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紙等材質上書寫文字的「書蹟」類展覽，除了吸引少數熱忱的愛好者之外，在日本博物館的人氣一向不比繪畫或刀劍等其他領域。自從在博物館任職以來，我就一直思索著能不能做些什麼來改善這種情況。而更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則是在本館「國寶」（2017年10月3日至1月26日）這一檔吸引了62萬名參觀者、票房大獲成功的特展期間。
當國寶〈金印〉（福岡市博物館藏）亮相之際，為了一睹這小小的國寶，排隊的行列甚至延伸到了展示書蹟的房間，但大部分的人們並未把目光投向那些書法作品，而只是等著排隊前進而已。〈金印〉的印面刻著的是篆文的「漢委奴國王」，當我最終見著這些文字而感到諷刺的同時，也對我所面臨的挑戰之大而默然無語。
在我苦惱著該從哪裡著手時，腦海裡浮現了大約20年前某報所刊登的以下這則讀者投稿：「……脫離書信已然是進行式了。郵箱收到的廣告或通知書中，哪怕只是摻雜著一封手寫信，都是相當珍貴的存在，珍貴到讓人會先把它拿出來看看。書信不僅能向對方傳達自己的意思，還能傳遞親暱和溫暖。讀一封發自內心的信，總讓人感到愉快，讀之再三，可以揣摩出對方的深情厚意，並記住他們的個性……」
文中談到的，是隨著電話或電子郵件等通訊手段之發展而逐漸減少的手寫信，也就是書信所帶來的效用。在點頭稱是的同時，我也想到了「用手書寫」這件事，對我們來說還是切身而熟悉的，或許很適合成為展覽的主題。
手寫這回事
仔細想想，同屬漢字文化圈的日本和中國，都在悠久的歷史中孕育出手寫的文化。書寫的行為，帶有向他人傳達自己的意思或是學習等各種目的，但隨著印刷技術的普及和通訊方式的多樣化，書寫的機會確實在急劇地減少。儘管如此，這些活動為何沒有消失並一直延續到今天呢？
很久以前，曾任後光嚴天皇書法導師的尊圓親王（1298－1356）在自撰的書論〈入木抄〉中寫道：「古代聖賢和善書家的筆下處處充滿能量，而且沒有弱點。」也就是說，先人們不僅把書法看作是閱讀文字的符號，亦視之為具有藝術性的「書」，珍而重之地保有著品味其造形或能量的態度。
舉例來說，這次展出的高宗筆〈徽宗文集序〉，是南宋第一任皇帝高宗（1107－1187）為其父徽宗之文集所作的序，也是他存世唯一的親筆之作。柔和典雅的楷書，不僅表明了他通曉古今書法，還散發出帝王之書的威嚴。元代的胡三省和明代的文徵明（1470－1559）等人都在跋文裡寫下了對於這種氛圍的感想，充分品味著文字的造型和能量。
展覽關鍵字
這次的展覽以中國南北朝時代到南宋，以及日本飛鳥時代到平安時代為範圍，介紹那些有名或佚名的一流書家在各自國家所創作並流傳下來的書蹟名品，特別是漢字的遺墨。展品包括國寶11件和重要文化財8件，共有27件，分為二個房間展出（註1），此外，還將展出出自守屋孝藏（1876－1953）收集之「守屋收藏」（268件古寫經所組）的8件作品，以及出自由上野理一（號有竹齋，1849－1919）收集之「上野收藏」（163件中國書畫所組成）的4件作品。
不用說，仔細「讀」這些作品當然是好的，但既然它們是名品，我希望大家無論如何先試著去「看見和感受」。話雖如此，突然被這樣建議，很多人大概會感到困擾吧，所以我先簡單介紹一下兩國年代上限和下限的作品，並提示出關鍵字。
本次中國展品的年代上限之作為〈大智度論卷第八殘卷〉，其字形雖然近於楷書，但肥厚的波磔用筆仍飽含隸書筆意。
年代下限之作朱熹筆〈論語集註草稿〉是南宋思想家朱熹（1130－1200）替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所輯之註本中，《論語集註》的親筆手稿。除了正文和註解以行書和草書書寫外，處處尚可見增刪或塗改，透露出作者在最終定稿前思考的軌跡。
另一方面，日本展品年代上限之作，為宣說《維摩經》要義的〈淨名玄論卷第六〉，其後記可見「慶雲三年十二月八日記」，為日本以紀年表示書寫年代的最古老書蹟，正文以保有六朝（三國至南北朝時代）風情的筆觸進行抄寫。
至於年代下限之作，則是藤原行成〈書卷（本能寺切）〉，乃於印有鳳凰圖案的唐紙上，抄寫菅原道真等日本著名漢詩作家的文章。從字形大小和行草交織的優美書風來看，其撰寫者無疑是以集「和樣」（日本風格的書法）之大成而聞名的藤原行成（972－1027）。
