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的地方美術館相繼落成的今日，一座美術館如何真正與城市共生，而非僅被視為新的地標？已成為地方政府與館舍共同關注的議題。綠美圖的特殊性，在於它同時涵蓋了臺中市立美術館與臺中市立圖書館總館。共享同一建築體的兩館雖以獨立系統運作，卻必須在典藏、知識生產、教育到策展方法上進行跨領域協作；面對更為多元的觀眾結構，也需重新思考「共構」在日常營運中的實質意涵。
在11月15、16日舉行的首屆國際論壇「交會之所——打造共融的文化場域」中，便以四個主題「與城市共生的美術館」、「藝術與閱讀交會的創新可能」、「藝術作為共融對話的橋樑」、「美術館延伸的遊戲森林」展開。邀請多位國際知名館舍館長、策展人與研究者，從城市美術館為起點，走入閱讀與藝術共構的場景，再到社區共融與兒童教育現場。藉此契機，希望在即將開館之際，邀請觀眾透過論壇現場的專家分享，共同了解與想像綠美圖的發展藍圖。
與城市共生的美術館
首個論壇場次，聚焦於美術館如何不只是「位於城市之中」，而能反過來形塑城市被看見、被敘述與被想像的方式。以「Attentive Museum 與城市共生」為題，新北市美術館館長賴香伶從籌備期談起。座落鶯歌的館舍一方面承接陶瓷工藝史，一方面以典藏與策展回應在地生活。她與團隊將美術館視為「多元動能的社會工場」，在開館前便透過移地展覽、觀眾需求調查、地方檔案研究與「穿越新北」等計畫，主動理解觀眾並與城市建立關係。於是，「地方性」成為敘事的力量，「公共性」則讓不同背景的觀眾得以在此相遇，美術館不再只是「坐落於鶯歌」，而是「從鶯歌生長出來」。
若新北市美術館面對的是「如何從地方出發」，德紹的包浩斯博物館則處於另一相反的情境。作為建築與藝術史中的重要象徵，包浩斯的知名度早已超越其所處的工業城市德紹。因而包浩斯德紹基金會總監芭芭拉．史戴納（Barbara Steiner）分享，從城郊舊址到如今位於市中心公園的寬敞新空間，為德紹包浩斯博物館的核心精神：實驗和探索，在當代延展出更多可能。他們也以跨領域合作如「Friday Group」等活動，邀請地方不同群體共同參與，使藝術重新回到生活現場。對她而言，美術館唯有穿透藝術社群同溫層，回應城市的多重聲音，才能從歷史象徵轉化為持續運作的公共系統。
澳洲當代藝術博物館（MCA）館長蘇珊．科特（Suzanne Cotter）則以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泰特現代美術館與龐畢度中心為例，指出美術館一旦成為城市流動的節點，公共空間便自然滲入藝術經驗。位於雪梨港灣第一排的MCA，每年吸引近百萬訪客，其中四成為海外遊客。因而MCA著重的思考便在於：當遊客走進館舍，他們在尋找什麼？若只停在拍照打卡，美術館將僅作為景點；但若能在此遇見當代澳洲的文化脈絡，它便成為理解城市的一個入口。
「與城市共生的美術館」從地方新館舍、百年歷史機構與觀光熱區中的博物館三種經驗出發，呈現美術館在城市中生成從地方紋理生長、讓歷史重返日常，以及如何在觀光經濟與城市文化之間重新確立自身定位的三種模式。
美術館與圖書館共構如何可能？
在論壇開場時，臺中市副市長黃國榮便介紹了綠美圖所處的獨特環境：基地前身為水湳機場，現已轉化為大面積的中央公園，綠美圖這座新型文化場域正座落於公園邊緣。美術館與圖書館的共構，在國際間已是一種重新定義公共性的實驗形式。1969 年，時任法國總統龐畢度提出的巴黎龐畢度中心，便是由法國國立現代藝術博物館、公共資訊圖書館（BPI）與聲響與音樂研究中心構成的複合文化機構。從裸露管線的建築外觀到組織架構，皆打破了傳統的定義。
BPI文化發展與電影部總監艾曼紐．帕耶－沃茲（Emmanuêle Payen-Wouts）將圖書館形容為整個機構的「知識引擎」，它免費向所有人開放，並透過書籍之外的文化節目，吸引不同受眾匯聚於此。館藏書籍成為基礎，透過講座、電影與策展再次被導回知識系統，帕耶－沃茲將此方法總結為「不斷尋找連結」。在龐畢度體系中的各館，共享觀眾、議題、檔案與城市想像，共構可持續參與和改寫的公共知識場域。
