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劉星佑以「我的父親母親」攝影計畫於「KYOTOGRAPHIE 京都國際攝影節」折桂「KG+SELECT AWARD 首獎」，標誌臺灣創作者的一次重要跨越。這份榮耀迴盪至此次於尊彩藝術中心舉辦的個展「纏耽？還愚？」。
展覽名稱「纏耽？還愚？」中的「纏耽」為臺語，其意指卡住、失誤，或因糾纏而造成延誤；而「還愚」則是日文，「回歸愚昧」之意，引用自佛家諺語中的回歸樸拙，反思真實的自我，揭示了藝術家現階段的創作方法論：將失誤、遺忘與偶然視為最真實的片刻。此次展覽，不僅是劉星佑15年來針對其父母創作歷程的階段性總結，更是他關於自我、親屬關係與社會建構的深刻回溯，甚至是揭露了對近代台灣社會中，父母與孩子親情的愛、期待、揣測與最終達成的某種平衡。
「我的父親母親」此系列作品的動機淵源，遠超出家庭紀錄的表層意義，根植於個人的存在焦慮、家庭倫理的深刻衝突，以及劉星佑以藝術家面對身份政治的策略性回應。其創作伊始，源於2009年莫拉克風災期間，家鄉高雄甲仙周邊小林村遭土石流吞噬，劉星佑與親人失聯的巨大恐懼，促使他拿起相機，試圖重新建構作為離家遊子與老家雙親之間的實質連結──一份出自於純粹親子孺慕之愛的連結。
以愛為名、互相揣度，「諜對諜」的為對方好
然而，純粹的親子之愛很快被家庭內部的結構性衝突所籠罩。劉星佑以藝術創作為人生志向，以及他性傾向的揭露，構成了家庭內部兩個相互糾纏的斷裂點。父母對「藝術是否有用」的質疑，與對性傾向的不理解和不面對，共同形成了一個難以解開的「結」。劉星佑在訪談中揭露了家庭對其身份歸因的荒謬迷思：父母將其性傾向視為「因念了藝術相關科系」而衍生的結果，錯誤地將「性別身份」與「職業選擇」連結起來。這種拉扯不僅在情感上造成巨大的耗損，更迫使劉星佑必須尋求一種能同時回應這兩項挑戰的策略性機制。至此，藝術創作不再僅是表達的慾望，而成為一種具有補償性質的交換。
劉星佑將這項計畫形容為一場交換：他「好好去上班」，來換取父母願意與他一年拍攝一卷底片的照片。對於務農的父母來說，他們難以理解「藝術」或者是創作意義是什麼，然而這種隔閡本身就是社會結構性帶來的認知差異。劉星佑以社會學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曾談過的「滿皺紋的老婦人手部照片」為例：當這張照片展示給不同的民眾觀看後，發現反映各不相同，也許社會菁英份子能夠侃侃而談抽象的精神意義、美德或是社會價值觀，但對於大多數勞動者而言，這多半只是一張單純的「老婦人手部照片」，甚少談及美感或攝影技巧；他們更傾向於聯想到家人。（註）
因此，這些膠捲下的影像，在創作角度、在觀者眼中，是劉星佑嘗試探出的情感觸手；然而，在父母眼中，這更像是一種策略性的「哄」，以愛的陪伴、勞動，換取他「去上班」的交換籌碼，試圖將孩子引導回社會期待的常規樣貌。
甫步入展場，便可見其以粉綠色調為主的系列作品「我的父親母親—消磨歲月的姿態／方法」，這些影像取景於金門，這片昔日的戰地前線，其時空意涵帶有凝滯與邊緣性，恰好與父母退休後「消磨歲月」的姿態形成了強烈的對應。畫面中，其父母身著頭盔、手持玩具槍的「諜對諜」場景，不僅暗示了整個創作計畫的戲劇性開端，更反映出劉星佑與雙親之間，企圖以愛為名、互相揣度、試探與建立連結的複雜過程，也是彼此嘗試找到對對方都「好」的平衡點。
