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結束也是開始，只是當時我們無法察覺。
米契‧艾爾邦（Mitch Albom），《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關於結束並沒有一個開始，然而，關於開始的確有一個開始與結束。
葛楚得‧史坦（Gertrude Stein），《真實閱讀葛楚得‧史坦：茱蒂‧葛朗選集及論文》（Really reading Gertrude Stein: a selected anthology with essays by Judy Grahn）
前言
「當代如果是一個歷史時期，那麼何時是它的結束？」，課堂上這簡短的問句，開啟了一個深刻的問題：「『當代藝術』是否即將步入結束？」又或者，更為精確地說：「『當代藝術』何時才算是步入結束？」
這個隨口提出的問題，在2020年似乎格外顯得值得思考，當國際博覽會、拍賣公司的現場拍賣、大型雙年展乃至於美術館舍，紛紛在疫情畫下休止符（暫停）的情境下，「當代藝術」的落幕似乎格外醒目而值得深思。是否「當代藝術」已然來到了那步下神壇的歷史時刻？這個看似簡單的提問，卻又十分地難以回應。一方面，關於「結束」的開始確如米契‧艾爾邦所言：「當時無法察覺」；又或者說沒有結束的開始，而是一如葛楚德所言：「關於開始的確有一個開始與結束。」真正重要的是：「什麼事物的開始，即將結束？」而如果這個「結束」一如艾爾邦所言，那麼我們又如何可能得知？
關於「結束」或者能清楚辨識一個現象、一種潮流的種種面貌與性質，或許唯有在其終將結束的前夕，我們才能看清。一如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所言：「無論如何哲學總是來得太遲。哲學作為有關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現實結束其形成過程並完成其自身之後，才會出現。概念所教導的也必然就是歷史所呈示的。這就是說，直到現實成熟了，理想的東西才會對實在的東西顯現出來，並在把握了這同一個實在世界的實體之後，才把它建成為一個理智王國的型態。當哲學把它的灰色繪成灰色的時候，這一生活型態就變老了。對灰色繪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型態變得年青，而只能作為認識的對象。米涅瓦的貓頭鷹要等到黃昏的到來，才會起飛。」（《法哲學原理》，〈序言〉）米涅瓦的貓頭鷹，總在黃昏時刻才翩然振翅。那麼「當代藝術」的黃昏時刻來臨了嗎？ 這樣的提問，在2020年似乎十分值得深思。
也許結束早已開始
2009年挪威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座談會，那是一場名為「要或不要舉辦雙年展」（To Biennale or not to Biennale）的座談會。這個座談會對當代藝術機制中最為醒目、重要的機制：「雙年展」，給出了一個鮮明的質疑和挑戰。在遠方極北的當代藝術邊緣區，一群人開始思考「雙年展」作為「藝術世界」存在的必要性。兩年後德國的ZKM卡爾斯魯厄藝術與媒體中心舉辦一場名為「全球當代：1989年以後的藝術世界群」（The Global Contemporary: Art Worlds After 1989）展覽，以一種歷史的角度，重新勾勒當代藝術的緣起、性質與其中的藝術作品和藝術家現象。
一個質疑以及一個回顧，這將近十年以前的座談與展覽，讓我們看見了兩種對於大型、週期性、跨國際的當代藝術展的思考與眼光，前者提出了「質疑」而後者撰寫了「歷史」。無論是「質疑」或者「歷史」都象徵著「雙年展」以及其主流品味的「當代藝術」，已然不再是方興未艾的藝術前衛浪潮，而毋寧更像是一個已然完整機構化的「學院藝術」權力結構競合場。這兩個不同的活動，標誌著以雙年展為主要展呈、論述場域的「當代藝術」已經進入了「歷史」的檢視中。而「歷史」始終標誌著對於某種往昔時光的回顧、緬懷與理解。
「當代藝術」或者更為精確地國際雙年展品味的「當代藝術」，在10年前左右開始悄然地走入了「歷史」的範疇中。也恰是在這個時間點上，藝術世界中的另一個現象，讓「當代藝術」繼續了那花事繁盛的景象，毫無知覺「荼靡」已然含苞。大型國際級藝術博覽會的全球化發展，填補了「雙年展」機制其品味的頹然和蒼老，轉而以一種消費性的歡愉感，盛裝於世人眼前。特別是雨後春筍般的亞洲藝術博覽會，更讓「當代藝術」有了一種「亞洲勢力」抬頭的全新感受，這樣的歡愉感和驕傲感，還可以從第十五屆文件大展「Documenta 15」選擇了印尼策展團隊中看見。甚至，我們還可以預測「原住民藝術」（Aboriginal Art）將成為下一個西方主體的「當代藝術」或者說「雙年展機制」藝術的續命丸。
