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疏
「疏」的本義，為疏導、開通，也指書信。用於下對上的溝通文件，以及分條記錄或陳述的文書，都可稱之為「疏」。經學方面，闡釋經書及其舊注的文字，合稱「注疏」。宗教方面，拜懺儀式所焚化給神靈的文書，稱為「疏文」，包含祈福疏和化緣疏，也囊括所有信眾向神明述說願望的文書。舊時集資募化用的捐款簿冊，封面常題「募緣疏」字樣。政治方面，臣子上奏給皇帝的奏章，也稱作「奏疏」。「疏」作為不同階層之間的溝通文件，為表敬意和便於閱讀，發展出固定的行文格式。本次所展的「疏」，宗教方面，以募集資財為主，篇幅較短。政治方面，以溝通政事為主，篇幅較長。國立故宮博物院，將於2027年1月12日至4月12日，展出國寶明代沈周〈化鬚疏〉。為求眾星拱月之效，同期還將展出其他藏「疏」。
沈周化緣要鬚
國寶等級的〈化鬚疏〉（圖1），是明代吳派宗師沈周（1427–1509），約在53歲時所書。旨在力勸家塾的老師美髯公周宗道，拔十根鬍鬚，分給天生無鬚的趙鳴玉種在臉上，使趙成為全方位型男。沈周在卷末自署「化緣生」，明顯屬於勸募的「化緣疏」。
全卷464公分，筆力勁挺有神，是珍稀的沈周大字行書佳作。引經據典，用最正經的模式，字裡行間，卻有著「天閹」這種詭異用詞。抓準古代男子以鬍鬚多寡暗合生理功能的容貌焦慮，寫出了最惡搞的文人趣味。
黃庭堅寫字募款
關於〈化鬚疏〉的文章很多，此處謹將篇幅留給陪同展出的其他疏文。沈周的大字行書，長筆外拓，中宮歛結，風格承自宋代的黃庭堅（1045–1105）。在黃庭堅傳世書作中，也有題名為「疏」的作品。清代李廷敬編《平遠山房法帖》，收入了他的〈華嚴經疏〉（圖2）。原蹟寫於花綾上，現藏於上海博物館。全作筆勢遒健，是黃庭堅盛年行書代表作之一。
此文作者，是禪宗分支雲門宗開山祖師文偃（864–949）的再傳法子蘄州五祖戒禪師。很多人都認為他後來轉世，成了蘇軾（1037–1101）。景祐三年（1036）成書的《天聖廣燈錄》，已收入此文，時間早於黃庭堅出生的慶曆五年。
禪宗機語，向以晦澀難明著稱。此疏開頭，「雲門抽顧頌」指雲門宗引導學人的做法。之後「衲僧眼皮重」等句，皆幽默生動的取笑了僧人各種日常誦經、化緣等情景。以上皆為戒禪師之作，直到最後七行，才是黃庭堅的手筆。寫道：「巽上人為華嚴作佛事。又持此軸來乞作小疏。予以為鷺鷥股上不勝下刀。可持此字去。有能以百千助緣事者與之。魯直題。」點明寫下此作的原因，是因為應某位僧侶朋友索要作品，故而寫下此作，供其換取十方資財，募取助緣經費，展現了黃庭堅與佛門僧人以才易財的文人交情。
慷慨解囊吧！十方大德！
以上二作，都沒有直接要鬚要錢。下面〈明五家寒山寺募緣疏〉和民國溥儒〈募起普陀山慧濟寺分院疏〉，就是直接請大德信眾們慷慨解囊了。
寒山寺的鐘燒了！
「寒山寺」位於蘇州城西楓橋鎮，創建於南朝梁武帝天監年間（502–519），迄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此寺初名「妙利普明寺」，相傳唐貞觀年間（627–649），高僧「寒山」、「拾得」來此住持，遂改名「寒山寺」。後因張繼（？–779）〈楓橋夜泊〉詩而著名。因為屢遭火災，故而有諸多蘇州當地的著名文人書家為了此寺鑄鐘和重建佛殿等事，作募款文。
〈明五家寒山寺募緣疏〉（圖3），是清代著名藏家畢瀧（1733–1797）收集裱裝的長卷。共六部分：〈唐寅書姑蘇寒山寺化鐘疏〉、〈范允臨書寒山寺重建大雄寶殿募緣疏〉、〈毛堪書姑蘇寒山寺重建佛殿募緣疏〉、〈陳鎏書寒山寺重修佛殿募緣疏〉，以及引首處的無款「不住布施」、趙宧光篆書「普明禪院寶殿緣疏」。
其中范允臨（1558–1641）與毛堪（1572–1629年後）兩篇，有萬曆四十六年戊午（1618）年款。其他人名年代可考者，以唐寅（1470–1524）所書〈化鐘疏〉時代最早，書法風格雄健瀟灑，流露李邕（678–747）、趙孟頫（1254–1322）書風。其次為陳鎏（1506–1575）〈重修佛殿募緣疏〉，結字略顯寬扁的楷書，展現了魏晉古風。