而韓國現代兒童圖書與藝術博物館（MOKA）館長盧廷玟與太田市美術館圖書館首席策展人山田晃子，則提供了兩種「共構」的不同可能。MOKA面對高度數位化的城市生活，刻意選擇降低科技依賴，以繪本與圖像敘事作為策展核心。插畫被放大為可走入的場景，讓孩子以自身的高度與步伐重新定義「觀看」；而館內的千冊藏書則為閱讀、討論與創作提供穩定的知識基底。
太田市美術館圖書館則源自市民「希望有一處能同時閱讀與看展的地方」的集體期待，因此將共構理解為一種與市民共創展演內容的方式。以《冒險的書》為例，觀眾帶著藝術團體「偶而空聳」（orangcosong）的城市探索計劃「Engeki Quest」走出館外，在街區完成任務，再把照片、文字與錄音帶回館內，成為展覽的一部分。閱讀與看展不再侷限於展廳，而是由市民的行動與城市日常共同構成。
回到綠美圖，在臺中市立美術館館長賴依欣的分享中，也可見早在建築規劃階段，便已考量到未來雙館「共構」的運作方式。八座高低錯落、以連通橋與平臺串連的量體，使觀眾在公園、圖書館與美術館之間，可以自然地切換空間經驗；其中「文化之森」一端通往圖書館，一端連接美術館，更讓兩館的使用者在動線上必然相遇。通透的大廳、連通橋與戶外平台，也為跨領域活動與偶然相遇預留了空間。在數位延伸上，館方也正開發手機導覽系統，讓觀眾將來能在兩館之間自行設計體驗路線。
圖書館針對不同年齡讀者的分齡分棟的設置，則為美術館帶來更多元的觀眾群體，使其公共性被自然擴大；在專業運作上，也讓美術館重新檢視典藏架構。而如何在作品、文獻與手稿之間建立新的連結？美術館則將出版品、手稿、檔案文獻納入研究與策展考量，首檔展覽展出《小王子》手稿與海倫．凱勒相關文獻，以及多位藝術家書籍形式參展的作品，顯示圖書館共構為策展手法帶來的啟發。在長遠視野裡，2027年的跨領域駐館計畫，更在視覺藝術家外，也將小說家、音樂家等創作者納入範疇，讓「共構」持續實踐。
藝術作為共融對話的橋樑
論壇首日從建築、城市想像與館舍共構切入，第二天則將視角放回館舍現場。在「藝術作為共融對話的橋樑」中，聚焦於美術館如何在制度與實務上真正把多元觀眾納入視野？荷蘭國家博物館近用與共融專案經理瑪努克．奧爾德（Manouk Oord）以極為日常的細節展開，如沉重的門、複雜的動線、突兀的光線變化，都足以讓輪椅使用者、抱著孩子的家長、高齡觀眾，甚至只是暫時受傷的訪客，被無意間排除於外。
基於此，團隊選擇從「移除具體障礙」開始，如製作觸摸輔具、與視障者共同開發導覽文本、調整展示環境，甚至在疫情期間將等比例複製的《夜巡》送進安養院所，讓無法移動的高齡觀眾也能參與藝術。這些皆是將「共融」納入博物館日常運作的嘗試，而非僅為附屬的「友善服務」。在層級制度上，荷蘭國家博物館的無障礙部門經理也直接與管理階層平行，使其執行能成為整館長期承擔的結構。
2018年，新加坡國家美術館成立「Community & Access」團隊，也正式將「共融」納入館舍的制度結構。服務對象涵蓋高齡者、行動不便者與身心障礙者，並長期與社福、醫療與長照單位合作。社區與共融組副總監丁燕萍，從三個面向分享「共融」於館舍內的實踐。其一，是降低「踏入美術館之前」的門檻：從陪同者免票、明確的無障礙資訊，到由不同障別觀眾實測的動線，皆旨在減緩人們踏入館舍的焦慮。其二，是新增了館內的感官照護空間，如「Calm Room」便是提供感官敏感者休憩的緩衝區，從座椅材質到燈光明暗，都在醫師與社群的持續回饋中被不斷調整。其三，則回到美術館的核心，藏品如何被閱讀與理解，如團隊長期與香港團體「Beyond Vision International 」合作開發觸覺導覽系統，讓視障觀眾能透過觸覺感受畫面，進入作品之中。
國立臺灣美術館教育推廣組副研究員吳麗娟，則以「十年現場」回應共融。自2013年成為文化部指定的「視障服務示範館」後，國美館長期在展覽現場中學摸索，如何為不同感官條件的觀眾，建立共同的觀展空間。在多年與視障者、聽障者、長者與身心障礙學生的反覆互動中發展出一套共學模式，也逐漸以「全人友善博物館」為願景。經驗累積之中，團隊愈來愈清楚：真正能「全時段」讓所有觀眾進入的，並非活動而是展覽本身。於是嘗試將觸摸輔具、口述影像與3D列印模型等設計，直接納入展覽中。
