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習以為常的藝術世界，實際上奠基於柏林圍牆倒下的那一刻起，所建構的後冷戰世界。一片和平的、透過旅行網絡所建構的世界圖景，伴隨著網際網路的傳播介質，使得過去由少數「超級城市」所把持的藝術世界得以被解放。在疫情爆發之前的藝術世界，充斥著雙年展、藝博會、以及各類的藝術節慶：藝術世界的全球公民們忙著於一場又一場的活動、駐村及研討會之間移動。在許多年之後，我們或許會驚訝於21世紀初，移動能力如何與藝術活動之間深深地綑綁在一起。
然而被我們視為「正常」的世界，是否會在某個天翻地覆的歷史轉捩點之後，成為某種僅供回憶的考古遺骸？在政治和國際關係領域，不少烏鴉嘴作者皆曾或多或少討論過歷史發展方向驟變的可能性，也不斷強調在冷戰結束後欣欣向榮的全球化時代並非人類歷史的常態。相比之下，全球藝術圈的主流意見似乎卻相對鴕鳥心態，依舊沉迷於過去世界的榮景。當下的疫情確實很直接的衝擊著我們過去對於藝術世界的想像，然而疫情卻像是潘朵拉盒子的鑰匙，它所打開的，很可能正是通往新世界的廊道。筆者於本文將試圖以更為科幻的角度分析，在幾個可能／可見的未來世界中，藝術創作的生態以及台灣的藝術環境將會如何轉變。
疫情襲來
本次COVID-19對於全球藝術世界來說，是冷戰結束以來最大的衝擊無誤。然而在這波疫情衝擊之中，我們也不應單純認為所有藝術工作者所受到的影響是一致的。此次遭受最大衝擊的，莫過於全球化的藝術巨星。過去全球化體制創造了一座安全、人員及資本得以自由流通的世界平台。在此體制之下，全球化的藝術巨星得以透過資本的累積建造需要聘僱大量人力的工作室，其大型作品於全球不同展會、館舍間旅行，並藉此獲取最大收益。
疫情的衝擊，讓此種收益模式被迫中斷，大型藝術家工作室很可能馬上陷入了財務危機。而比起個體戶，明星級的藝術機構更是苦於此次疫情的折騰。巴黎、紐約等地的國際級藝術機構長期依靠後冷戰時期的全球觀光收益，以及全球巡迴展出所獲取的授權費用來補足歐美世界於21世紀初期所產生的矛盾：日漸困頓的經濟處境已無法回應這些「超級城市」的「明星機構」在企圖主導全球主流藝術發展秩序時，所需付出的高額預算。原本已營運困難的巨型機構，在此波疫情之中甚至陷入裁員、縮編的噩夢。
從國家或城市來說，某些相對缺少在地藝術產出，過度仰賴國際展會及藝博會來補充藝術生產能量的「國際城市」，亦是此波疫情的受災戶。該議題類似糧食自給率：當國際資源及資金流動被迫中斷時，餐桌上是否還端得出足以飽餐一頓的美食，其實是回應了當地過去對於藝術生態經營的基本盤。
當恐龍倒下之時，鼠輩即統治世界
恐龍雄偉、美麗，但生存條件卻相對苛刻，一旦經歷劇烈的氣候變遷即會產生大規模的物種滅絕效應。在恐龍滅絕之時，具備高度彈性、體態微小的老鼠卻保存了智慧的火種：牠們成功生存下來，並創造了今日的世界。
疫情如同彗星衝擊著國際城市、國際機構及國際藝術巨星，但彗星卻為過去於國際化不對稱戰爭之中身處劣勢的一方掃除了眼前的障礙。注重扎根本土社群而非仰賴國際資本的機構以及個人，反而於這波疫情的衝擊之下獲得了發展的契機。台灣的藝術環境於國際疫情折騰之下仍能欣欣向榮不僅是防疫成功的近因，因為國際政治及資本條件等劣勢導致台灣長期於國際藝術社群中的邊緣化處境，反倒為台灣創造了一種類似「老鼠」的體質。疫情的外在因素，反而使台灣關注到自身的「藝術自給率」，並開始思考於封閉環境內持續發展藝術生產條件的可能性。
