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風之設，源遠流長，其名始見於《史記》，意指「屏其風也」。從先秦時期天子專用的「依／斧依」，到漢唐以降廣泛應用於廳堂寢殿，屏風始終是中國傳統建築空間中界定內外、彰顯禮儀的核心陳設。它不僅具備遮蔽風邪、分隔空間的實用功能，更承載著天子當屏而立的權力隱喻以及文人雅士的審美寄託。隨著歷代髹飾工藝的精進，明清時期的屏風製作達到了頂峰，發展出彩繪、描金、螺鈿鑲嵌等多樣形制。
值得注意的是，若置身於今日歐美各大博物館，館藏數量最為可觀、且視覺效果最為鮮明的東方屏風，往往是那色彩斑斕、雕刻深峻的大型「科羅曼德屏風（Coromandel Screen）」。此一名稱源於一場地理上的誤讀，印度的科羅曼德並非其實際產地。據17世紀貿易檔案所示，這些原產自中國東南沿海屏風，因英國東印度公司將出口口岸從爪哇的萬丹（Bantam）轉移至印度東南的科羅曼德海岸（Coromandel Coast），使得這些在該地轉運的貨物被統稱為「科羅曼德貨物」，至19世紀科羅曼德屏風遂成為歐洲對此類中國款彩漆屏風的通行稱呼。這些傳入歐洲的中國漆屏風不僅成為歐洲貴族們追逐的東方熱，更對17、18世紀歐洲室內裝飾風格影響深遠。本文試以款彩漆屏風為核心，首先回到其在中國原有的使用與象徵脈絡，並進一步觀察其進入歐洲後，如何在室內空間與物質實踐中經歷多次轉化，形塑出不同層次的遠東風尚。
祝壽之屏：歐美傳世款彩屏風
在中國的工藝譜系中，這類屏風被稱為「款彩」，亦稱「刻灰」或「大雕填」。明隆慶年間漆工黃成所撰《髹飾錄》有云：「款彩，有漆色者，有油色者⋯⋯陰刻文圖，如打本之印板，而陷眾色，故名。」其製作方式為先在灰地上刻出紋樣輪廓，再剔除輪廓內的漆灰，最後填入各色漆或油彩，使紋樣邊緣略高於底版，形成具有立體層次的裝飾效果。此種特殊的結構使款彩漆面在後續切割與再加工時，較不易整體崩裂，這種材料特性也在日後被歐洲的工匠所注意並加以運用。
款彩屏風呈正反兩面，其中一面屏心畫有大幅繪畫，繪畫四周則以邊框為飾，邊框內多飾有人物山水、珍禽異獸、博古圖或四季花卉等開光圖案（圖1）；另一面則多刻有祝壽序文（圖2），也有雙面都是大幅圖案之例。由其裝飾主題推測這類款彩屏風應為達官顯貴慶典、祝壽所用重禮。
此外，款彩屏風標準形制為12扇，展開後可達5至6公尺長，氣勢恢宏。而常見的變體則有10扇、8扇、6扇等，扇數越小則尺寸越小，可能用於較小的廳堂或作為臥室屏風。在今日傳世品中也可以見一些殘缺、僅留有奇數扇面的例子（圖3）。
現今歐美博物館所藏款彩屏風可依其正面裝飾題材概分為東亞與西方主題兩大類。其中以東亞題材為大宗，當中又以宮廷樓閣為背景的人物畫屏風數量最多，花草鳥獸次之，另有少數描繪仙道題材等的場景。廣東博物館藏〈清康熙三十二年黑漆款彩郭子儀賀壽圖屏〉（圖4）一面繪以宏大的府第場景，宮廷樓閣層疊展開。畫面正中偏右的門額題有「汾陽王府」字樣，說明這是一幅郭子儀慶壽圖，透過賓客雲集、府第繁盛的場景，呈現其富貴榮壽、子孫昌盛的理想人生形象。主體繪畫外層另以纏枝花卉為邊飾，將屏心與邊框區隔開來，邊框內共飾有30處以幾何紋樣開光的小型裝飾畫面，題材涵蓋人物、山水、花鳥瑞獸與博古紋樣，具有吉祥寓意。
而屏風的另一面則是長篇祝壽詞，書：「恭祝大總戎即侯封雲翁蘇老鎮台德壽序」，顯示此作為一位正二品武官祝壽禮。弗利爾美術館藏〈漢宮春曉圖款彩屏風〉（圖5）同樣採取一面圖像、一面祝賀文的配置。繪畫一面以橫向構圖自右至左展開，畫中共描繪166位人物，其多為三五成群地活動於亭臺樓閣之間的仕女。畫面的右上角書有銘文「康熙壬子仲夏寫漢宮春曉圖為翊翁老師臺先生門晚盛年」，並鈐有「盛年」、「大有氏」與「吳門散人」三印，提供了明確的年代、繪畫主題與祝賀對象。屏風另一面則題有長篇祝賀文，為同是山東人的七品文官黃敬璣為孔翊翁撰寫〈勞績序〉。
