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母親眼中的淚，跟噴濺在我床上的碎玻璃。當天早晨，我母親便決定帶我離開這座城市。」
說這段話的是已經81歲的赫嘉・諾伊梅爾（Helga Neumeyer），也是德文繪本《安娜，那些時間無法治癒的（暫譯）》（Anna – Was die Zeit nicht heilt）裡，那個才5歲的小赫嘉。因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綿延到她的家鄉，不得不和她的媽媽避難到德國鄉下。在那裡，她遇見安娜，那個讓她一生難忘的烏克蘭裔女囚犯。
二戰期間許多德國男人受徵召上戰場，赫嘉的父親在她襁褓時，也投入前線，獨留妻女面對看似無止盡的戰亂。搬到偏遠的小鎮後，赫嘉母女倆成了不受歡迎的異鄉人，赫嘉的母親因為遲遲沒有丈夫的消息，終日以淚洗面。
搬到當地不久後，赫嘉發現有一群來自烏克蘭的年輕人住在穀倉，每天都被迫在田裡工作，他們說著她聽不懂的話，神情哀傷，但晚上常聚在一起，唱著家鄉的歌。其中一位綁著金色髮辮、名叫安娜的女生會邀赫嘉一起跳舞，一起笑著，那是戰亂的日子裡，極少數開心的時光。
但某天一顆炸彈不偏不倚地落了下來，帶走了她唯一的朋友。
81歲奶奶的心願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Email，她在信裡告訴我安娜的故事，希望我把這個故事畫出來，」現年55歲的德籍伊朗裔插畫家梅爾達・柴埃里（Mehrdad Zaeri）說道。「她說，唯有圖像小說才能呈現這個故事。」
柴埃里與作家兼攝影師妻子勞柏（Christina Laube），兩人雖已聯手創作過不少作品，但圖像小說還是頭一遭。
柴埃里透露，當時兩人手上還有11本書等著執行，「我們實在不想再接新的案子，但她的故事實在太動人了，我們很難拒絕。」
於是兩人親自拜訪了赫嘉，也走訪了當初她跟安娜居住的那座小鎮，又正巧新冠疫情來襲，原本長期坐火車奔波於不同城市說故事的柴埃里，「兩天內取消了一百場活動。」
在這段一切都停擺的非常態時期，他反倒能夠安靜地琢磨這本書。「我們光是決定要用什麼風格呈現就花了一年。」最初他想以黑白與彩色區分過去與現在，但多次拜訪赫嘉後，他發現整個故事充滿了懷舊氛圍，即便是如今的赫嘉都像是還活在過去的時光。
最後他們決定採取數位方式繪圖，由勞柏負責文字，「我們想聽見沈默的聲音。」因此書中的文字極少，沒有多餘的顏色，僅用黑色炭筆畫在溫暖色調的黃色舊紙張上，大量利用光影，呈現書中人物的心情與戰爭的緊張氛圍。
這本書作為紀念碑
在柴埃里答應畫下安娜的故事前，他明白告知赫嘉，前提是自己擁有獨立的創作自由。為了讓敘事更完整，可能會添加一些虛構細節。像是書的開頭，赫嘉在家裡看著相簿，裡頭滿滿與父親的合照，但實際上，由於當時年紀還太小，她完全沒有與父親相處的記憶。
書本付梓當天，兩人帶著這本書拜訪赫嘉，「她是情感很內斂的人，我們知道，在我們面前閱讀這本書會讓她覺得很不自在。所以我們一起喝了茶就道別了，留給她與這本書獨處的時間。」當晚赫嘉來了信，告訴兩人她非常喜歡這本書，她在書裡看見自己與安娜的身影。
赫嘉在搬離小鎮半世紀後，和她的孩子們回到鎮上，許多記憶裡的情景依舊，與母親的故居仍在，但當初炸彈落下的田裡，竟無安娜的墓碑或任何紀錄安娜在戰爭中喪生的紀念碑。一個人就這樣憑空消失了，彷彿從未存在過。這件事深深地震撼了她，因此萌生想找人畫出安娜故事的念頭。
