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集資背後或許與你想的不太一樣：投入藝文空間營運前的幾個思考點

從去年11月24日的選舉過後，我相信很多青年世代是沮喪的。在2014年318學運後，一度對於這場運動遺留下來，關於公共性、網路資訊的開放、國家主權等進步特質的思考，信心地投射出對於台灣公民素養的新里程碑。當然去年的大選的確是打了一巴掌，也一度令人反省到以為在太陽花學運後曾經留下什麼進步價值，也或許完全是場高估與幻象。

但在藝術圈無數場巧遇的閒聊裡，每次與曹良賓（阿定）的對話，以及他所組織營運的Lightbox攝影圖書室，在每一次的企畫、營運的思考與規劃中，總能在這些細節裡被提醒——那場運動的影響仍然存在。

成立於2016年Lightbox攝影圖書室，著眼於台灣攝影資料的散佚，以及期待提供關注攝影領域的人們，有處可以閱讀、群聚討論的據點，最終以「攝影」與「圖書館」面向公眾並採開放自由的特質，成立一處位於台北捷運古亭站附近的據點。然這個據點，是阿定向經營咖啡館的友人租下閒置的樓層，但經過幾年營運下來，所蒐羅獲捐的攝影藏書越趨豐富，同時在活動越來越穩定興辦、空間逐漸成長邁向穩定期之際，書櫃卻無法再騰出空位，每次參與座談的聽眾擠滿狹小的空間與樓梯間，也讓Lightbox的核心成員魏蘭懿、鄭允人、邱德怡和張亭楓等人，對於遷徙到下一個階段的據點有了共識。

然而，搬家與建築修繕都需要為數不小的經費，翻開過去Lightbox每年的營運經費佔比，公部門補助大約佔了40%，另外50%來自私人的大額贊助，但若要另外支付因為搬家與修繕的衍生費用，以空間目前的營收是不可能負擔的。能存續、維持現狀對於台灣藝文團體和空間已實屬不易，「說來弔詭，但組織得持續成長，才能生存下去。」Lightbox成員們希望能緊抓著這個成長的契機，開始發起一場針對藝文空間修繕的群眾集資計畫。

群眾集資通常不是台灣藝文團體會選擇維生的選項，而藝文空間積極面對組織、空間成長的可能也是少數。多數藝文空間甚至不曾去思索組織的下一個階段在哪裡？藉由訪談阿定對於群眾集資執行的感想與經驗，我們或可從中思考台灣藝文團體經營的共同困境。

在製作正式集資網站之前，Lightbox先發出了前測問卷，回收2,400多份的調查結果，填答率約10%。前測問卷是集資能否與如何進行相當重要的關鍵，舉凡回饋品與對於空間經營的建議，都能成為空間日後優化，與邁向中期階段的重要參考資訊。「夥伴們在營運上都會有自己的想法，這樣的問卷調查其實在台灣的藝文空間經營不算普遍，但這樣的方法具有開放性，也能更貼近並回應使用者的真實需求。」

另外，他們也真的去諮詢目前業界專業的集資顧問公司，這間公司近年執行非常多台灣成功的集資案例，包括金萱字體、端傳媒等案例。Lightbox的成員們也為了執行集資，大量參考過去成功案例的網頁安排，因為是面對公眾，所以在設計的調性上偏向親民，並鎖定攝影愛好者。集資說明影片長度不能超過4分鐘，並要從生活化的攝影影像開始說明，包括親情、愛情與友誼，並再舖陳攝影的公共性，以及大眾與專業社群這幾年對於Lightbox存在意義的見證。

此外集資網站一項重要的說明，其實是表達Lightbox團隊走向下一個中期發展階段，並非沒有在自己可動用的資源下去努力促成，而是在差最後一哩路的途中，需要對於攝影有熱情的朋友們一起來參與協助。「發動集資並不是把組織成長的成敗都丟給社會大眾，而是在自己能盡力的部分都做好做滿，盡到這個力量然後請大家來幫忙，因為一起完成更具公共性也更有意義，而不是雙手一攤，等著大家給資源。」

在網頁設計上，集資顧問公司也有許多關鍵的建議，包括使用者心理因素等考量，或是集資的金額級距與順序，另外也要將集資的金錢如何使用和計畫時間表都列出來，同時，網頁始終有個紅色的比讚的手勢在拉頁中置頂，讓贊助者隨時都能找到贊助頁面等集資的小技巧。

而因一般集資計畫多數仰賴網路社群的推廣，集資顧問公司非常重視後台數據的起伏，並建議團隊微調網站的配置，或是簡化訊息量。在集資期間不斷優化，用各種精準的數據分析來達成集資的最大成效。