吳麗娟將這十年的經驗形容為「工事中」，顯見共融並非完成式，而是隨觀眾需求持續調整的長期工程。從國際館舍的分享中也可看出，共融最終取決於機構是否願意鬆動自身組織架構，當展覽能因應不同條件，提供更平等的觀看方式，藝術才真正有可能成為接納多元群體的公共語言。
美術館延伸的遊戲森林
而在最後「美術館延伸的遊戲森林」的分享場次，「共融」也被延伸至全球美術館皆十分重視的一群觀眾：兒童。若從孩子的角度回看美術館，它需要、應該是什麼樣貌？奧地利ZOOM兒童博物館館長安德莉亞．祖提（Andrea Zsutty）分享ZOOM的策展核心，首先將兒童視為具獨立行動與思考能力的完整個體，而非被動等待教育的學習者。這樣的理念，使ZOOM的展覽皆帶有一種開放性，讓孩子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世界。例如理解樹木變成木材的過程，會先接觸巨大的木頭裝置，再觀察木紋結構，最後操作工具創作。開展後保留一段觀察期，也是 ZOOM在策展上的特別之處，所有設計可能被推翻、重組、調整，取決於觀察孩子的使用經驗，比任何成人預想都更具決定性。
如果說ZOOM讓展覽在兒童的各種可能性中自發生長，那麼挪威新國家美術館策展人古芮．古芮．韓瑞克森（Guri Guri Henriksen）與特別顧問佩爾．奧德．巴克（Per Odd Bakke）則是在館內打造了一座「可被閱讀的森林」。2022年啟用的「西爾瓦原始森林」（Urskogen Silva）透過環境教育、藝術史與科技工具，打造出一座能讓孩子真正走入的沉浸式森林，引導孩子以五感建立與世界的連結，如模仿動物的姿態、聆聽蝙蝠的回聲定位。團隊既取材於19世紀挪威風景畫，也與生物學家合作，從真實生態延伸至虛構物種的創造，讓孩子在探索中理解森林的脆弱，也理解創造所帶來的自由。
臺中市立美術館教育推廣組組長吳霈瑀，則分享了中美館在開館前已展開的多項活動，皆透過有趣的互動方式，開展觀眾對於這座嶄新館舍的想像與理解，從去年12月舉行的「草地上的美術課」、試營運限定活動「打開，我們的美術館」，到「庫房裡的光」以可視性庫房的形式，重新揭開典藏系統，讓觀眾理解藝術品如何被保存。
而分散於雙館之間的五個角落任務（Play Space Plug-in）站點，將於開館後呈現。希望讓兒童如探索者般，透過遊戲建構自己對於館舍的認識路徑。每個站點皆搭配小角色與故事線，教具由藝術家、教育專家與兒童共同調整；文字說明則維持全齡可讀，再以學習單補充兒童的自主探索。也回應了國際館舍共同關注的：美術館如何成為一個讓孩子學習如何面對世界的場所，而非要求孩子適應既有知識框架的空間？
回顧論壇的前一週，綠美圖以一場特別講座邀請SANAA事務所兩位創辦人：妹島和世（Kazuyo Sejima）與西澤立衛（Ryue Nishizawa）談「環境與建築」，某程度上也是為這座即將啟用的建築進行揭幕。妹島以20年的時間線回望SANAA的建築實驗，從金澤21世紀美術館一路到臺中綠美圖，都圍繞著建築如何不只是「融入」環境，而是成為景觀、城市與人的活動之間的連續體。最後將視線拉回臺中，自2013年啟動以來，他們對於綠美圖的思考始終如一：抬高建築，讓綠意與人流得以穿越其間，讓美術館與圖書館在垂直動線與視線上相互滲透，並以陰影、風與半戶外空間的細節，回應臺中的氣候與生活節奏。
試營運期間，綠美圖已先透過一系列活動暖身，提前打開公園、美術館與圖書館的邊界，使公共能量開始滲入建築之中。如何讓藝術與閱讀沿著同一座建築體共同生長？當散步、休憩、閱讀與觀展逐漸成為一條自然而然的路線，綠美圖作為一座新型態文化機構所孕育的公共生命力，其實也已悄然成形。
章郡榕（Chun-Jung Chang）( 47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