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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達利還是AI繪圖?陳水扁新勇哥物語的低技術邏輯

台灣達利還是AI繪圖?陳水扁新勇哥物語的低技術邏輯

Dali of Taiwan or AI Art Generator? Low-tech Logic Behind Chen Shui-Bian’s New Hero Story

對於從小看著陳水扁的我而言,至今仍然無法接受我竟然在藝術網站上討論陳水扁的創作(我到底在做什麼?)。它的發生仰賴各種因素,譬如陳水扁的案件、電腦繪圖科技、臉書平台還有我從歷史轉到藝術,是這一切綜合在一起,才會出現這篇關於陳水扁的評論。我想二十年前的我一定無法預料到這件事,這是「陳水扁新勇哥物語」最超現實的地方,也是它最真實的地方。

在網路上看到陳水扁與人合作的作品「陳水扁新勇哥物語」一時之間覺得驚為天人。某種程度上這是數位技術在創作上成功的應用。因為如果沒有繪圖軟體,一位長期從事政治的人勢必很難嫻熟某一種藝術技藝,然後完成一個作品。這一點其實與攝影非常相似,攝影一開始也被設想成一個可以讓創作者跳過藝術技藝,然後直接創作的工具。特別是許多在觀念藝術家使用攝影進行創作時,他們並不是認為攝影這件事很有技術,相反的,他們認為攝影沒有技藝,因為攝影才具有藝術性。

圖片來源:陳水扁新勇哥物語

荒謬不是事前被設想好的

陳水扁的作品也讓人想到許多超現實主義的作品,譬如達利。但是當我想到這件事,然後比對了一些藝術史上的拼貼作品,我發現陳水扁的作品就是一種初級的拼貼,只是他在電腦裡面完成作業。而在藝術史上用拼貼手法的作品非常之多,譬如Jerry Uelsmann、John Heartfield、Hannah Hoch、Rodchenko、Martha Rosler,他們追求的目標也不盡相同。有些是用拼貼製造現實不存在的景觀(最初階的超現實,如Jerry Uelsmann,陳水扁跟這個比較接近)、有些是用拼貼顛覆日常的邏輯(其實嚴格講是蒙太奇),有些是用拼貼傳達政治訴求。

因為拼貼的邏輯各有不同,所以拼貼的成敗也有不同的標準。在超現實的藝術當中,關鍵在於能否混淆認知,所以拼貼的痕跡需要盡量的抹除,然後就會有一種超現實感。但是在後現代的作品當中,拼貼的目的正是為了傳達斧鑿(建構)的痕跡,因此成功的關鍵在於那個裂縫能否產生力量(破綻)。還有一個評斷拼貼關鍵在於互文是否有發生,這個在初階拼貼經常會忽略,因為創作者總是要把一個有意義的元素直接丟出來,而沒有耐心讓兩個看似沒有意義的元素,因為互文產生了意義。

這樣講起來好像專業藝術家跟素人的差別在於是否能夠想清楚。我覺得這裡有一個容易搞混的地方。藝術家想清楚並不是為了想清楚,而可能是為了更不清楚,譬如用拼貼製造一種邏輯上的錯亂。而素人不想清楚有可能大量的保留了已經被想清楚的一些圖式與概念。這種差別不僅出現在陳水扁,也普遍的發生在當前各種運用AI的創作當中。例如許多創作者給予AI的關鍵字本身就是人已經認定荒謬的一組概念,實際算圖出來的結果當然也是荒謬的,可是這個荒謬終究是可以想像的。但是在最好的超現實主義藝術當中,荒謬並不是事前被設想好的。