其中，年齡與范允臨相仿的趙宧光（1559–1625，「宧」音同移），以行草入篆聞名。趙宧光是宋朝王室後裔，世居太倉，萬曆二十二年（1594）葬父於楓橋寒山，守孝時建造「寒山別業」，成為當地盛景，因此與寒山寺的地緣關係相當深厚，以勻整而嚴密的風格，寫下與其常見草篆作品大異其趣的引首，極為特別。
普陀山慧濟寺臺北分院
與臺灣相關的展品，是民國溥儒〈募起普陀山慧濟寺分院疏〉（圖4）。末代皇帝溥儀的堂兄溥儒（1896–1963）來臺後，寫在其謝世之年的作品。慧濟寺建於1962年，位於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七段，鄰近蔣中正的士林官邸。首任住持慶規法師（1893–1965）出身浙江寧波，曾任普陀山慧濟禪寺住持。來臺後，1958年於臺北士林天母倡建「台北市南海普陀山慧濟寺」，成為臺灣首座觀音道場。且曾分別於1975年和1988年為蔣中正與蔣經國舉行佛教超渡法會。據說1946年，蔣中正之母王太夫人（1864–1921）的百歲冥誕紀念法會，亦在該寺舉辦。
溥儒行楷，用筆精緻，勸募疏文端莊中不失飄逸動感。文中引用佛陀時代給孤獨長者用黃金鋪地買園建寺典故，同時抒發了對於動蕩亂世的感慨，呼籲信眾樂捐。最後幾句「惟願成斯善利。宏啟因緣。積而能散之規。延禧家室。作善降祥之訓。朝格人天。」意思是，希望成就利益眾人的好事，廣開良善的因緣；以及累積財福後，也能散施濟助他人的規矩，為家中延續喜慶與福報。遵循人行善事，天降吉祥的訓勉，就能撼動人間與天界─試問諸君，這溥先生都說了如此多重的好處，您還摀著錢包猶豫著，堅持一毛不捐嗎？
李淵：請救救未來的天可汗
另外，還有一種在所造佛像上敘述所求的疏文，例如清代勤摹古帖並考證題識的達人王澍（1668–1739）的〈臨唐高祖造像疏〉（圖5）。官至吏部員外郎的王澍，字若林，是江蘇金壇人。精研各類名蹟佳榻，集為《積書巖帖》六十冊。本件展品出自第二十七冊，臨當時還是鄭州刺史的唐高祖李淵（566–635），於隋大業二年（606）在陝西戶縣草堂寺，為患病的次子李世民（598–649）祈福的石刻造像疏記。又稱〈高祖為太宗祈疾疏〉、〈隋鄭州刺史李淵為男世民造石碑像記〉或〈草堂寺為子祈疾疏〉。
目前已知李淵至少有兩次為李世民祈求病癒還願造像的紀錄。分別是大業元年（605）五月的〈隋大海寺鄭州刺史李淵為男世民造彌勒像記〉，和元代草堂寺住持沙門壽全重刻的大業二年（606）正月〈隋鄭州刺史李淵為男世民造石碑像記〉。
後來威震東亞的天可汗，當時還是個八、九歲的病弱孩子。李淵大業元年文字是：「鄭州刺史男李世民，遏染時患，比聞大海寺有雙王像，治病有驗，故就寺禮拜，其患乃除，便於此寺，願造石彌勒像一鋪。」似乎是感染了某種流行病（時患），為此求了河南滎陽大海寺的神佛；大業二年的疏文「鄭州刺史李淵。為男世民目患。先於此寺求仏。」說的則是因為眼疾，請陝西戶縣草堂寺的神佛庇佑。後者書法的藝術價值，明顯高於前者。被王澍評其「雍容朗潤。無復齊梁以來嶮仄氣習。數百年太平景象。即此可見。」
政治上的疏
政治上的疏，來自臣子對皇帝的建議。本次展出三件，最重要的一件，是故宮已故前院長秦孝儀（1921–2007）捐贈的明代〈楊忠烈公劾魏忠賢廿四罪疏稿〉（圖6）。以行書寫成，列出魏忠賢（1568–1627）違反明朝祖制，宦官干政的二十四條大罪，共3200多字。憂心國家大事，寫時無意求工，顯得渾樸自然。秦孝儀跋文中表示，認為此作忠義之氣，可與顏真卿〈祭姪文稿〉相提並列。
作者楊漣（1572–1625），湖北應山人，字文孺，號大洪。天啟四年（1624）以御史身分彈劾權宦魏忠賢。據此疏第三行記，文稿為該年三月寫成，六月上書。而史載楊漣死於天啟五年（1625）七月二十四日，共赴國難者，還有史可法的恩師左光斗（1575–1625）。曾為臺灣高中課本收入的〈左忠毅公軼事〉，寫到左光斗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的慘狀，在很多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此二人同為萬曆三十五年（1607）進士，以敢言與鐵腕著稱，朝野將之並稱為「楊左」。他們聯手於「移宮案」中堅定擁護太子，也因力抗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殞命，是著名的東林黨直臣。《明紀事本末》記，楊漣之死，也是受盡酷刑，「土囊壓身，鐵釘貫耳。」直到明思宗繼位後，才為楊漣平反，賜諡號「忠烈」，追贈為太子太保與右都御史。