「她希望以這本書作為安娜的紀念碑，讓更多人記得八十年前在戰爭中喪生的那個女孩，」
柴埃里說。
入圍德國圖文書最大獎
包括安娜在內，二戰期間許多來自歐洲各地的無辜平民，被納粹綁架至強制勞動營（Zwangsarbeiterlager）。如今德國許多地方雖留有遺址，供後人作為警惕，但更多的是被遺忘的故事。
幸好安娜的故事留了下來，更棒的是，《安娜—那些時間無法治癒的》去年入圍德國最具權威的繪本大獎——德國青少年文學獎（Deutscher Jugendliteraturpreis），在法蘭克福書展風光亮相。
從一個深埋在某人心中長達半世紀的姓名，如今化成許多人知曉的動人故事，柴埃里強調，這些故事不該被遺忘，不只是德國，許多國家都有著被獨裁者刻意掩蓋的灰暗過去。「我們應該記得這些過往，才能保有人性。因為獨裁政權往往強迫人們遺忘。」
從伊朗逃到西德
柴埃里的人生就是一例。1970年出生的他，15歲那年因為兩伊戰爭打得酣熱，父母擔心他會被徵召上戰場，連夜帶著所有子女們，逃到土耳其伊斯坦堡。在當地躲了十一個月後，盤纏花盡，卻看不見未來前景。後來聽熟人說，「有一個國家不需要簽證就可以進入。」這個地方就是當初的東德。
當時西德私底下以大筆金錢向東德「贖回」被關在牢裡的政治犯，包括企圖逃亡西德卻失敗的東德人民。
柴埃里仍牢牢記得那一天，1985年12月24日平安夜傍晚，他們抵達東柏林。只待了兩小時，就在東德政府秘密安排下，搭上前往西柏林的S線快鐵，就此抵達民主國家，最後落腳海德堡。
「我跟住在（前東德）德勒斯登、萊比錫的人講這個故事，他們都覺得不可思議。當初東德人逃到西德得冒著被射殺的生命危險，但東德政府卻逼我們逃去西德，因為他們只想要西德的錢。」
第一次在新國家被看見
柴埃里記得以前在伊朗唸書時，有許多從阿富汗來的難民。大人會恐嚇孩子：「不要跟他們說話，他們會殺了你！他們都是強暴犯！」在他上課的教室裡，那些阿富汗孩子都坐最後一排，「我從來沒跟他們說過話。」
孰料最後，他自己也成了難民，德國人眼中「膚色較深的那群人。」
一開始柴埃里完全不會德文，在班上是隱形的存在，下課了就在位置上安靜地畫畫。直到有一天同班女同學發現他在畫麥克傑克森，「她看見我的畫超級興奮，這是在這個新國家第一次有人看見我。」後來他高興地把麥克傑克森的畫送給對方，隔天另一個女同學跑來拜託他畫瑪丹娜，就此他的名聲傳開，成了班上「那個很會畫畫的人。」
畫畫成了他在新國家的定位，也讓他不再是隱形人。柴埃里說，透過繪畫，人們得以看見他的故事。淪為難民反倒促成他成為藝術家的契機。
36歲成為藝術家
但真正步上藝術家這條路那年，他已經36歲。
柴埃里的父親是醫生，母親則是護理師。從小父母就期待他能繼承父業。當他坦承自己想以畫畫為業，父母怒不可遏。「我們每天都為這件事大吵，他們不相信我心中為藝術燃燒的那把火是真心的。」
他的父母為了讓他放棄，找來一位老藝術家，當面告訴他：「忘了這個夢想吧！當藝術家不會變有錢，也不會成名。」
但他告訴父母，自己想當藝術家不是為了名利，「我只希望死掉的那一天，回首我人生的路，每一天都在畫畫，這樣我就心滿意足了。」
直到這番談話，柴埃里的父母才相信兒子的決心。為了支撐夢想，他選擇在晚上當計程車司機，「月亮就在我的頭頂。」沒有客人的時候，他就在收據的背面畫畫，畫下遇見的客人，畫下他們的故事。