圖片來源:陳水扁新勇哥物語

低技術邏輯

陳水扁的作品在藝術值得討論的部分,並非他運用了如何創新的手法,而是「作者論」。我們很難否認如果今天這個作品是另外一個人的創作,那可能就不會引起討論。這裡面的情緒其實頗為複雜,並不只是因爲有名而已。譬如不分藍綠其實對於陳水扁都有一種不好說的情緒,但是當他以一個與此關係甚遠的形象出現,忽然之間大家好像都得到了某種釋放,這就很像喜劇談論禁忌的話題一樣。還有年輕的網路鄉民可能沒有見過陳水扁當年其實就會身著超人裝,或是打扮Michael Jackson,或是沒有見過阿扁娃娃當時就是一個流行的東西。這讓陳水扁在年輕的觀眾心中成為一個更刻板的老年政治人物,因此當他進行數位創作的時後,反差也更大。

但這並不是說這一切純粹都是人的關係,與創作無關。因為當代討論藝術本來就不是限定在作品當中,更多時候我們討論作品所處的框架,包含作者的身分、發表的平台、當下的價值觀等等。更有甚者,我們關注作品的效用,而不是作品的藝術本質。譬如有一個創作者根據活化地方的關鍵字拍攝了一組活化地方的形象海報,那裡面技術其實一點都不比起陳水扁來得複雜,而且就透過關鍵字啟動某種反思的效力而言,幾乎跟陳水扁打上「轉型正義」的標題如出一徹。這意味著陳水扁的作品如同那些關注表面的後現代藝術一樣,它啟動的是藝術品以外的聯想而不是藝術品本身的品質。用這個標準來看,我們怎麼會說陳水扁的創作不成功,你看《典藏ARTouch》都有一篇文章討論了。

而這件事或許也有助於回答近年來藝術圈對於AI一種隱微的焦慮。相比於現在各種嚇死人的AI繪圖,陳水扁的創作在技術上並不精細,但是這種粗糙感反而賦予了這個作品趣味,就像我們觀看那些B級片經典。(事實上沒有什麼比起一個曾經的國家元首,竟然在他的晚年與人合作進行這些數位創作更具有一種B級片的惡趣味)這或許證明了相對於AI強大的繪圖能力,藝術家仍然有一個優勢,那就是低技術。這裡我們必須區分兩件事,一種是低技術的影像,一種是低技術的邏輯。對於前者,AI一樣有辦法做到,甚至可以做到更好,只要我們餵養許多惡趣味的圖片給予AI。但是對於後者,情況就很難說。因為低技術的邏輯,其實嚴格說來並非一個邏輯,而是脈絡的錯置。

舉例而言,鄉土劇本來許多拍攝手法被視為低技術,在藝術上也並沒有引發討論,但是當鄉土劇被當成某種迷因,這些粗糙的畫面與劇情就成為某種惡趣味,其關鍵在於情境被置換了,譬如從技術所限,變成有意為之。而AI之所以比較難以做到這件事,是因為情境的錯置重點並不是思慮而是蠻幹,是我就要用這種預算拍出片,就要在這個時間完成這件事,換言之是一種實踐。設想陳水扁無論做出什麼樣的作品,只要他「做出」藝術,那整個硬搞的情境就成立了。而這恰恰是AI的根本缺陷,AI無法硬搞,因為AI做什麼都太容易了。即便AI可以從事某種徒勞無功的行為,但是說到底硬搞被視為一種人所獨有的屬性,是一種心智盲動結合肉體實踐的結果。除非有一天AI也有了肉體,而且這個肉體來自於一個無法改變的神秘源頭,那我們就會開始欣賞AI硬幹、盲動與惡趣味。

圖片來源:陳水扁新勇哥物語

結語

對於從小看著陳水扁的我而言,至今仍然無法接受我竟然在藝術網站上討論陳水扁的創作(我到底在做什麼?)。它的發生仰賴各種因素,譬如陳水扁的案件、電腦繪圖科技、臉書平台還有我從歷史轉到藝術,是這一切綜合在一起,才會出現這篇關於陳水扁的評論。我想二十年前的我一定無法預料到這件事,這是「陳水扁新勇哥物語」最超現實的地方,也是它最真實的地方。

汪正翔( 29篇 )

台北人,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波士頓美術館藝術學校(School of The Museum of Fine Art, Boston)藝術創作碩士(肄業)。目前往返碧潭與台北之間,接案維生,也從事攝影評論與創作 。看得見,會按快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