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風的形式演變－從中國到日本
屏風的歷史相當悠久，用於擋風、分隔室內空間或遮蔽視線，最晚在周代已經出現。春秋時期不僅有高大的屏風，也有床屏、枕屏等小巧、置於床頭的小型座屏。到了漢代，「屏風」一詞更為普遍，在重要的建築中幾乎都設有屏風，並使用多種材料裝飾。並且各種主要的屏風形式，在漢代也已經出現了，包括落地式的單扇座屏、三扇式折屏。而人們在屏風上描繪圖案後，它就逐漸發展成為了一種具有藝術價值的家具。
最有名的座屏實物，便是出土於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的〈漆繪屏風〉（圖1），是目前可見西漢初期保存完整的彩繪漆屏風。這件屏風由屏板與足組成，屏板中央為玉璧圖騰及菱形錦紋，背面為紅、綠、灰三色雲龍紋。這件屏風雖然尺寸較小，一般認為是仿實物而製作的隨葬明器，但提供了座屏的原始樣貌，彌足珍貴。
1980年代，中國在南越王墓（廣州市）中出土了漆木屏風，雖然僅存少數漆片，但屏風殘留的銅構件則保存完好，考古學家根據殘件還原出了屏風的大致樣貌（圖2）：屏板上以黑漆地飾朱紅雲氣紋，裝飾華麗奔放；正面等分3面，寬3公尺，高約為1.8公尺，兩側有翼障，可摺疊或展開。可見西漢的屏風製作相當先進，使我們得以一窺三扇式折屏的形式。
而另一種以屏風和榻結合而成的新家具—屏坐榻，大約出現於東漢時期，以多扇豎長屏板組成的圍屏圍繞坐榻，或者設置於大床上。目前發現的南北朝時期的屏風實物資料，可以看到這類形式。例如北魏貴族司馬金龍墓的漆畫屏風（5 世紀晚期，山西博物院藏），雖然在出土時已殘缺，不過學者根據現存件復原，整具屏風背部應該共有六塊、兩側各三塊屏板及邊框，其整體寬度應在200公分以上，剛好可以安放在同墓中出土的石榻上，組成三面ㄇ字型的圍屏石榻。屏風畫內容出自《史記．五帝本紀》、《列女傳》，描繪帝王、孝子、女德等人物故事，具有濃厚的儒家色彩。
隋唐時期的屏風，除了座屏，多扇折屏蔚為主流。這類屏風以木製框架，以紙、帛為屏面及屏背；一如白居易在〈素屏謠〉中所述：「爾今木為骨兮紙為面」。為加強裝飾效果，多在屏面繪畫題字，接扇處用絲紐、皮革或金屬等材質相連。屏扇都取雙數，盛唐後多為六扇，即所謂「六曲屏風」，亦見於唐人詩作中，可說是標準形制。陝西西安、山西太原附近的唐墓中，墓室壁面常繪有屏風圖像，多為六曲，也有少數八曲的；甚至在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墓群中，還出土有木骨帛面的六曲屏風殘跡。唐代李道堅墓（738）西壁上繪有六曲水墨山水屏風圖樣（圖3），各扇之間繪有邊框，山水各不相連，而非日後發展連貫的通景山水形式。
而中國的屏風形式，約在7至8世紀經由朝鮮半島傳到日本。在686年（朱鳥元年）4月的《日本書紀》中，首次記錄了「屏風」一詞；來自新羅的使者向天武天皇獻上的禮品中，即有「屏風」等物品。而現存唯一完整的唐代屏風風格實物，即是作於8世紀、傳世於正倉院的〈鳥毛立女屏風〉；此件屏風共六扇，與吐魯番出土的唐代屏風形制一致。畫面以樹下仕女為主題，仕女的髮型與衣裝，過去曾覆以彩色鳥羽裝飾，現僅存墨線輪廓；髮髻、妝容等細節與西安韋氏墓壁畫高度相似，呈現典型唐開元末期風格。
從留存或出土的實物以及唐墓壁畫中所傳達的屏風圖像來看，唐代流行的六曲屏風，各扇四邊皆貼有織品，在視覺上形成邊框，各扇圖案多各自獨立，而非日後發展的全幅通景。日本早期的屏風主要承襲了唐代的屏風形式—以竹木為骨架、張以紙絹的輕質六曲屏風，每扇四周設有邊框；例如目前唯一現存的平安時代屏風〈山水屏風〉（圖4），現狀為一面六曲屏風；包圍著各扇的紺色邊框將畫面劃分為六扇，整體圖樣為可連貫的中國故事青綠山水圖；據說用於當時的密教灌頂儀式中，立於顯貴之人的座席。
日本屏風的形制變革與美學確立