然而巨獸們是不會輕易坐以待斃的：歐美社會目前瀰漫著「賭一把撐到疫苗出來」的心態。社會正義的口號於生存競技的殘酷舞台上蕩然無存，全球最富裕的國家早將第一波疫苗的生產量掃貨一空，第三世界的廣大困苦人民可能要愁等至2022年才有望施打疫苗。而身為國際棄兒的台灣雖然挺過疫情的衝擊，卻在疫苗搶奪戰中晚人一步。
可以想見，在2021至2022年的近未來，富裕國家的藝術家們將搶先一步開始回到可正常旅行的過去世界。而台灣、東南亞國家、甚至窮困的非洲國家的藝術家們，則是會晚個數月甚至一年以上才能享有出發點的公平性。疫苗的出現及施打，並不代表旅遊禁制條件的鬆綁。疫苗的有效性是科學問題，但認定疫苗的有效性卻是政治問題。國家與國家之間是否互相肯認其疫苗的有效性，將會直接關係到人員是否具備自由旅行的能力。在可見的近未來，台灣應該是會與日本、新加坡、美國、澳洲等較具互信基礎的國家較早完成疫苗效力的互相認證工作。台灣要自由與歐洲、中東地區進行交流則是較晚才會發生的事情，這樣的外交現實亦有可能改變台灣國際文化交流的圖景。
我們真有辦法回到過去？
目前多數的國際藝術機構，其面對疫情衝擊的規劃方針多半是：撐過2020，明年回歸正常。然而未來真的會回到過去，回到那個我們所熟悉的國際化社會？隨著疫情的肆虐，地方經濟的瓦解及國際秩序的鬆動早已令2020年的世界不再如此平靜：從對香港抗議人士的拘捕、美國BLM運動（Black Lives Matter）、外高加索戰爭、一直到衣索比亞內戰。這些事件雖然並未持續擴大，卻也暗示了國際秩序的變遷。美、中之間的新冷戰早已在疫情開始之前就已經在鋪梗了，而冷戰局勢亦隨著疫情出現而更顯明朗。
台灣身處新、舊冷戰的前線，相關的衝擊是遲早會影響藝術世界的。隨著香港衝突的擴大，日前陸委會已開始研議未來將港資等同陸資看待。當香港在台灣的法源定位中逐步被「大陸化」，香港過去所扮演了藝術交易及倉儲中心的位階，也正在快速流逝之中。
過去的全球藝術奠定於冷戰秩序瓦解之後的全球化，透過全球化、藝術家及作品的自由流動創造了我們所熟悉的藝術世界。而後冷戰時期推動藝術市場進展的兩大動力亦逐漸消退：一為鐵幕倒下之後，大批居住於原共產世界的創作者被釋放至資本市場。中國當代藝術市場的投資神話便是奠定於此基礎之上，而過去30年對於全球各區域新興藝術市場的投資，基本上都是在複製中國當代藝術模式。另一動力則為透過資本市場的擴大，除了過去的歐、美、日之外，包括中國、印度、拉美等地的新興市場開始出現了藝術品投資的動能。許多歐美藝術巨星，實際上是依靠這些「後進收藏家」來累積財富。
新冷戰的出現，勢必會使上述的藝術發展路徑戛然而止。今日的當代藝術世界實際上是上一場全球文化冷戰後，由勝利的一方所留下來的遺骸。下一場文化冷戰是否亦會影響藝術創作的形式及面貌，仍舊不得而知。但可以確定的是，在文化冷戰壟罩的新時代，國際政治動員對於藝術交流的影響力將勝過市場因素。在新的國際結盟脈絡之中，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結盟關係將會同時影響到國際藝術交流的走向。在未來世界中，敵對陣營之間的藝術交流活動將會大幅減少。即使偶爾舉辦，也勢必將抱持著某種互相較勁、或是互相吸收對方藝術工作者的戰略方針來策畫。
