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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的宮廷文化──京都國立博物館「源氏物語」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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璀璨的宮廷文化──京都國立博物館「源氏物語」特展

Kyoto National Museum Presents Special Exhibition, “The Tale of Genji: Radiant Culture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Court”

京都國立博物館攜手東京國立博物館,於2026年秋季迎來「源氏物語」大型特展。成書於11世紀平安時代的《源氏物語》,以光源氏的愛欲波瀾與華美和歌構築出日本宮廷文化的黃金時代,深刻影響後世千年。本次特展全面匯聚因其衍生的珍貴文物與藝術名品,從國寶級藤原定家校訂寫本現存五帖的首度同臺、罕見的「盛安本」幻之繪卷、土佐派屏風畫作,到融貫能劇幽玄美學的舞台面具及江戶華美服飾。展覽深入梳理貴族沙龍文學如何演變為武家統治的正當性象徵與大眾工藝母題,引領觀眾回望日本古典文化的璀璨根幹與深邃美學。
璀璨的宮廷文化──京都國立博物館「源氏物語」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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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學史上享有至高地位的《源氏物語》,於2026年秋至2027年春迎來以其為主題的大型展覽,於京都與東京的兩座國立博物館登場。

這部成書於11世紀初的長篇小說,以貴公子光源氏為主角,描寫貴族社會的男女情愛和人生的榮枯盛衰。書中關於人物心理的細膩描寫,以及悖於倫常的愛欲糾葛,道盡人性的真實,至今仍普受肯定。物語中以和歌為代表所鋪陳出的華美宮廷世界,被視為日本文化史上黃金時期的象徵,令後世憧憬不已,因而創作出諸多描繪該物語場面的畫作,以及將其中母題轉化為裝飾圖樣的工藝品,使之成為日本美術歷久不衰的重要主題。

圖1 重要文化財 安土桃山至江戶時代17世紀 土佐光吉、長次郎〈源氏物語畫帖.若紫〉,各25.7×22.7公分,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全期展出,更換帖冊(此一場面於10月6日至11月1日展出)。
圖1 重要文化財 安土桃山至江戶時代17世紀 土佐光吉、長次郎〈源氏物語畫帖.若紫〉,各25.7×22.7公分,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全期展出,更換帖冊(此一場面於10月6日至11月1日展出)。

本次展覽的內容,涵蓋因《源氏物語》(圖1)而生的各類美術創作與文學研究上的重要資料,甚至擴及藝能與大眾文化,全面呈現這部名作對日本文化的多方面影響。

《源氏物語》成書的11世紀,正逢定都平安京(今京都)、由天皇與官僚掌政的全盛時期。不同於截至九世紀仍大量汲取唐文化的時代,這時期與大陸的交流已轉趨有限,愈發追求契合日本風土的獨特美學,建築和服飾樣式亦為之一變。

在這一時代的文化中,與假名文字同樣重要的,便是和歌。和歌相較於漢詩,原本地位偏低,隨著天皇下令編纂和歌集等舉措,其官方色彩日益濃厚,並成為貴族間展現學養與機敏才思的社交媒介。特別在男女情愛方面,舉凡盼望與素未謀面的對象相會、寄託難以昭告世人的隱密情思,乃至於悲嘆情意漸冷、行將陌路,各式和歌被寫入書信,往返傳遞,牽動男女關係的進展。《源氏物語》中登場人物所吟詠的和歌,即多達795首。

圖2 江戶時代17世紀 土佐光起〈紫式部像〉,91.9×52.8公分,滋賀.石山寺藏,10月6日至11月1日展出。
圖2 江戶時代17世紀 土佐光起〈紫式部像〉,91.9×52.8公分,滋賀.石山寺藏,10月6日至11月1日展出。

此外,這時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在物語和隨筆寫作方面的優秀表現。侍奉高階貴族的女房們,須具備品味音樂和文學的素養,並被寄望能在前述和歌等領域一展長才。其具體展現之一,便是在以貴族沙龍為主要閱讀的場域下,女性文學的蓬勃發展。女房紫式部(圖2)筆下的《源氏物語》即為一例。值得留意的是,當時的男性貴族據知已讀過此作。紫式部日記中便曾提到,當時的一流學者藤原公任曾打趣地向她探問:《源氏物語》的角色「若紫」可在此處?這段發生於寬弘五年(1008)的軼事,是目前所知能證明《源氏物語》存在的最早文獻記錄。日本在2008年即舉辦了名為「源氏物語千年紀」的大型活動。

在上述背景下誕生的《源氏物語》,隨即獲得眾多讀者青睞。然而,若想讀閱這部卷帙浩繁的物語,若非長期借閱多達數十冊的書卷,就只能大量抄錄正文,留存在身邊。而一旦涉及傳抄,便難免產生訛誤,甚至有抄寫者可能會將原文修改成自認更佳的表述。