相較於遍尋不著傳世的中國屏風畫，在日本的繪畫史上，可營造大幅畫面的屏風，無疑是重要的表現形式之一，更有豐富多樣的傳世品可供爬梳其發展歷史。唐代屏風的形式傳到日本後，從歌詠屏風畫的和歌中可知，從平安時代到鎌倉時代，屏風畫的主題由描繪中國題材的唐繪，漸次發展為日本式的大和繪。為了裝飾皇室及貴族的寢殿式建築、以及特定的儀式所需，製作了大量的屏風。但是此一時期的屏風幾乎皆已佚失，只留下前述〈山水屏風〉等寥寥數件傳世文物，並只能於同時代繪卷中所描繪的畫中屏風，來推測此一時期至中世的發展。
到了中世，日本將堅韌的和紙交錯相貼作為紙絞鍊（圖5）連接每一扇，使屏風的扇面可自由前後彎折，同時便於摺疊收納與移動。同時，和紙絞鍊可以消弭各扇相連處的縫隙，使每一扇屏風畫，可一口氣連貫開展為全幅通景的大畫面。而室町時代的屏風，確立了「六曲一雙」的主流形式，即由兩面六曲屏風為一組；整體畫面由右至左採全幅通景，增加了屏風畫的自由表現與各種可能性。一面屏風的標準尺寸約為170公分高，360公分寬。人們可以根據季節或因應特殊的節慶或儀式，使用不同風格、圖樣的屏風以營造多樣的空間裝飾。同時，日本的屏風因具有高度藝術性，也被作為致贈外國的禮物。
《宋史．日本傳》中記載，984年初，宋太宗召見了日本僧人奝然（938－1016）一行；奝然回到日本二年多以後，在988年2月，又遣其弟子嘉因等人來華，並帶來包括「倭畫屏風一雙」等眾多禮品。而《宣和畫譜》（成書於1120年）也提到了日本繪畫與屏風：
「日本國⋯⋯有畫不知姓名，傳寫其國風物山水小景，設色甚重，多用金碧。考其真未必有此。第欲綵繪粲然以取觀美也⋯⋯其後再遣弟子奉表穪賀，進金塵硯，鹿毛筆，倭畫屏風。今御府所藏三：海山風景圖一，風俗圖二。」
可見宋人眼中的日本繪畫，強調金碧的視覺美感與裝飾性。雖然入藏宋代內府的「倭畫屏風」，已無法得知其面貌；但若依《宣和畫譜》的描述，或許可舉出現今留存的大和繪屏風。15世紀的〈日月四季花鳥圖屏風〉（圖6）描繪了晝夜、四季交替的景象：右面屏風繪有櫻花、柳樹、太陽與雉鳥；左面屏風繪有松、楓、荻花、白菊與雙鹿，上懸一彎明月；這些景物皆是平安時代以來常見於大和繪的題材。整體畫面布滿大小、疏密不一的金銀箔；太陽與彎月更是罕見地以金屬片嵌貼而成，依稀可想見當年的燦爛光輝。
此外，金屏風在室町時代的朝貢品中格外受到重視。室町幕府的三代將軍足利義滿，為了建立正式的日中外交關係，自應永八年（1401）開始派遣使節入明，共計遣使19回；進貢給明代皇帝的貢品中，除了1493年的第15次遣明船，每次皆上貢「金屏風三雙」。狩野元信的〈四季花鳥圖屏風〉（圖7），便讓人聯想到戰國諸侯大內義隆（1507－1551）為了進獻明代皇帝，而委託狩野元信所繪製的金屏風，並指定花鳥題材包括「鶴、龜、松、竹、鴛鴦、鴨、小鳥」。狩野派以金地為整體背景、搭配著色景物的畫風，一直延續至近世；隨著各繪畫流派的風格發展，屏風畫成為日本繪畫重要的表現形式。
中國屏風的改裝與工藝表現
相較於日本大量傳世的屏風畫作，中國屏風實物稀少，並非中國不流行屏風，而是保持屏風形式的中國書畫，傳世寥寥。在北宋宮廷，歐陽修（1007－1072）任職翰林學士期間（1054－1060），院中陳列過董羽（活動於10世紀，南唐人）、巨然（活動於10世紀中後）、燕肅（961－1040）、易元吉（活動於11世紀中後）的屏風畫。郭熙也多有繪製屏風、壁畫的紀錄：《林泉高致》中，提到了郭熙在玉堂、睿思殿等處的屏風創作紀錄；蘇軾、蘇轍也曾見過郭熙所作的山水屏風，繪有春江曉景、崩崖斷壑、枯松野葛等景致。也有學者推論，流傳至今的郭熙〈早春圖〉雖為立軸裝裱，但原先有可能為座屏或是二曲、四曲的折屏形式。