然而，若回顧藝術歷史，則可以發現每一次「西方」藝術危機發生時，異文化總是他們拿來續命及發展新路徑的資源，無論是立體派亦或者戰後的觀念藝術，這種採借性的舉措，歷歷可見。然而，恰恰是這樣的時刻，讓我們真正看見了一個藝術時期其終結時刻，可能已然來到。
美中經濟結構的結束及全球化的落幕
從政治、經濟以及技術發展歷史的角度上看ZKM的展覽「全球當代：1989年以後的藝術世界群」，便可以清楚地看見德國學者為何將「當代藝術」的歷史起點訂於1989年。冷戰的結束，GATT（國際關稅聯盟）到WTO（世界貿易組織）的完成，乃至於網路協定（www.）以及GPS衛星系統的完成，都構成了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筆下「地球村」的實現；更重要的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所構成的全球生產與消費移動，其所構成的亞洲新興市場與新經濟力量，都構成了以「雙年展」對抗「美術館」的沃土。與此同時，尚‧余伯‧馬丁（Jean-Hubert Martin）的「大地魔術師」（Les Magiciens de la Terre）更成功地將西方的「藝術史」擴張為「人類學」的架構，更大範圍地拓展了論述的範疇。恰是在這個全球政經背景下，「當代藝術」在高舉著反對全球化的論調中，伴隨著全球化的情境蔓延，一路從核心（西方）到邊緣（亞洲），並瓦解了現代主義式的藝術論述系統。
然而，如果「雙年展」品味的全球化「當代藝術」乃是伴隨著全球政治、經濟及技術發展而構成的藝術世界機制，那麼必須說這個後89體制的「全球化」政治、經濟結構正在瓦解中。從消費和生產的角度上看後89體制的「全球化」，可以說基本上是以美、中以及歐盟三邊關係的經濟、政治系統為基礎的全球性政治、經濟架構。然而，歐債危機宣告了歐盟體系的失敗，美中貿易戰則進一步宣告了美、中經濟機制的消融。更有甚者，網路長城、監控與封鎖等構成網路空間裡涇渭分明的阻絕和分隔，構成了新時代的柏林圍牆，一種數位時代的冷戰疆界，早已在404 Error not found中形成。如果說「『全球化』失敗了嗎？」是一個全新的當代藝術提問，那麼這個答案早已在歐債危機、美中貿易戰、雙邊貿易協定取代全球貿易組織的過程中宣告了。
全球化的COVID-19
如果說「末世」始終和「瘟疫」相連，那麼「全球化」的終結似乎也有這麼一點意味；每一個龐然的「世界」，其終結時似乎皆有一個難以抵禦、預期的「瘟疫」，古羅馬、蒙古帝國等等，「瘟疫」的確扮演了某種末世騎士的角色，「全球化」亦不例外。「全球化」並非是20 世紀晚期的產物，19世紀帝國在主義的擴張下，世界早在20世紀初期即已經歷過一次全球化，1918年的世界，其全球化連結的程度更甚於冷戰時期的東西陣營。
然而，一場戰爭和一場瘟疫（西班牙大流感），卻慢慢地瓦解了這個舊帝國主義體制的「全球化」。世界，在一戰及大流感之後越來越裂解，終而裂解成為三個陣營：法西斯、共產以及英美民主。這個歷史，似乎正在重演中，一方面「瘟疫」的大規模蔓延乃是全球化造成的結果，另一方面「瘟疫」卻又構成了封鎖疆界、切斷連結，構成「全球化」中斷的結果。
2020 年的COVID-19恰恰構成了經濟、政治乃至於文化藝術，其全球性連結的狀態。或者更為正確地說，COVID-19為「後89體制的『全球化』」運行，強制地按下了暫停鍵。與此同時，那帶有消費主義愉悅感的「當代藝術」生產，似乎也面臨了衝擊，生、死、別離、顛沛、惶惑的陰影，必然地籠罩在這星球其他地區的「藝術」及「藝術家」（台灣的確不活在同一個星球），而消費主義式的歡愉、為賦新辭強說愁的言說，這些當代藝術裡常見的作品性質，或將隨著「瘟疫」而煙消雲散去。
結語
關於「當代何時結束？」這個問題，或許我們已然來到了貓頭鷹振翅的黃昏時刻了，儘管更為細膩的整理、辯證和論述，或許還在思考者的心路上，然而「當代」的暗夜卻可能已在COVID-19這個隱雷中沉沉迴盪。而或許，那些絢麗的國際藝術博覽會，早已是落日前的迷人彩霞，只是當時無人知曉。
沈伯丞( 30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