影像的歸途：通往「地址不再有效」的家族故居
接著，「地址不再有效」系列作品，則將視角拉回到對家鄉高雄甲仙的地理認同與回望。若說家庭是身份的第一個構造場，那麼家鄉便是身份的第二個拓撲基礎。「地址不再有效」系列作品，作為劉星佑對家族故居地址消逝的探討，不僅是個人記憶在歷史長河中消逝的哀弔與紀念，更是一次回溯自身身份根源的積極行動。
在作品《地址不再有效－等等回甲仙（書寫）》一作中，畫面兩側分別書寫了劉星佑在祖父甲仙舊家與現居左營新家的地址。影像本身，則由後座視角拍攝了劉星佑父母在駕駛座與副駕駛座上、凝望前方的景象。儘管他並未明言汽車將駛往何處，但透過地址的並置，以及作品名稱中的「回」字，觀眾不難想像這是一條由新家駛向「老家」的路，也是一段回溯何為「家」的旅程。
然而曾經回家的舊路，卻因為新的建設而被遺忘，劉星佑以緬懷曾經的「古道」，創作作品《地址不再有效－行跡不明（書寫）》，他將其住家附近停駛近30年的公車路線的站牌名，如「匏仔寮」、「牛睏位」、「一號橋」、「二號橋」等名稱，以黑墨謄寫於影像之上。作品左下角夾註的「載我回甲仙」，不僅是喚醒地方的集體記憶，更是劉星佑對「無效地址」進行的藝術性再賦權。他試圖藉由這些已無實質功能的站牌名稱，一步步回溯並通向甲仙的老家。
劉星佑在回溯「家的地址」時，從父母在左營的新家，追溯到祖父位於甲仙的老家，直至曾祖父位於高雄田寮月世界的故居。然而，由於曾祖父的故居已然消逝，地址實質失效，溯源路徑未果而「交通中斷」。劉星佑解釋，「交通」一詞在此不單指各種運輸工具的往來，更蘊含了溝通、人情往來的深層意涵。正如他試圖返回那個地址已然無效的家、身份與自我認同的源頭，他所努力建構的「交通」，實則是一座通往家人認同的溝通橋樑。
「自我眉批」的落筆，從「書寫」到「痕跡」，建立通往自我身分的途徑
劉星佑將他在影像上書寫、增添「註記」的行為，視為一種對規範的「小小的突破」。這種方法論源於他對書法觀念的轉變，也就是從對「筆法」的執著與嚴苛，轉向將寫字視為更具自由度的「寫」。他透過細筆在影像上拉線、畫圈，將原本嚴肅的作品，轉化為帶有個人化、非正統的「筆記感」，成為了為生活瞬間「下一個註腳」的「自我眉批」。這種對「痕跡」的追尋，在他處理家庭文件時達到極致：從家族的「戶口名簿影本」中汲取靈感，將其視為一條通往身份與家庭結構的路徑圖。
然而，這種強烈的書寫慾望，在面對純粹的自然地景時卻產生了矛盾。在熊本駐村期間，面對廣袤的阿蘇火山，劉星佑坦言：「阿蘇火山的自然風景實在太漂亮，我有點捨不得用文字去破壞它。」有矯飾與人為的文字，在強大的自然力量面前，都顯得「枉然」。
純粹的親子孺慕之愛，本身即是抵達彼此理解的終極座標
本次展覽的核心，是劉星佑阿蘇火山系列——其父母身著農裝、手持農具，與雄偉的火山地貌並置的影像。其中，《我的父親母親—錯拍之間》意外捕捉到劉星佑父親因疲累而坐下的姿態，與其母親站立的背影形成強烈對照。而另一件作品《哎呀！好險接住了！（落款）》，則是記錄劉星佑因絆倒而捕捉到的失誤瞬間。這些因「纏耽」（失誤、卡住）而生的偶然，成為藝術家以數位相機記錄到的真實，也成為他關注創作過程中「無法預期」的轉捩點。
