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由國立臺灣美術館(以下簡稱國美館)規劃的第16屆光州雙年展臺灣館「無限副本:灰色地帶」一展,甫於11月15日在韓國國立亞洲文化殿堂(National Asian Culture Center, 以下簡稱ACC)落幕。展覽透過藝術家的觀察與創造,反思個體在當代政治環境與技術媒介之間的能動性,而籌備期間所遭遇的「臺灣館(Taiwan Pavilion)」名稱爭議,恰也從另一角度映照出臺灣在國際關係中的當代課題。展覽落幕之際,我們整理了經歷這一過程的各方經驗與建言,以策展人、藝術家為代表的參展者及其他民間力量為上篇、美術館為代表的公部門機構為下篇,試圖留存、並打開這一事件留下的反思與討論空間。
2026年光州雙年展臺灣館一度遭主辦單位更改參展名稱,經過國立臺灣美術館、臺灣政府、參展團隊與國際藝文界多方交涉,最終恢復「Taiwan Pavilion」名稱,並於9月5日順利開幕。然而,名稱爭議雖然落幕,事件中涉及的國際協商、契約保障與危機應變問題,仍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
10月18日,臺灣館參展藝術家與策展團隊,在前一天的公開分享會後,另行邀請臺灣視覺藝術協會(視盟)、國際藝評人協會臺灣分會、臺北市藝術創作者職業工會(藝創工會)等組織代表及藝文界人士,舉行閉門座談。這場討論不再只是回顧事件經過,而是希望進一步思考:當臺灣藝術工作者在海外遭遇政治干預,除了臨時交涉、公開抗議或尋求國際聲援,是否還有更完善的應變方式與支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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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參展名稱爭議,看國際協商的不同層次
此次臺灣館由國立臺灣美術館(國美館)負責執行,參與光州雙年展的Pavilion展館計畫,展覽空間位於韓國國立亞洲文化殿堂(ACC)。國美館原以「Taiwan Pavilion」名稱提出申請,4月獲光州雙年展基金會同意並完成簽約,雙方後續也持續以該名稱往來。然而,基金會自6月起改以國美館英文縮寫「NTMoFA Pavilion」稱呼臺灣提案,並在8月公布的官方宣傳資料中使用更改後的名稱。
國美館與文化部對此持續提出異議,要求基金會依原先約定恢復名稱。基金會則主張,國美館是以機構身分簽署協議,因而涉及國家館與機構館的區別。雙方對參展資格及名稱的理解不同,爭議也逐漸延伸至展場使用。由於基金會與ACC之間未完成相關確認,原訂8月18日進場的布展工作遭到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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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參展藝術家而言,除了名稱被更動,另一項問題是未能及時掌握相關協商情況。藝術家蘇匯宇在閉門座談中說明,他並非認為臺灣藝術家參與所有國際展覽,都必須使用國家館名稱。不同展覽有各自的制度,藝術家也可以依個人判斷接受不同的參展身分。此次引發強烈反應的原因,在於參展團隊原先接受的條件,在展覽即將開幕時遭到變更,藝術家卻只能被動得知。

這項經驗也引出了機構與參展者之間的權責問題。國際展覽的契約談判、行政協調及對外溝通,本屬執行機構的職責,並非所有交涉都必須由藝術家參與。但當協商涉及參展身分、作品呈現或是否繼續展出的重要條件,機構應在什麼階段告知參展者,又應如何確認其意願?
座談中也有人從此次事件檢討機構的談判與應變能力。當海外合作方提出新的條件,正式交涉一段時間仍無進展,是否需要調整策略、提高協調層級,或提前準備其他方案?這些問題不只涉及與海外機構的協商,也關係到美術館、文化部、外交部及參展團隊之間的資訊傳遞與權責分工。
從光州自身的歷史出發,動員國際藝術界
在官方持續交涉的同時,民間藝術組織也透過不同方式提出訴求。8月17日,視盟發表〈萬人譜的反面〉聲明,將爭議放回光州自身的歷史脈絡。創辦於1995年的光州雙年展,其成立與1980年光州民主化運動的歷史記憶密切相關。聲明從雙年展的創設精神出發,質問一個以民主、人權及藝術自由為重要價值的國際藝術機構,為何容許參展者的自我命名受到限制。
聲明援引2010年光州雙年展主題《萬人譜》及韓國作家韓江的小說《少年來了》,將名字與歷史記憶、身分及表達權利連結。其訴求並非要求光州雙年展支持臺灣特定的政治立場,而是要求雙年展遵守自身所宣示的民主與藝術自由價值,恢復「Taiwan Pavilion」名稱,並說明更名的決策過程。這樣的論述也提供了與國際藝術社群溝通的共同語言。視盟後續發起連署,參展團隊則聯繫其他國家館、韓國在地藝術家及藝文組織,爭取更多支持。臺灣藝評人協會也透過既有的國際網絡傳遞聲明。
臺灣藝評人協會理事長陳晞在座談中表示,協會當時以簡短聲明回應,方便向不同國家的藝評人協會及國際總會傳遞。由於國際藝評組織長期關注各地的藝術審查問題,將此次爭議聚焦於認同自由與審查,也有助於不同地區的藝術社群理解事件。
隨著韓國當地藝文界與國際藝術工作者陸續表態,加上臺灣方面持續進行正式交涉,光州雙年展基金會最終於8月25日同意恢復臺灣館名稱,ACC也在隨後開放進場布展。這段過程顯示,正式的機構協商與民間藝術網絡,可以透過不同管道處理同一場危機。但這次得以動員國際聲援,也仰賴參展團隊長期累積的人際關係,以及當事者主動尋找資源、提出訴求的能力。若下一次事件發生在缺乏國際人脈或行政支援的團隊身上,又該如何因應?