直到累積到三百多張這樣的小紙條，一家海德堡的咖啡店為他開了個展。顧客可以在店裡自由走動看畫、開價，後來陸續有人委託他設計，但他心裡一直有個做書的夢想。
某天他接到一通法蘭克福出版社的電話，對方看到他在咖啡店的畫，非常喜歡，邀他合作出書，當時他已經開計程車開了十年。
第一本書出版後大獲成功，隨後又出了第二本，這才開始了柴埃里插畫家的生涯。至今他已出版二十多本書，其中包括替作家妹妹梅諾許（Mehrnousch Zaeri-Esfahani）的多本著作畫插畫。
從做書到畫壁畫
有趣的是，十年前他的創作生涯轉向從未預料的方向。
他與妻子所居住的曼漢姆市（Mannheim）某天問他，能否為這座城市畫一幅壁畫？他嚇壞了，過去他只在書本大小的尺寸創作，要怎麼在牆壁上作畫？要怎麼使用噴漆？他毫無頭緒。
但他的妻子鼓勵他，「我們一起做吧！」
柴埃里笑說，兩人一開始很擔心，如果畫壞了，之後經過的每個人都會恥笑他們。所以他們要求市政府給他們一處一年後就會被拆掉的房子，兩人才敢放心作畫。
後來他們在這處前身是警察局、高達十二公尺、四層樓的牆面上，畫下《自由的試煉者》（Freiheitstesterin）。一名張開雙臂、嘗試飛翔的女子，底下有無數張大雙眼盯著她看的鳥兒。
「突然之間，我們就成了街頭藝術家，」柴埃里大笑。
從曼漢姆開始的多處牆面，到德國的多座城市，紛紛邀請兩人以噴漆作畫。兩人更因此取了藝名「Sourati」，波斯語意思是淡淡的玫瑰色。
創作讓人流下淚水的作品
三年前曼漢姆歷史檔案館「MARCHIVUM」，邀請兩人為這座前二戰時期防空碉堡的室內轉角牆面，創作七幅壁畫。兩人耗時一年，大量閱讀該時期相關史料，並親自採訪經歷過二戰的當地民眾，畫出他們在這座城市躲避空襲的回憶。
例如有位奶奶告訴柴埃里，她一直記得當時常替在碉堡旁的橋上站崗的士兵送茶，某次她與一位士兵相談甚歡，突然空襲警報響起，她幸運躲過炸彈，那名士兵卻不幸喪生。
柴埃里畫了白髮蒼蒼的她拿著茶壺的身影，壁畫開幕當天，奶奶在家人的攙扶下與壁畫合影圓了心願。這些過往的故事，跟《安娜》一樣，將留存於後人心中。
柴埃里也因這次計劃打開另一條創作的路。採訪前一天，柏林大教堂（Berliner Dom）親自邀請他明年為教堂內部空間創作，以反種族歧視、反右翼勢力等主題，安撫近年紛亂不斷的社會。
他強調，儘管講述故事的形式不斷變化，他和妻子始終想創作出能觸動人心、讓人盈滿淚水的作品。這也是為何，他的創作風格總帶著深沉的溫暖憂鬱。
他透露，在他的家鄉，男人們有一項奇妙的傳統，他的父親不時會與其他朋友一起聆聽悲傷的音樂，藉此流下淚水，獲得心靈釋放。
「如果有項作品真正觸動到你內心深處，讓你流下淚水，你絕對不會忘記這一刻。這就是我們身為藝術家想做的。」
黃文鈴 Wenling Huang( 5篇 )住在柏林、來自台灣，從小在菜市場長大，英國Cardiff 國際新聞研究所留學歸國後，輾轉圓了當體育記者的夢想。以為會當一輩子的記者，二〇二二年出了第一本非虛構報導作品《誰是外來者：在德國、臺灣之間，獨立記者的跨國越南難民探尋》後，首度嘗試寫小說，驚喜發現自己的文字有更多可能性；二〇二四年出版歷史小說《陌生之地》。身為記者、作家與書籍譯者，希望透過作品傳遞的訊息，能發揮實質的影響力，去到很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