在有關作品的諸多面向中，特別應該關注的是「楷書」、「行書」、「草書」等書體和「六朝風」、「和樣」等書風。事實上，這就是能讓人看見和感受的展覽之最核心部分，也就是通過書體和書風給出兩個關鍵詞：品味表現的豐富性；以及品味書法的關聯性。以下即針對這兩點，結合展出的作品進行概述。
品味表現的豐富性
漢字的五種書體，是按篆書、隸書、草書、行書、楷書的順序建立起來的，這大概算是書法史上的常識了吧。這次展覽主要則是選取草書之後的部分，並將草書和行書以及楷書分為不同的展間，以方便視覺上的理解。
首先，在草書和行書部分，必不可少的就是〈集王書大唐三藏聖教序（宋拓）〉（圖6）。這是從王羲之的書蹟中集字，並立碑於長安弘福寺境內的宋代拓本。碑上刻有唐太宗（598－649）〈大唐三藏聖教序〉、唐高宗〈述三藏聖教序記〉、〈般若心經〉等，可以見到相當豐富的書聖書蹟。
王羲之在日本和中國兩地超越時代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強？由空海筆〈金剛般若經開題殘卷〉和米芾筆〈草書帖〉便能一目瞭然。
前者是空海（弘法大師，774－835）由密教觀點對《能斷金剛般若經》加以解釋的作品。他採用字字分離的草書、亦即「獨草體」來書寫，傳達了空海於率意中透著威嚴的慣用書風，充分表明了到訪過唐朝的空海對於王羲之書法的認真學習。後者則是由北宋文人代表米芾（1051－1107）以草書書寫的三帖尺牘（元日帖、吾友帖、海岱帖）和他自己創作的二帖詩作（中秋詩帖、目窮帖）所組成。米芾學書由顏真卿入手，及於名家書法。
接下來的楷書部分，主要關注於這種完成於初唐的完美字體造型。例如，〈漢書楊雄傳第五十七〉（圖9）是這段文獻現存最古老且唯一的唐代抄本，當中收錄了《漢書》列傳第57卷中，以身為文人暨學者而著名的楊（揚）雄的賦文。卷中歐陽詢（557—641）風格的瘦長字體，線條遒勁優美。
另外，〈法華經卷第三殘卷〉是在官吏的監督下進行抄寫、被稱為「長安宮廷寫經」的經典之一，卷末附有抄經和校經的人員序列。嚴謹端莊的字蹟，出自當時最優秀的寫經生之手，可謂楷書表現的極致。
品味書法的關連性
在本次展覽所涵蓋的日本飛鳥時代到平安時代這段時期，中國的書蹟透過交流被大量地帶往日本，日本人也引之為範本進行學習。其中，空海從唐朝帶回王羲之和歐陽詢等人的書蹟獻給嵯峨天皇的事蹟廣為人知。不僅如此，在宮中負責管理樂器和書籍的「宜陽殿」殿舍內，還存放著近200卷書法，其中包括張芝〈千字文〉、王羲之〈樂毅論〉和〈黃庭經〉等。想當然，日本在字體方面當初就受到中國強烈的影響，奈良時代的寫經就是很好的例子。
〈華嚴經卷第八〉（圖11）是證聖元年（695）至聖曆二年（699）間所翻譯的80卷本《華嚴經》之一卷。本卷除了帶有折角的端正字體，還使用了武則天（624－705）新制定的文字，因此被認為是漢譯後不久所抄寫的作品。
另一方面，〈千手千眼陀羅尼經殘卷（玄昉願經）〉是玄昉（？－746）為了祈求聖武天皇為首的皇族、文武百官與人民的忠孝和安寧而抄寫的經典，據說原來是一千多卷的大部頭作品，但目前僅存這一卷，從中可以看到優美洗鍊的楷書深受唐代書風影響。
到了平安時代中期，彷彿與「假名」建立同步似的，「和樣」這種具有優美、柔和等表現形式的日式書法開始蓬勃發展，長期以來成為一種規範。原三菱財團本家岩崎家之舊藏品〈日本書紀卷二十四（岩崎本）〉，其筆畫轉折部分呈圓弧形，便與前代書蹟明顯有別。
距此一個世紀後，從〈法華經卷第一（藍紙本）〉這一於藍色料紙上畫出金色格線進行抄寫的作品中，也可以進一步看出圓弧感的用筆表現更見圓熟。
結論
除了上述，還有很多只能透過親見實物才能得知的信息，像是運筆的方式、墨色、所使用的紙張等。雖說本館作為博物館，有些展品現在外借到了其他地方，但我們可以很自豪地說，這次展出的27件作品，是目前所能想到的最佳組合，而且也是京都國立博物館獨有的陣容。書法很容易讓人覺得「看不懂所以沒意思」或是「門檻好像很高」，但願透過「看見和感受」，這次展覽能成為大家進一步熟悉書法世界的一個契機。
註1 詳細內容參見京都國立博物館官網https://www.kyohaku.go.jp/jp/exhibitions/feature/b/sho_2023
日中書法名品
展期｜2023年8月8日至9月18日
地點｜京都國立博物館平成知新館
（文圖請見《典藏．古美術》371期〈傳遞手寫的感動──京都國立博物館「日中書法名品」特展〉，作者：羽田聰，翻譯：何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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