相較之下，描繪洋人狩獵、帆船等西方題材的屏風十分少見，荷蘭國立博物館藏〈荷蘭船隻款彩屏風〉（圖6）即為一例。該作屏心描繪洋人狩獵場景，畫面左側則繪有荷蘭船隻，全幅將東亞山水背景與西方人物、活動題材結合於同一畫面之中。現今傳世品中繪有此類西方題材的款彩屏風多半缺乏明確年款，且目前所知的實例皆收藏於海外博物館，未見於中國本土舊藏或文獻紀錄。是故部分學者推測，這類作品可能與歐洲市場的特定需求相關。然而，其具體製作背景與流通路徑，仍有待更多實物與檔案材料加以釐清。
從貨艙到宮廷建築裝飾：款彩屏風大變身
關於這批屏風是何時傳到歐洲，過去研究已指出至遲在17世紀後半，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貿易網絡，中國製作的款彩漆屏風已進入阿姆斯特丹港口。然而，款彩漆屏風在歐洲的流通狀況，可能較以往想像的更為複雜，也並非一直都是熱門銷售商品。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貨物與庫存檔案，1677年數件中國漆屏風隨「荷蘭圖因號」（De Hollantze Thuyn）從巴達維亞抵達阿姆斯特丹，它們自1678年起被列入「未售貨物（onvercoghte goederen）」清冊，並在隨後數年間反覆出現，直到1683年才自未售名單中消失。此一紀錄顯示，至少在1670年代末至1680年代初的阿姆斯特丹，款彩屏風並未立即被市場吸收。更值得注意的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文件多將其歸類為「奇珍（rariteiten）」與「珍玩（curiositeiten）」，而非一般流通貨品，可能暗示它們在當時更被視為稀罕材料、陳設珍玩，而非標準化的常規商品。若考慮到那些帶有祝壽題記、原本具有明確中國社會用途的屏風，更可以想見這些屏風輸往歐洲時並不全然是為了歐洲市場專門訂製。
W. J. L. van Noord博士近一步指出，其中一件荷蘭東印度公司未售屏風，很可能在1683年奧倫治親王威廉（Willem III van Oranje，1650－1702）造訪其位於阿姆斯特丹總部時，從這批珍玩中被選出，作為贈禮送給當時仍為奧倫治王妃的瑪麗（即後來即位的英國女王Mary II，1689－1694）。若要探討歐洲人如何看待及使用這些屏風，便不得不提起奧倫治王妃瑪麗曾計畫拆解其收藏的一件中國漆屏風來裝飾漆室，而受到宮廷官員去信反對一事。據研究，得知王妃將拆解中國款彩屏風的奧倫治宮廷官員康斯坦汀．惠更斯（Constantijn Huygens，1596－1687），曾假借中國人之口抗議屏風被切割成醜陋的碎片，希望藉此勸瑪麗不要破壞屏風原有的功能與結構，甚至請求翻譯屏風上的銘文（註）。而瑪麗則認為「拆卸這種品質不優的屏風來裝飾牆面並無不妥」，反映出當時歐洲上流社會對東方器物更偏重其裝飾與材質價值。這種以屏風作為建築裝飾的做法並非孤例，1680年代至18世紀初的荷蘭、德國和英國宮廷中，款彩屏風被裁切並用於漆室牆面的情形屢有實例。雖然這股牆面裝飾風潮很快地就被後來發展出的掛毯與壁紙所取代，今日歐洲各地宮廷中仍保存有若干漆廳，奧地利維也納的美泉宮（Schönbrunn Palace）「老漆器廳」（Vieux-Laque Zimmer）即是著名的例子之一（圖7）。有趣的是，同一宮殿中仍保存的一件完整、可獨立站立的屏風，見證了屏風在歐洲宮廷內亦曾作為可移動物件展示（圖8）。