如何理解政治風險?藝術交流也有不同的思考
對於藝術交流應如何面對政治風險,座談中也出現不同看法。視盟理事長沈伯丞從臺灣的國際處境出發,認為當藝術交流進入國家級美術館與國際展覽體系,便很難完全迴避政治與外交因素。他也提出「乒乓外交」的思考:當國際社會對臺灣的關注增加,藝術交流是否可能成為拓展國際關係的契機?在這樣的前提下,與其因為政治風險而減少交流,更需要建立足以支持藝術工作者前往不同地區的危機應變能力。
文化政策研究學會常務理事吳介祥則質疑,是否應將藝術交流預先設定為突破外交困境的工具。他認為,國際展覽往往來自藝術家、策展人與機構長期累積的專業及人際關係,合作是在具體往來中逐漸形成的,不宜因為個別事件遭遇政治干預,便預設所有國際交流都將面臨相同情況。
兩人的分歧並不在於是否承認政治風險,而是對藝術交流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有不同理解。沈伯丞強調政治干預的結構性,以及事前準備的重要;吳介祥則關心如何維持藝術交流的自主性,不讓政治考量主導原有的合作關係。
吳介祥也提出類似「中國因素險」的構想,思考藝術工作者若因政治因素導致展覽取消或受到損失,是否可能透過保險、經濟補償及心理支持,減輕其承擔的壓力。相較之下,沈伯丞更著重建立涵蓋風險評估、專業諮詢、對外協調及法律救濟的支援機制。
這些建議分別回應了政治干預可能造成的不同後果。從展覽籌備到實際執行,藝術工作者既需要認識潛在風險,也需要在危機發生時有可運用的資源。如何將外交、行政、法律及民間組織的專業整合起來,避免每次遭遇問題都重新摸索處理方式,正是建立制度的重要課題。
從哈薩克事件出發,將危機應變轉化為專業訓練
事實上,視盟對國際藝術交流危機管理的關注,並不是從此次光州事件才開始。
2025年9月,原訂於哈薩克阿拉木圖中央國家博物館舉辦的臺灣當代藝術展,在策展團隊抵達當地、即將開幕之際,突然遭場館以設施維修為由取消。團隊面對展覽無法舉行、製作經費已經支出,以及後續契約爭議等問題,卻發現尋求跨國法律救濟與行政協助相當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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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伯丞表示,哈薩克事件之後,視盟便曾提出國際藝術交流危機管理的相關計畫,希望邀集文化部、外交部及藝術工作者共同討論,建立更完整的應變程序。後來透過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進一步籌辦今年年底的危機應變課程。光州事件發生時,這項計畫已在規劃之中,也使相關議題更加受到關注。
視盟目前規劃於12月12、13及19日舉辦為期兩天半的「藝術危機應變課程」。12月12日將邀請具外交、法律及公關專業的講師,分別討論涉外爭議處理與外交協調、藝文交流法律協助與合約風險控管,以及危機溝通、媒體回應和輿情管理。第二天除了延續涉外爭議處理,也安排由文化部文化交流司分享國際藝文活動的風險辨識與應變機制,並從跨部門及利害關係人協調的角度,討論不同單位如何在事件發生時合作。最後半天則將以光州雙年展臺灣館更名事件等具體案例進行分析。
這項課程的意義,不只是教導藝術工作者遭到政治干預後如何抗議,更希望將風險辨識與應變準備納入國際交流的工作流程。例如,接受海外邀請前,是否充分了解當地的政治與法律環境?簽約時有哪些條款需要注意?如果展覽名稱、作品內容或參展身分受到干預,應先與哪些單位聯繫?當交涉沒有進展,如何評估調整策略、尋求政府協助,或終止合作所涉及的後果?