而攝影圖書館下一階段的新空間是如何尋覓到的？阿定的方式即是仰賴零時政府g0v.tw資訊開放的累積成果，利用「天龍特公地」網站搜尋到目前新據點的閒置空間。但阿定也表示得知申請到現在空間的當下非常開心，但其實後來著手進行進駐才發現有許多隱藏成本存在，他也提醒藝文單位在面對這類空間申請，其實都要有心理準備未來的隱藏成本存在。

第一當然是屋況，攝影圖書館新的據點因為位於捷運台電大樓站，鄰近公館和古亭，有非常理想的交通地理位置。雖然「以修代租」的方式免除了租金，但每年的土地稅和房屋稅仍高達10萬多，且實際投入的修繕費用也比預期高出許多。第二是鄰里關係，必須承擔空間過去使用者造成與鄰居間不夠信任的關係，修繕期間也需與鄰里大量的雙向溝通，這也是在事前無法預料到行政溝通成本。

第三則包括修繕的過程，各種法規、建築結構安全性的查找與確認，在這個過程裡很常因為接了一通相關機構表達安全性疑慮的電話，團隊就陷入愁雲慘霧，「這個過程其實非常打擊士氣，很多隱藏成本讓進度難以推進。」

阿定說道為何要和我們談到這場集資背後，相關的經驗與歷程，「藝術產業很常給人新潮的形象，也有很多人有興趣投入這個產業，但他們可能無法實質的想像經營時會遇到何種困難，我希望這些分享能讓他們能少走一些冤枉路。」

其實近年來，北中南有幾個藝文組織面臨收攤，或正式結束的困境，媒體的相關報導多數都是聚焦初衷與情感，「但我無法透過這樣的報導知道後面營運的成本，除了謝謝大家、下台一鞠躬之外，我也想要知道為何需要解散，也許當中的問題可能是一條法規或是一個機制，但如果不把實際遇到的困難說出來，其他團體很可能就是繼續重蹈覆轍。」

不諱言自己是「唐粉」的阿定，曾彙整問題主動預約與唐鳳碰面聊聊、閱讀她的文章和影片，從而得知一項矽谷新創公司的文化：許多新創公司在營運第一年就失敗，大約僅有10%可以繼續存活，但這些失敗的公司會詳實地寫下公司死亡的「驗屍報告」(post-mortem)，誠實地檢驗失敗的過程。這個誠實是為了面對投資新創公司的天使投資人，提供一份誠實詳細的「驗屍報告」或事後剖析，非但不會降低投資人對你的信任度，反而可能成為投資人下一次投資你的依據。「在矽谷新創的生態圈，失敗不只是失敗，也是進步的一部分，因為失敗是一種常態。」新創公司雖然常常失敗，卻也不斷優化，他們成功是奠基在九成以上的失敗才產生的。

但在台灣的文化中，對於失敗多數是負面、隱晦的，總是訴諸情感的討拍後，一切都煙消雲散。但許多藝文組織是拿政府補助預算來營運，「那是納稅人的錢，藝文組織得考慮它的公共性，必須要更有檔案意識的來面對失敗經驗，檔案意識是要負責任的。」

台灣的藝文組織一定比例都是藝術家群體所組成，好處是大家同質性強、能夠很快的取得共識，但當沒有其他外部意見刺激，很容易最後就成為相互燃燒情感、理想與勞動力的團體。阿定說他突破這種單一思考邏輯困境的方法，就是更努力去看其他領域，包括社會創新、服務設計、開源社群、合作社等不同模式，看是否有藝文組織可以參照的方式，以增強自己經營組織的能動性。本身仍有藝術家身分的阿定，並沒有把空間經營和創作完全劃分開來，對他來說做創作可以任性、出發點也可以很個人，「但組織的好處是可以去做一個人無法完成的事情，也會對專業社群更有公共性與擴散的影響。」

阿定回望著2016年Lightbox成立初期的照片，空蕩的書架是一個即將成為攝影圖書館的新空間，「那是空間最脆弱的時候，沒有人看好你，但你得要說服好多機構，文化部的圓夢計畫，國藝會、文化局的營運補助等，讓他們信任你是玩真的。」而雖然組織幸運的能茁壯走向下一個階段，但目前Lightbox的群眾集資計畫仍持續進行，一個藝文組織能否順利過度到下一個階段，仍生死未卜。

最後，這場訪談其實最強烈感受到的，是阿定希望把這走過一遭的紀錄留下，就像某本在路上撿到的攻略，提供一個善意，因為你永遠無法預期這份善意，可能在未來拯救一個曾經跟你一樣絕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