新、都城規劃、律令制度整備、佛教理念換血等各個廣大層面。令人好奇的是，迢迢路途上，這些赴唐人員實際經歷過哪些甘苦呢？對此，中國方面的《舊唐書》、《新唐書》，或日僧圓仁（794～864）《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等撰著中儘管有詳簡不一的文字描述，但顯然另一名日僧圓珍（814～891）曾貼身攜帶的〈福州公驗〉（圖5）、〈台州溫州公驗〉等傳世幾稀的文物實例，更具有身歷其境的衝擊力，無愧入列為日本國寶。

何謂「公驗」？簡言之，就是由唐朝官府發放、鈐署的法定通行公文，功用有些類似今日的簽證、入境登記表等。圓珍入唐的大中七年（853），已是「遣唐使」遭廢之後，亦值唐武宗滅佛（841～845）不久；當時對境內僧眾之通關管理甚嚴，更遑論域外僧人。以〈福州公驗〉為例，由第一紙可知，圓珍抵達福州欲前往台州時，得先交付身分及行程等資料，取得當地官府發行的證明書；接著在第二、三紙，則見一行七人要前往天台山等地參拜時，還需取得福州錄事參軍平仲等頒予的證驗通牒。總計此分公驗上共鈐有「福州都督府」朱印四處，其後並附有福建官員所發放的通行許可證及過境證明書，足見當時行路之不易，卻也幸運地讓後人欣賞到唐朝地方官吏各具特色的書學展演。圓珍後來於858年返日，868年任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卒後追諡為智證大師。他所攜回的佛經圖籍千餘卷及十餘種文物，載錄於《開元寺求得經疏記等目錄》、《日本比丘圓珍入唐求法目錄》等，其中不乏三論宗、法相宗、律宗、俱舍宗等日本奈良至平安時代的佛教主要宗派典籍。

日本赴唐人員才俊輩出，除了留學生阿倍仲麻呂（即晁衡，698～770）入仕唐朝，與李白、王維等交往唱和一事至今仍傳為美談，早於圓珍且亦入列「入唐八家」之一的求法僧空海（774～835），更由於在紹續正統密教法脈上取得空前的成就，而被尊稱為「弘法大師」，其影響迄今達千餘年。

密教本源自於印度，透過唐玄宗時期「開元三大士」金剛智（671～741）、善無畏（637～735）、不空（705～774）等三位印度法師相繼入華宏法，而於8世紀初正式傳入中國。彼時唐都長安青龍寺有惠果（746～805），先從不空受金剛界密法，又從善無畏弟子玄超受胎藏界密法，最終融金剛、胎藏二法，創「金胎不二」學說。然而，此盛極一時的密宗法脈，卻因唐武宗滅佛之故而未能於中國傳續。反倒是空海於804年隨第16次遣唐使入唐求法後，便親炙惠果學習密宗佛法，進而得其授予灌頂，於兩年後（806）攜正純密教及大量經論、法具等返國，開創了以密教為基礎的日本真言宗。此宗派以重視念誦真言（即咒語）得名，復因其以京都東寺（原稱教王護國寺）為根本道場，故又稱「東密」，有別於日本天台宗始祖最澄（世稱傳教大師，767～822）所開創的「台密」。

信奉東密的寺院往往奉祀有「真言八祖像」，即空海所列舉之龍猛、龍智、金剛智、不空、善無畏、一行、惠果這七位由印度至中國一步一腳印傳續密教法脈的「傳持七祖」，另加上將密教由中國迎至日本的空海，藉此八祖之圖像來系統性地詮釋該宗的核心教義與傳承脈絡。京都醍醐寺的下醍醐五重塔內，即繪有現存最古老的空海畫像（951年）；展品〈真言八祖．空海像〉（圖6）亦為此例，呈現空海脫鞋坐於榻上，右手持金剛杵、左手數念珠的修法模樣。

誠如前述，密教自唐武宗滅佛後元氣大傷，相關文物亦於中國佚失殆盡；相對於此，日本所留存的密教造型與圖像則可謂相當豐富，特別是空海主持過的幾座寺院，更堪稱是密教美術的寶庫，信手拈來俱是國寶。如京都神護寺即保存了據信經空海指導、以紫綾金泥繪製的最古老〈兩界曼荼羅圖〉（即高雄曼荼羅，約829～834年），此乃密教灌頂等修法儀式中極其重要的用具之一。京都東寺同樣藏有不少與空海有關的密教佛具，包括其師惠果請唐朝畫家李真等人繪製的〈真言五祖像〉及現存最早且完整的彩色〈兩界曼荼羅圖〉（即西院曼荼羅，約9世紀末）等；寺內講堂更貯藏有存世最悠久的純密雕刻遺品，即839年開眼、將曼荼羅圖予以立體化的〈廿一尊造像〉，其莊嚴壯觀的場面和細膩傳神的木雕絕技，著實動人心魄，觀之而流連忘返。

