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眾》multitudes 數位主體性與勞動不穩定化

在智能機器與意識的身體相互同化的現下，要區別兩者，問題不在於機器能否學習，而在於能學習到何種程度。學習可以是完全不具意識的，學習是取得新的技術技能與知識，同時是改變主體與其環境的關係。進一步的學習更在於主體的「想像」和實際「改變」其環境的能力。自動機器的學習在於取得新能力，而意識的學習則是在時間中持續地重新定義極限。因此，意識身體和自動化智能的差別就在於，前者能夠去違反規則，並依自己的目的和語境而去改寫它們，而後者的邏輯規則是寫入程式中無法更動改變的。人類了解規則的極限，對機器而言卻是絕對真理，機器只能服從數據的邏輯運算，意識則可能違背協調一致的邏輯，給予原創新意義。

貝拉迪以圖譜和樹狀圖的概念，譬喻知識在數位和網絡情境中的結構，說明令人擔心的正是網格中個人獨特性的消逝，如數位技術中可取代性的知識結構，人類知識活動正被自動化取代。後福特主義的勞動情境中，知識技能的區塊分割，勞動時間的非人性碎片化，並通過手機網絡機制，隨時連線待命，隨時收購重組。勞動結構性的不穩定化和可取代性的發展，正契合工作程序數位化，智能自動化的發展進程。

樂觀而言，個體「自由地」在知識圖譜網格中，自我定位選擇前進，然而現實卻是，在有限時間內需要特定技能的企業體，進行知識與技能的重組，而相對弱勢的個人只能接受愈來愈不穩定的勞動狀態。企業需要的是可分割，可重組，去獨特性，去個人化， 去身體化的特定知識技能，而不是擁有身體的公民。

而此時的新自由主義教育制度（如泛歐洲的博洛尼亞教育法，旨在銜接各國高等教育系統，科學數據化統一各國制度，使學生便於在不同國家的大學間移動），更形同將個體格式化為更便於工具性、功能性的技能區塊分割與重組，更便於與自動化智能相容一同工作，同時打造個體性與靈魂。然而即便要談教育去私有化，在回歸完全就業年代形同空談的此時，要教育回歸過去社會公有體制也似乎並不可行。

對貝拉迪而言，關鍵在於應該重新撰寫演算法程式，就如同藝術創作，即使自動化已經滲透集體知識生產的過程，但它尚未將其完全控制。撰寫程式不能只被視為安裝不可避免的自動程序，應該被視為如同藝術創作般，不只為預計的目標，不只是純技術的工程。重新撰寫程式意味著重新結構現實的本體性，它是建築現實的重要工作和政治行為。知識勞動者的主體性同時是此自動化機制的產物，但他同時能再製、再生產，激進地如藝術創造般改寫這個機制。

筆者認為，貝拉迪雖屬1970年代義大利自主主義運動脈絡下的理論家，但如同教育的去私有化及去企業化，他呼籲以藝術創作的方式重新思考智能自動化和主體性，而不是被商業機制牽著鼻子走。這顯然遙呼年輕世代理論家的「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論調，呼籲以更激進的方式自資本手中奪回科技的發展方向，奪回對未來的想像。

聚焦在藝術、哲學、政治討論的法語《諸眾》季刊推出「數位主體性」專輯，探討在大數據等數位機制包圍我們的當下，不單是行為舉止，更是思緒和慾望等主體性最為複雜、最私密之處都深受影響。筆者選介剛出版的《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Heroes: Mass Murder and Suicide），由探討金融資本主義和精神疾病之間複雜關係的義大利自主主義思想家貝拉迪（Franco Berardi）所著，他以工作勞動不穩定成為常態的前提下，談論智能自動化與數位主體性的文章。

在新自由主義之下，個體不安穩、焦慮和競爭徹底取代以同理心為基礎的集體性。 新自由主義不只如當初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所說的瓦解了社會，更內化為個人道德。同時，我們再也無法辨認權力物質性的化身，它幻化為演算法，內建於如母體、如第二自然的自動化科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