座談中也有與會者期待公立美術館及相關文化行政人員能參與課程。畢竟國際交流的危機管理,不只是藝術家個人的能力問題;執行機構能否掌握契約、進行跨國協商,並與主管機關有效合作,同樣影響事件的處理。視盟並希望在課程結束後整理相關建議,讓更多藝術工作者及政府部門參考。不過,目前已確定的是專業培訓,至於能否進一步發展為持續運作的支援制度,仍需後續推動。
從契約到法律救濟,現有制度還缺少什麼?
除了危機管理訓練,法律支援也是此次座談反覆討論的方向。今年1月31日,哈薩克事件的後續座談曾邀請臺灣文化法學會理事長廖凰玎律師,從國際合作契約及文化法制提出建議。她首先提醒,藝術工作者在簽訂跨國契約時,往往忽略準據法與爭議管轄法院的約定,也就是發生爭執時,適用哪一國的法律、由哪個國家的法院處理。
這些條款看似只是制式文件的一部分,卻直接影響後續的權益保障。廖凰玎認為,藝術家與策展人應了解相關約定的法律效果,並在簽約前尋求專業協助,而不是完全接受海外合作機構提供的契約版本。她也以哈薩克事件說明「不可抗力」的判斷。海外場館若因自身可以管理的設施維修而取消展覽,未必能主張不可抗力、免除履約責任。然而,對臺灣策展團隊而言,如果因海外場館突然取消展覽而無法完成原訂計畫,則可能涉及與國內補助機關之間另一層契約關係,必須分別檢視。
廖凰玎特別強調,契約並不只是為了事後訴訟。清楚的合作條件,也能成為事件發生時提出主張、與對方交涉的依據。但即使契約已經完善,仍無法完全排除政治介入的可能;一旦涉及跨國訴訟,高額的律師費用與漫長程序,更非個別藝術家或小型策展團隊所能輕易負擔。
因此,她進一步從既有文化法制提出制度構想。《文化基本法》已有促進國際文化交流及設置文化發展基金的相關規範,現行制度也提供部分契約範本與法律諮詢資源。她認為,可以在這些基礎上進一步思考,如何針對國際藝術交流建立專門的法律協助、風險支援與經費管道。
這項構想在光州閉門座談中再次被提出。與會者討論,未來是否可能透過政府或第三方機制,整合法律、外交及危機管理專業,協助藝術工作者在事前審查契約、評估風險,事件發生時提供諮詢,必要時再尋求法律救濟。至於相關資源能否運用文化發展基金、應由何種單位執行,以及實際申請與啟動程序,仍有待進一步研議。
從不同藝術領域,尋找可以運用的應變經驗
除了法律資源,不同藝術領域的實務經驗也提供了參考。在哈薩克事件的後續座談中,參與舞台劇《這不是個大使館》國際巡演的臺灣數位外交協會理事長郭家佑曾分享,該劇涉及臺灣外交處境與國際身分,製作團隊在海外演出前便已評估可能遭遇的政治抗議。他們曾主動接觸瑞士外交部門,說明演出內容及可能發生的爭議;赴韓國演出前,則因合作劇院過去曾在其他演出中收到威脅訊息,劇組與場館人員因此進行多次安全演練,預先討論觀眾衝突及緊急應變方式。
這些經驗顯示,對可能發生的爭議進行預先評估、建立當地聯繫管道,可以是國際藝術製作與巡演規劃的一部分。相較之下,視覺藝術家經常以個人身分參與國際聯展或接受機構邀請,未必擁有完整的行政團隊。藝創工會理事徐詩雨也在光州座談中提到,工會已有協助藝術工作者處理契約糾紛的法律諮詢資源,可以進一步思考如何透過不同組織合作,擴大國際交流所需的支援。
從這些討論可以看見,臺灣藝術界並非完全缺乏相關專業,而是既有資源分散在不同的個人、機構與組織之間。當危機發生,誰可以提供協助、如何啟動支援,以及不同單位應如何分工,仍需要更明確的安排。
10月18日的閉門座談並未形成共同決議,但已提出幾項可以繼續推進的工作,包括國際合作的事前風險評估、契約與法律諮詢、危機發生時的跨部門協調,以及事後可能需要的救濟與經費支援。
從哈薩克到光州,兩起事件的背景與處理結果不同,卻都顯示國際藝術交流的風險不能完全依靠個別當事人的經驗與臨場反應。視盟即將展開的危機應變課程,是將這些經驗轉化為專業知識的一項嘗試。接下來更重要的,是能否讓相關資源形成持續運作、可供藝術工作者與合作機構實際使用的支援機制,使未來的國際交流在遭遇政治干預時,不必每次都從頭尋找解決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