另一件明代〈楊忠愍公諫罷馬市疏及劾嚴嵩十罪五姦疏〉，是明世宗嘉靖時期的楊繼盛（1516–1555）為彈劾權臣嚴嵩上書的《諫草》石碑拓本（圖7）。
楊繼盛，字仲芳，號椒山，直隸容城縣（今河北容城縣）人，官至刑部員外郎，嘉靖三十二年（1553）奏劾權臣嚴嵩多項罪狀，被下錦衣衛獄。廷杖一百，導致肉綻傷筋。而楊繼盛在獄中，還拿破瓷碗自行割下爛肉三觔，斷筋二條……如此狠人，後被奉為北京城的城隍。清道光年間，為了紀念他，將此疏刻為石碑，立於其北京故居，受人憑弔。
刻碑者是清代篆刻家張辛（1811–1848），字受之，是浙江海鹽金石收藏和書畫篆刻家張燕昌（1738–1814）之侄。性好治石，精於墨拓。道光二十七年（1847），楊繼盛故居「諫草堂」擴建，張辛受邀將楊繼盛〈諫馬市〉與〈劾嚴嵩〉兩疏墨蹟逾八千字刻石為碑，翌年（1848）二月，甫一完工，張辛即因暴疾英年早逝，因此碑上一併記錄其人其事。
皇帝的自我宣傳作品
最後，是清高宗〈御書魏徵十思疏〉（圖8），收入乾隆二十六年（1761）摹刻乾隆皇帝御筆的《敬勝齋法帖》第十七卷。按最後「癸酉九月木蘭秋獮書於行在武帳」字樣，可知為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乾隆皇帝木蘭秋獮途中，以帶章草筆意的小草書抄錄唐代名臣魏徵（580–643）〈諫太宗十思疏〉。
文本是魏徵貞觀十一年（637）呈給唐太宗的著名奏章，主旨為「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勸皇帝即使國家昌盛，還是應該虛心納諫，凡事多留心思考一下，才能長治久安。然而，在一生演很大的乾隆皇帝表演人格濾鏡之下，魏徵此疏的關鍵字，或許更適合標記為「君臣無事。可以盡豫遊之樂。」
《敬勝齋法帖》全帙四十卷，選取兩百多件乾隆皇帝得意之筆刻石為帖。帖石現嵌於紫禁城樂壽堂及頤和軒廊壁上。帖名的敬勝齋，位於紫禁城建福宮花園西北角，乾隆五年（1740）始建，命名典故取自《大戴禮記．武王踐阼》中，姜太公對周武王所說的治國修身之道「敬勝怠者吉」。意思是，若恭敬謹慎的作法，勝過、凌駕了懈怠心態，一定能有好的結果─是一個非常適合標榜「勤政警惕」，又謙卑勝過前人的皇帝齋館名。
「行在武帳」指的是古代帝王出巡或御駕親征時，在軍中帳幕內辦公、起居或駐蹕的所在。乾隆皇帝此作，強調自己即使是木蘭秋獮路上，也依舊不忘像唐太宗一樣心懷國務，事事十思，還以滿族帝王之尊，抄錄漢族名臣魏徵的奏疏，不但表現出尊重漢族文化，還把自己放在忠臣角度換位思考。相信乾隆皇帝的幕僚，一定是古往今來最強公關班底。
結論
據說，世界上最難的事情有二：一是從別人口袋裡拿出錢來。二是把自己的想法，注入別人的腦袋裡。宗教上的疏，不管是募緣還是化鬚，都符合這最難的第一點。而政治上的疏，則是符合第二點的，臣子說服帝王採納自己的想法。
所謂的「疏」，就是完成這世上最困難之事的文章，而博物館中作為文物的疏，則在文本價值之外，更多加了藝術的價值。在講求溝通的現代，「疏」應該被視為古代用於正式溝通的一種文體。
故宮的所有疏文，和您相約明年開春。歡迎大家透過「疏」，來看古人如何達成，或試圖達成，這世界上最困難的兩件事情。
參考書目及延伸閱讀
織田得能《佛教大辭典》，東京：大倉書店，1917。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北京：中國書店，2011重印本。
何炎泉〈游戲三昧─沈周化鬚疏〉，《故宮文物月刊》370期，2014年1月，頁76－83。
文圖刊登於《典藏．古美術》406期〈我要上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疏文〉，作者：吳誦芬（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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