今所見較多屏風實物為清宮舊藏，如北京故宮所藏順治朝的書法圍屏；圍屏的題字內容包括皇帝御書、大臣的頌聖詩文，也有皇子、皇孫為皇帝所作的祝壽詩句等。另一方面，仍保有屏風形式的清代畫作，實為數不多。京都國立博物館所藏的〈樓閣山水圖屏風〉（圖可見《典藏．古美術》388期〈揚州的繁榮與藝術──京都國立博物館展出袁江、王雲繪〈樓閣山水圖屏風〉〉，頁62－63）是一對八曲圍屏，屏心的金箋山水，開闊壯麗，由清代中期專擅樓閣山水的袁江（1662－1735）所作（另一面為王雲所作）。此作保留了清代的屏風裝裱，極為珍貴。袁江、袁耀目前傳世不少通景屏形式的畫作，可推測應是將原本圍屏屏心的畫作取下，改為便於保存收納的立軸。類似的情形亦可見於〈胤禛圍屏美人圖〉（北京故宮藏）的12張宮廷美人絹本畫；根據內務府的檔案記載，此組畫被認為是在雍正十年（1732）從圓明園深柳讀書堂圍屏上拆下保存的。由此可見，許多原先裝裱在屏風的畫作，由於種種原因，或經久消耗，或改為軸裝，以致不易見到原有的屏風形式。
明代繪畫中多出現屏風的場景，可知明人於生活場景中多使用屏風。〈明人十八學士圖〉（棋）（圖8），對弈、觀棋的人物身後，畫有大型八曲折屏；屏風整體繪仿米家山水，濃淡墨色點出圓狀山峰，雲漫山腰，叢樹朦朧，茅舍隱現。另為了使屏風更牢靠，在屏板下緣安裝有漢白石礎座；據說將屏板安裝在石礎上的方式，由唐宋時期一直沿用到明代。
杜堇〈玩古圖〉（圖9）除了描寫文士鑑賞古器物，還繪有兩件不同形制的屏風：畫中主角身後設有大型座屏，屏心繪雲水波濤，屏框鏤雕寶相花紋；底座兩側有立柱，前後有站牙及抱鼓相互抵夾，可以分開屏框與底座。右上區塊的仕女後方的山水屏風，應為折屏形式，屏心繪減筆水墨山水。〈玩古圖〉屬雙絹拼接而成的巨幅，因格局方正，推測原畫可能曾被裱裝為座屏，後來才改裝為立軸。
相對於著重繪畫表現的日本屏風，明清時期的屏風往往讓人驚嘆其高超的工藝水準與講究的材質用料。不僅於〈玩古圖〉中見到了兩種不同材質、形制的屏風，文震亨《長物志．屏》條提到：「屏風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鑲下座精細者為貴，次則祁陽石，又次則花蘂石。⋯⋯若紙糊及圍屏、木屏，俱不入品。」而現存明代傳世品以木製、漆製為多，紙絹屏風極少見。
到了清代，豐富多彩的各種手工技藝應用在屏風的製作上，更讓清代的屏風藝術進入了鼎盛時期，尤以乾隆時期為盛；包括北京的琺瑯、廣州的牙雕、蘇州的刺繡、揚州的剔紅等都是當時有名的工藝品項，皆被用於屏風的製作。清代盛行以多扇圍屏為祝壽賀禮，例如清早期〈黑漆款彩人物圍屏〉（圖10），一組兩面，每面12扇，木胎髹黑漆，屏心正、背面以款彩飾通景畫。其中一面描繪郭子儀祝壽圖，雕填彩繪樹木、樓臺、人物、彩雲及兩面帥旗；另一面為群仙賀壽圖，背面飾百鳥朝鳳。可見清代屏風華麗多樣的工藝表現。
參考書目及延伸閱讀：
楊泓《逝去的風韻：楊泓談文物》，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胡德生主編《故宮屏風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5年。
巫鴻主編《物繪同源：中國古代的屏與畫》，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21年。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室町時代の屏風絵》，東京：東京國立博物館，1989年。
サントリー美術館編，《BIOMBO 屏風 日本の美》，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2007年。
原文載於《典藏．古美術》401期〈宜上屏風張座隅──中日的屏風小史〉，作者：鄭涵云（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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