在種種密教形像當中，尤以不動明王最受人尊崇，亦最為普見。其乃大日如來之應化身，擁有堅固不動的慈悲心，常住火生三昧，焚燒內外障難及諸穢垢，摧滅一切魔軍冤敵。日本初期的不動明王像，雙目圓睜，露出上面一排獠牙，至平安時代後期，則多見左眼半睜、嘴唇上下各露獠牙之相，展品〈不動明王立像〉（圖7）即為其中一例。該像以整木雕刻，身形圓潤厚實，具塊量感，衣紋規整流暢，表情及形體流露大方得體的詼諧意味，雖呈忿怒相卻予人安詳之感。雙手分持劍和索，身後熊熊烈火則為拼接結合而成的構件。佛光上墨書「南□西來寺」，唯不詳該寺之來歷。

相較於諸多示現忿怒相、易予人距離感的明王，能袪除鬼魅、毒害、災厄，並具有護國性的孔雀明王，則罕見地以優雅、可親的慈悲相示人。其一般裝飾嚴麗，有頭冠、瓔珞、耳璫、臂釧等，四臂分持蓮華、俱緣、吉祥果、孔雀尾（各代表敬愛、調伏、增益、息災），盤坐在代表攝取慈悲的白蓮座上，以頗具詩意的金色孔雀為座騎。展品〈孔雀明王像〉（圖8）為日本現存最古老的孔雀明王像，布局規整，色彩明快，線條遒勁自如，充分展現12世紀密教繪畫特色。

若說密教信仰是在現世中消災滅罪，那麼，淨土信仰便是對往生後永恆喜樂之企盼。日本的淨土信仰，可溯至飛鳥時代，在607年聖德太子首派的遣隋使中，有僧人惠隱於中國求法30餘年，後攜回大量淨土經典，並在宮中開講《無量壽經》，使彌陀信仰漸漸在皇室貴族間萌芽。法隆寺大寶院藏7～8世紀〈橘夫人念持佛廚子〉，為裝貯國寶〈阿彌陀三尊像〉的廚櫃，其上裝飾有精美蓮華化生浮雕，正體現出當時上層階級對於淨土之憧憬。然而，淨土信仰在日本真正興盛，則要到10～12世紀平安時代後期。尤其藤原氏族專權時期，政治專制、律令崩壞，加之10世紀中葉起天災、瘟疫頻仍，社會混亂，彷彿預告著1052年佛經所稱的末法之世即將成真，籠於末法思想的人們只得寄望於命終後的極樂世界，淨土信仰一時蔚為風潮。

相對於下層社會流行稱名念佛，財力雄厚的貴族階層則競相興造阿彌陀堂等各種佛堂，並發願製作阿彌陀像與來迎圖等。京都宇治川旁，權傾一時的藤原道長（966～1027）之子賴通（990～1074）於1053年改建別墅而成的平等院鳳凰堂（圖9），便是集建築、雕刻、繪畫於一堂的淨土美術空間。座落於蓮池間的佛堂，猶如彌陀淨土之宮殿，兩端上翹的屋脊裝飾著長尾鳳凰。當中供奉的木造〈阿彌陀如來坐像〉本尊，是當時名家定朝（？～1057）唯一存世的作品，其周壁橫木上並懸掛有千姿百態的52尊〈雲中供養菩薩像〉。此外，堂內門板還裝飾〈九品來迎圖〉扉繪，描繪阿彌陀佛坐在天眾間歡迎往生者投胎西方淨土的情景。值得一提的是，「來迎圖」的表現內容，至鎌倉時代之後一變而成為立姿如來乘踏祥雲、率眾迎接亡者的場面，展品〈阿彌陀三尊來迎圖〉便是類似作例（圖10）；另有描繪阿彌陀佛自層層山巒後方現身的〈山越阿彌陀圖〉（京都國立博物館藏），此般富於戲劇性和臨場感的表現，無疑更豐富了日本淨土美術的內涵。

東京國立博物館等編集《特別展 御在位六十年記念 日本美術名寶展》，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86。

町田甲一著，莫邦富譯《日本美術史》，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8。

李欽賢《日本美術史話》，台北：雄獅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辻惟雄監修《日本美術史年表》，東京：美術出版社，2002。

辻惟雄著，蔡敦達、鄔利明譯《圖說日本美術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日本「ｅ國寶」網站：http://www.emuseum.jp

飛鳥來兮，終日朝未知展翼，後返回巢穴安棲，待晨曦照亮天際。

7世紀前後，日本飛鳥地區（今奈良南郊明日香村一帶）便迎來了日本歷史上第一個文化盛世──飛鳥時代（592～710）；舉凡最古老的寺院、最早期的佛像、最原始的規章制度、最原創的文字等，均誕生在這塊被譽為「日本人精神故鄉」的土地上。而這一切，恰緣於此前不久的538年（一說552年），佛教甫隨百濟（位於朝鮮半島西南部）國王派使者贈送佛像和經論予欽明天皇，而首度傳入日本。其後，支持崇佛的蘇我氏，在奪權政爭中擊敗了維護傳統神道教的物部氏，由推古女帝即天皇位，聖德太子攝政，下詔大興佛法，日本正式邁入飛鳥時代。自此，隨著佛教文化的興起和廣傳，中國文明亦藉由人員之交流往來而大量傳入，從而使日本的文化、藝術、政治等各方面為之一新，奠定國家長遠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