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畢思善用他在日惹宮廷服務的期間潛心研究爪哇文化,並盡其所能的前往爪哇各處旅行,並曾到過峇里島兩次。因此他最終移居至峇里島的決定並非出於衝動,而是深思熟慮之後的結果。若真拿他和高更相比,我們可以說徐畢思相對高更更為理性(至少經濟上是如此),且比高更更為融入殖民地的生活體系之中。另外,徐畢思所面對的環境也與高更有所不同。和法屬波利尼西亞相比,荷屬東印度保留更多地方傳統自治的政治體系。因此當徐畢思於1927年打算正式移居至峇里島的烏布(Ubud)時,他還必須要先和烏布的班加旺(Punggawa、地方統治者,拉惹於地方的副手)打交道,交涉他的居留問題。 興趣廣泛的徐畢思幾乎是停不下來,但也因為如此,他不需要完全依靠繪畫來賺錢。徐畢思最大的收入或許來自替柏林的一家唱片公司錄製和記譜甘美朗(Gamelan)音樂,而其家族企業在歐陸又重新開始組織的投資也提供些許股利。但即便如此,徐畢思在村民的印象中仍就是位「欠債者」,但他總是能久久一次還清之前積欠的債務。從一位外來者成為了地頭蛇,1930年代的徐畢思活躍地擔任「地陪」的角色,從協助柏林唱片公司赴日惹錄音、協助德國導演拍攝峇里島舞蹈、協助澳洲科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