如此一來,《源氏物語》的文本漸漸衍生出各種歧異。成書約200年後,各種版本並存於世,呈現極為紛亂的局面。為此,有人開始蒐集這些版本,進行校訂,試圖重新編成一部可供眾人共同閱讀的《源氏物語》定本。其中最為知名者,便是世代以和歌為業的藤原定家(1162–1241)。身為這時代最具代表性的著名歌人,藤原定家據悉曾數度校勘並抄寫《源氏物語》,其部分寫本至今仍流傳於世。由於其門生等人亦曾協助抄寫,可確認為藤原定家親筆者僅占少數,但這批寫本的抄寫年代仍可確定為藤原定家在世期間,就13世紀寫本而言,實屬彌足珍貴。只可惜《源氏物語》全部54帖中,如今僅存5帖。然而,在2019年〈若紫〉帖於舊大名家意外現蹤前,世人向來以為僅有4帖傳世。這項發現不禁讓人重燃希望,期待未來能有更多未被發現的帖重見天日。

本次展覽將同時展出藤原定家所參與的這部寫本之現存5帖,實屬難得一遇的機會(僅11月3日至15日於京都會場展出)。藤原定家所校訂的文本系統,至今仍為現代出版的《源氏物語》所承襲。

圖3 鎌倉時代13世紀 〈源氏物語(定家本).若紫〉,21.9×14.3公分,圖/八木書店,全期展出。
圖3 鎌倉時代13世紀 〈源氏物語(定家本).若紫〉,21.9×14.3公分,圖/八木書店,全期展出。

藤原定家之所以熱衷於校訂《源氏物語》(圖3),可能是受到父親藤原俊成(1114–1204)的影響。藤原俊成曾留下一句名言,凡對日本古典文學有所涉獵者幾乎無人不曉,那便是:「歌人未讀《源氏物語》,實屬憾事。」物語中吟詠的眾多和歌,被奉為值得效仿的典範。

圖4 重要文化財 鎌倉時代13世紀 傳九條良經〈源氏物語系圖〉,圖為局部,29.8×953.3公分,福岡市美術館藏,10月6日至11月1日展出。
圖4 重要文化財 鎌倉時代13世紀 傳九條良經〈源氏物語系圖〉,
圖為局部,29.8×953.3公分,福岡市美術館藏,10月6日至11月1日展出。

然而,後世閱讀《源氏物語》的門檻,遠不止於文本的紛亂。到了這個時期,人們對於故事舞臺所在的11世紀文化和用語,已不甚明瞭,就如同今日的我們一般。更何況在為數眾多的登場角色中,有些人的稱謂還會隨著情節推進而改變,要全盤掌握亦頗費周章。正因如此,繪製人物系譜、彙整字詞釋義等一連串注釋工作便應運而生(圖4)。《源氏物語》由此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逐漸取得文化上的權威地位,即所謂的「古典」。

圖5 室町時代永祿三年(1560) 土佐光茂〈車爭圖屏風〉,圖為右隻,162.6×372.6公分,京都.仁和寺藏,10月6日至11月1日展出。
圖5 室町時代永祿三年(1560) 土佐光茂〈車爭圖屏風〉,圖為右隻,162.6×372.6公分,京都.仁和寺藏,10月6日至11月1日展出。

被奉為權威經典的《源氏物語》,也被當時的掌權者用作彰顯自身足為王朝貴族繼承者的手段。正親町天皇(1517–1593)曾命人製作一件構思新穎的屏風,將物語中著名的「車爭」場景,描繪成彷彿發生於天皇自身所處時代的京都一般。所謂「車爭」,指的是葵之上(光源氏正妻)與六條御息(與光源氏秘戀的女子之一)所觀賞祭典時,隨從們為了替自家主人爭奪牛車觀祭的位置而爆發衝突。儘管這起事件讓六條御息所陷入更深的痛苦,但其場景本身卻堪稱整部物語中格外富有動勢的一幕(圖5)。將《源氏物語》的某一場景畫在屏風這類用來妝點空間的大畫面上,在當時尚不多見。考量到此屏風的繪製年份正值天皇即位之年,應可將之視為強烈展現天皇自身作為王朝文化承繼者意識的作品。

除此之外,掌握政權的武家階層,同樣藉由在現實中重現《源氏物語》的華麗場景,或於室內的障屏畫上繪製源氏繪,以此彰顯其對貴族文化的深刻理解,並宣示自身權力的正當性並非僅僅依恃於武力。

圖6 重要文化財 江戶時代17世紀 金春家傳來〈能面.泥眼〉,「天下一河內」燒印,20.8×13.7公分,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全期展出。
圖6 重要文化財 江戶時代17世紀 金春家傳來〈能面.泥眼〉,「天下一河內」燒印,20.8×13.7公分,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全期展出。