冷戰是否會轉變為熱戰，將會影響到藝術體制的自主性是否會受到干擾。一旦真實的戰爭取代了以諜報戰、資訊戰及文化戰為主的總體戰爭情境，藝術體制便會立即受到程度不一的國家動員影響，成為整體戰爭的環節之一。若事情發展至此，身為機構工作者而言應思考的是和國家之間合作的界線為何，以及是否可能於毫無國家經費挹注的情境下，維持機構最底限的營運。身為個人藝術家則是要思考，如何在無法舉辦展覽活動的條件之下，持續於個人的藝術世界中潛心創作。筆者於此並非危言聳聽，而是筆者發現比起其他領域的工作者而言，當代藝術領域的工作者更善於回顧及挖掘過去歷史的蛛絲馬跡，卻對即將到來的危險世界缺乏論證。
庇護所
在每個時代，混亂的世界總是衝擊著需要和平及資本才能累積起來的燦爛文化。但混亂的時代，卻可能是某種得以改造本土藝術生態體質的機會窗口。在混亂的世界中直接獲取文化紅利者，往往是庇護所的供給者。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全歐洲的前衛主義者為了躲避兵役及戰爭聚集於瑞士的蘇黎世，因而創造了達達主義。紐約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大量吸收來自歐洲大陸的菁英，閱讀建築史便會發現德國現代主義菁英幾乎移居美國。從中日戰爭到國共內戰引發的混亂，將人文藝術領域的菁英驅趕至香港及新加坡。而在911事件之後，許多擔心留在美國會受到影響的穆斯林移民便移居到伊斯坦堡，為該城於土耳其總理厄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上台之前曾創造出短暫的國際城市面貌。
換句話說，是否能適切的扮演起「庇護所」的角色，對於有志於在逐漸瘋狂的世界中扮演藝術議題的主導者來說，將會是一個重要的任務。庇護所的持續性除了外在因素的影響之外，庇護所社會是否能趁此機會將前來尋求庇護的藝術家內化為自身的藝術生產能量，亦是一項關鍵。一戰時期的瑞士與二戰時期的紐約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並未將前來避災的藝術家轉化為願意長期居留的「瑞士人」，導致戰爭結束之後，文化人才便各自返鄉，並未對瑞士長遠的藝術發展造成影響力。反之，紐約卻趁此機會一躍成為戰後世界的藝術之都。
當然，台灣是否能順理成章的成為某種文化庇護所，亦須仰賴在未來的冷戰格局之中，走在鋼索之上的台灣社會並未發展到熱戰的階段。回到尺度較大的視角回望，當國際間的冷戰局勢重新成形之後，對峙的雙方亦會於各自的重點文化機構挹注可觀的經費來進行國際文化影響力的博奕。在這當中，新一波的藝術巨星亦會有意、無意的被培養出來，但相比於過去藝術巨星主要依靠資本市場的支持，近未來的藝術巨星將會更貼合對峙雙方的意識形態。除此之外，雙方對於盟友的文化收買及輸出亦將更形明顯、猖獗，新興的藝術機構及投資計劃亦會於全球各地興起。
面對此一變局，台灣首先需要的是適合本土現實條件的策略及思想討論。台灣自後冷戰時期以來，長期依靠歐洲主流藝術圈推動相關藝術議題的發展，在制度及策略發展上亦盡可能朝其靠攏。當前的疫情不僅阻斷了台、歐之間的交流，亦創造了截然不同的社會情境。若歷史局勢真如同筆者所預言的發展下去，很快的，台灣就會很難找到適合「參考」的對象。在混亂的近未來，台灣是否可發展出適合自身社會生態環境的藝術策略，不僅是形而上的主體性問題，同時亦是攸關台灣藝術發展是否可適應新世界、並於新世界立足的重要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