屏風、櫃子還是藝術品？款彩屏風的再定位
除了作為牆面裝飾材料，18世紀中葉款彩漆屏風在歐洲又經歷了一次更為澈底的改造，它們被裁切、減薄並貼覆到洛可可家具的曲面之上。這樣的功能轉變與巴黎奢侈品市場中奢侈品經銷商（marchands-merciers）的運作密切相關。在行會制度的框架下，這類經銷商往往扮演著跨工種的協調者與委託者的角色，他們整合漆板、鎏金銅件與櫃類家具製作等不同技藝，並將這些異國材質的物件轉化為符合當代品味的室內陳設。在相關案例中，櫃類家具匠（ébéniste）Bernard II van Risamburgh（BVRB）所製作的漆飾家具，是現有研究中最常被討論的例子。為了使原本平直且厚重的漆板服貼於洛可可家具標誌性的鼓型（bombé）曲面上，工匠會從背面對漆板進行削薄與加工，並透過切槽等方式增加材料的可彎曲性，使原本屬於屏風結構的漆板被轉化為可貼覆於家具表面的漆層材料，並貼合在斗櫃（Commode，圖9）、角櫃（圖10）或寫字檯上。在這類家具上，原本連續的屏風畫面被切割成多個單元，在畫面外圍更以鎏金銅件（ormolu）裝飾。就如同被裝飾在牆面的屏風一樣，其原有的繪畫敘事被硬生生地弱化，而其上的銘文大多也都被捨棄。
然而，隨著洛可可風格在18世紀後半逐漸退燒，新古典主義轉而追求古希臘羅馬的理性簡約、秩序與和諧，像款彩漆屏風這樣體量龐大、圖像密集的物件已不再被視為理想的裝飾材料。有趣的是，到了19世紀，歐洲對中國藝術與東亞物質文化的興趣重新升溫，款彩屏風開始以中國藝術品的身分重現在大眾眼前。此時屏風通常以完整形態出現在沙龍、充滿異國情調的房間，甚至是博物館收藏中。而在19世紀藝術家的作品中，也可見東方屏風的蹤跡（圖11），就連時尚奢侈品牌香奈兒創辦人可可．香奈兒（Gabrielle Bonheur Coco Chanel，1883－1971）也擁有32件款彩屏風，是19世紀末知名的收藏家之一。
結語
綜觀款彩漆屏風在歐洲的流通與使用情形可以發現，它們並非一開始便以外銷商品或為歐洲市場量身訂製的藝術品身分進入西方。透過對傳世屏風之裝飾題材、祝壽題記與形制特徵的分析，可以清楚看出這類屏風原本深植於中國的社會與禮制脈絡之中，作為達官顯貴於慶典與祝壽場合中使用的高階禮物，其正反兩面的文圖配置構成一套完整而明確的意義結構。而當這些屏風進入歐洲宮廷與貴族的室內空間後，它們先後被裁切並鑲嵌於漆室牆面、轉化為洛可可家具表面的貼飾材料，並於19世紀再度以藝術品的身分被收藏與展示。這一系列轉變顯示了款彩漆屏風在歐洲不同歷史階段中，隨著其功能與觀看方式的變化，不斷地被重新理解與定位，進而形塑出多元的面貌。
註釋：
由惠更斯後來對此屏風銘文翻譯的內容推測，此屏為1670至1672年擔任福建總都的劉斗贈與他人的祝壽禮。由此可知，奧倫治王妃瑪麗所有的這件款彩屏風亦非專為歐洲訂製的外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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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典藏．古美術》401期〈中國款彩屏風的海外變形記――試析歐洲藏17、18世紀款彩屏風〉，作者：葉舜瑜（藝術史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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