唯一能對應於火山的文字，是從夏目漱石1906年的小說《二百十日》中截取文句。其名「二百十日」（にひゃくとおか）指的是自立春算起的第210天（約在九月上旬），時值節氣入秋，也是颱風來襲的時期。文中，平民出身、卻帶有強烈征服慾的圭（圭さん），懷抱著遠大的理想，試圖瓦解當時的貴族與富有人士的社會結構。他抱持著遠征崇高自然、對世界懷抱改革的野心，與富有的碌（碌さん）一同試圖征服阿蘇火山。兩人拋下身分差異，達成共識：「總之就去爬阿蘇山吧！」然而，在颱風季節的狂風暴雨中，兩人艱難前行，最終未能抵達終點。儘管小說並未寫明圭仇恨的對象，以及他執著登山的真正原因，但這場徒勞的征途，為劉星佑的影像增添了一層對抗與「枉然」的文學互文。
劉星佑將小說中關於阿蘇火山的對話，抄錄於堆放石頭的影像之上。這段對話擷取自小說主角圭、碌與旅館女傭之間：
圭：「大姊，從這裡到阿蘇需要多遠？」（姉さん、こゝから、阿蘇迄何里あるかい）
女傭答覆：「這裡就是阿蘇了。」（こゝが阿蘇で御座りまっす）
夏目漱石以這兩句對話，呈現了觀光客與在地人對於空間範圍認知的差異。這或許正如同劉星佑對「創作」的執著：一種不可言說的動力，以及他人（父母或社會）難以理解的動機。然而，即使父母有著截然不同的價值觀，他們仍如同小說中的碌一般，以陪伴完成了這場生命中的「登山」。儘管因為「地址不再有效」，苦覓終點無果，然而這份創作最終通向的，並非是「具體」的位置，而是建立與父母彼此理解的橋樑。
一如圭所詢問的「抵達終點需要多久？」——實際上，這裡就是終點。當我們願意放下所有「聰明」與計算而「還愚」時，便能領悟到：那份純粹的親子孺慕之愛，本身就是抵達彼此理解的終極座標。這正是劉星佑最初拿起相機，試圖重建連結的動機所在。
「絆」與「釋然」，還愚便可解
劉星佑的「我的父親母親」系列，落在了兩代人之間永恆的「絆」中。正如藝評人李孟學對其評論所指，這份「絆」是父母對子女的期望與愛，也是子女對父母的放不下與不捨得。恰如本次展覽名稱「纏耽？還愚？」所暗示：若相互糾纏而導致失誤（纏耽），那麼回歸愚昧、返回初心（還愚），便可迎刃而解。
這種關係的變遷與壓力的緩解，微妙地體現在影像的視覺尺度上。劉星佑觀察到，早期作品的鏡頭多聚焦於父母的半身或全身，帶有底片擺拍特有的被拍者與攝影師相互凝視，與正襟危坐帶來的嚴肅張力。然而，隨著計畫的逐步推進，鏡頭中父母的形象開始在廣袤的地景中逐漸縮小，成為阿蘇火山等壯闊背景中的一個小小節點，如《我的父親母親—還在阿蘇裡》。
在影像尺度上的縮小，也許是劉星佑對於家庭議題壓力的減低。當父母從近景的、壓迫性的焦點，退居為遠景的、自由的地景人物，在「回應親情」的這個切面上，已然釋懷放手。
這呼應了劉星佑十五年來的心情轉變：從一開始的悲憤、不計後果的創作，尋求認同，到中期認為自己應該「長大」，逐步釋懷到「有拍就好」，再到近期轉變為單純地多陪伴長輩。
這場攝影計畫因此由最初的「家庭的必須」，轉向了「釋然的自由」。劉星佑持續將個人生命的軌跡與更大的世界地景相疊合，在未知的旅途中，不斷為自己與家庭的「絆」下新的註腳。
註 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法文原版 La Distinction: Critique sociale du jugement 於 1979 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