能劇,是武家所喜愛的表演藝術之一。其劇目往往取材自古典文學,並常以亡靈自幽冥現形、傾訴心中未了之事的方式展開情節。就此而言,《源氏物語》中與光源氏有過情愛糾葛的眾多女性,其情念便成為能劇的靈感泉源。因嫉妒而咒殺光源氏正妻葵之上的六條御息所,在能劇〈葵上〉中,即佩戴眼部施以金泥的能面登場(圖6)。金色的雙眼,象徵其具有超越凡人的力量。足見《源氏物語》在日本中世後期興起的表演藝術中,已成為催生嶄新藝術世界的原動力。

在本次展覽的京都會場,將運用現代復原的能劇裝束,重現取材自《源氏物語》的能劇舞臺景象。

《源氏物語》的圖像化,據信早在平安時代、距物語成書未久時便已萌芽。起初,有能力委製以各式顏料與金銀繪成的華麗源氏繪者,僅限於最高階層的貴族;他們想必是在深刻理解物語情趣與人物心理後,再延請第一流畫師構思布局,揮毫作畫。

圖7 室町時代16世紀〈源氏物語圖扇面貼交屏風〉,圖為左隻,155×364公分,廣島.淨土寺藏,10月6日至11月1日展出。
圖7 室町時代16世紀〈源氏物語圖扇面貼交屏風〉,圖為左隻,155×364公分,
廣島.淨土寺藏,10月6日至11月1日展出。

然而,到了委託者與製作者之階層皆大幅擴展的中世後期,大量製作水準相近的商品,亦有其必要性;究竟該選取《源氏物語》的哪些場面入畫,逐漸形成固定的模式。作為贈禮而流通的扇子,亦經常繪有源氏繪。甚至有的作品將物語的各個場面分別繪於扇面,再將其彙貼於屏風上,使物語的整體內容得以一目瞭然(圖7)。

圖8 江戶時代17世紀〈源氏物語繪(盛安本).卷二.葵〉,圖為局部,35.4×996.7公分,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全期展出,更換卷次(此一場面於10月6日至11月1日展出)。
圖8 江戶時代17世紀〈源氏物語繪(盛安本).卷二.葵〉,圖為局部,35.4×996.7公分,京都國立博物館藏,全期展出,更換卷次(此一場面於10月6日至11月1日展出)。

然而,這類作品全然未反映出物語所蘊含的纖細感性與危殆不安的氣息。喜愛《源氏物語》以至於不滿足於這類流於形式的美術者,想必大有人在。「盛安」這名人物,或許便是其一。這位身分成謎的人物所委製的繪卷,不僅在通常僅節錄原文的詞書部分,完整抄錄了物語的全文;在繪畫部分,也描繪出有別於慣常所選擇的罕見場景,納入了悖於道德或涉及死亡的場景等。由此看來,他想必滿懷雄心,意欲打造一部堪稱《源氏物語》繪卷的集大成之作吧(圖8)。只不過,這套繪卷若能完成,理應有二百卷之多,但如今傳世的作品,卻盡是物語開篇的部分,有論者因此認為此項計畫終究半途而廢。而且,這些繪卷如今分藏於歐美等各地,整體面貌仍難以釐清。本展亦趁此機會,將這套素有「幻之源氏物語繪卷」之稱的作品,自各地彙集一堂展出。

進入江戶時代,圖樣的定型化更形顯著。婚禮時,人們多半僅選取「初音」或「胡蝶」等吉慶華美的場面,將其以固定的母題呈現在屏風與各類器物上。此乃緣於當時的上流社會正是以《源氏物語》這一共享文化作為媒介,進行禮儀性的交往。

圖9 江戶時代19世紀〈小袖.浅蔥縮緬地御所車殿舍鷹模樣〉,身長183.0公分(含下襬滾邊)、展臂長62.5公分,京都國立博物館藏,11月3日至29日展出。
圖9 江戶時代19世紀〈小袖.浅蔥縮緬地御所車殿舍鷹模樣〉,身長183.0公分(含下襬滾邊)、展臂長62.5公分,京都國立博物館藏,11月3日至29日展出。

不過,表現既定的場景與母題,也並非全無可取之處。只要出現這個母題,就是指這個場面,並且代表這樣的意涵──這種約定俗成的規則,對共享這些知識的人們來說,便構成了重要的訊息。除此之外,如何配置並設計這些具象徵性的母題,亦是當時時尚美學關注的要點。以《源氏物語》為代表的古典文學,就這樣轉化為洗鍊優雅的設計,妝點人們的日常生活(圖9)。

綜上所述,《源氏物語》並非僅僅作為王朝文化的古典著作而被世世代代閱讀傳承。各個時代、各個階層,都賦予其不同的詮釋和理解。這次的展覽,不只讓觀者得以品賞眾多華麗的名品,也能回顧所謂的「古典」究竟如何傳承至今,並由此回望日本文化史的根幹。


源氏物語─璀璨的宮廷文化

京都國立博物館|2026/10/6-11/29

文圖刊登於《典藏.古美術》406期〈璀璨的宮廷文化──京都國立博物館「源氏物語」特展〉,作者:井並林太郎(京都國立博物館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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