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待補遺的篇章，一段自由自在的路徑
展覽命題的過程本身，即是對「女性」定位的一次深刻思索。策展人盧慧紋反思，她更進一步探問：在身分標籤之外，女性的生命樣態究竟為何？最終，展覽由英文副標「Walking Their Own Paths」回譯為：「自由自在」。對此，盧慧紋解釋：「就是走自己的路，而且你又是可以安頓你的身體，不管什麼樣的情況。」這不僅是展覽的命題，更是一場溫柔的文化宣告─無數女性創作者，早已在各自的生命軌跡中，走出了屬於自己的路。而作為一位嚴謹的古代書法史學者，盧慧紋教授跨入相對陌生的當代領域，歷時超過三年，以研究者的深厚積累與策展人的獨到視野，揭開了這幅跨越百年的女性書藝史。
這一切的起點，始於2022年桃園市立美術館委託的一項「臺灣當代女性書法家」調查研究案。該計畫由盧慧紋偕同熟悉當代書壇的莊千慧老師共同執行，然而，研究的深入卻揭示了一個令人意外的學術空白：「在此之前，臺灣竟從未有過針對女性書法家的大規模系統性調查」。這份沉默的現狀，讓看見問題的研究者們，感受到一份必須行動的使命感。為了填補這片空白，團隊將史學研究的嚴謹方法帶入計畫，不僅止於選件訪談，更堅持建立了「臺灣女書法家年表」與詳盡的「研究書目回顧」，為這片仍待開墾的領域，打下至關重要的學術基礎。也正是在這份紮實的底蘊之上，將研究成果轉化為一場大型展覽的想法，才應運而生。
這是一場堅守文化與思想交融的複雜史詩，而女性書藝家從未缺席
臺灣藝術史的系譜脈絡中，女性書藝家的身影從未缺席，她們以獨特的視角與堅韌的生命力，織就了豐富多元的藝術篇章。追溯至日本時期，張李德和正是嘉義藝文界的核心人物，其所主持的「琳瑯山閣」沙龍，匯聚了陳澄波、林玉山等藝壇巨擘，成為藝術家們交流激盪的重鎮，她本人亦是重要的贊助者與創作同儕。而府城才女蔡碧吟，詩文與書法俱佳。本次展覽的《詩一首》筆力遒勁，清朗雄秀。此外，她也是臺灣首個女性詩社「香芸吟社」社長，多次代表詩社參加全島聯吟大會，足見其當時的聲望與影響力。
時序推移至1949年後，隨著國民政府遷臺，張默君、譚淑、張充和、顧瑞華、酆濟榮等人帶來中國古典書法的深厚傳統。而在解嚴的時代浪潮中，董陽孜、陳幸婉、鄭芳和等藝術家則以其前瞻的視野與大膽的實踐，挑戰了書法的既有邊界。她們深入探討抽象繪畫與書法之間，造型語彙、文化意涵及歷史傳承上的對話與創新。而新興世代的藝術家，則以個人生命經驗的角度，重新思考「女性」身分。 審視這段歷史敘事，我們不應將其簡化為一條單純的線性進步軌跡，而應視為一部充滿堅守文化脈絡，與思想交融重組的複雜史詩。揭示了女性藝術家們，如何在各自所處的時代洪流中，以不屈的意志與多元的策略，為自己開闢出持續創作的廣闊空間與無限可能。
墨痕再續，筆墨中不斷變換的女性身影
盧慧紋在研究中發現了一個特別的現象：藝術界中，資深且創作不輟的女性藝術家相對稀少，大量中生代創作者則多處於中斷或沉潛狀態。此現象並非源於才華匱乏，而是家庭責任與職業選擇等現實因素，常迫使她們暫時擱置創作，直至卸下階段性任務（如子女成年）後，方能重拾畫筆。這一觀察深刻揭示了臺灣女性藝術家的生涯軌跡，常因社會結構與家庭角色的影響，而呈現出一種斷裂後再重啟的特殊模式。
在策展的研究訪談過程中，策展人盧慧紋觀察到一個值得深思的共通回應。當被問及「女性身分是否對創作構成影響」時，絕大多數藝術家，尤其是資深前輩，皆傾向否認或表示未曾思索過此問題。對她們而言，其所處的時代有著更宏大的歷史命題需要回應─例如東西方文化的對話、傳統的捍衛與現代傳承等。在這些時代的「大哉問」之前，藝術家個人的性別認同，似乎便不是其創作時首要且迫切的關懷。
然而，時代的風氣正在轉變。年輕一代的創作者成長於臺灣民主化、性別平權意識高漲的環境，相較於前輩，她們不再背負同樣沉重的文化傳承負擔，反而更願意、也更勇於擁抱自身經驗的獨特性，將「女性」此一身分視為創作的養分而非標籤。這種從追求普世「完人」到擁抱個體「自我」的轉變，清晰地勾勒出一個世代的光譜。
身體：從幕後到前景的解放
「處理到書法一定會處理到身體，」策展人盧慧紋首先點出關鍵：「但這邊呈現的是過去傳統書法裡並沒有的、全新的身體關係。」在傳統書論中，「身體」多是隱藏在筆力、氣韻之後的抽象概念；但在「自由自在」一展中，「身體」被前所未有地推向了視覺的前景。這種對身體的全新探索，時常與「時間」的概念緊密交織，將書寫行為轉化為一場關於身體勞動與時光流逝的深刻實踐。
日本書藝家川尾朋子的《HITOMOJI Project-Women-》是一項結合書寫、攝影與社會參與的跨國計畫。她親自採訪數名臺灣女性，從她們的生命故事中提煉出一個代表性漢字，例如「變」、「孝」、「做」、「努」、「幸」。在展出攝影作品中，將女性們或蜷曲、或伸展的身體姿態，巧妙地融入巨大漢字的結構之中。女性的身體化為筆劃，姿態即是墨韻。文字於是掙脫了符號的扁平框架，昇華為承載著體溫與真實敘事的生命載體，成就一場「由文字與身體交織而成的書寫旅程」。
臺灣藝術家袁慧莉的錄像作品《時間之漬：悲欣》源自弘一法師的臨終感悟「悲欣交集」，藝術家先進行書法嘗試，再以無數細密的墨點，耗費大量時間，逐一覆蓋、淹沒原有的字跡。這個緩慢、重複、近乎修行的創作過程，就是一種「身體的實踐」。盧慧紋指出：「時間、身體，其實都是傳統書法裡面很重要的事情。所以這些當代藝術家其實用一種遙遠的呼應的方式來做。」以身體的在場與時間的視覺化，對書法的古典核心進行了一次回應與解放，讓書寫的疆域擴展得更為深遠。
書藝的幽靈：深藏於當代藝術的文化底蘊
在當代藝術多元的表現之下，「書法訓練」有時如同一縷幽靈，潛藏在創作的底層。盧慧紋形容，那種不經意間展現的傳統底蘊：「就像『幽靈』一樣在（作品）後面，探頭探腦。」這個巧妙的比喻，在陳幸婉晚年的潑灑水墨中得到了印證。其作品形式雖靠近抽象繪畫，但盧慧紋從一張藝術家舊照中，敏銳地發現其工作室牆上竟掛著《瘞鶴銘》（註）拓片，這便有力地證明了其創作與深厚書法傳統的內在關聯。
這種古典哲思與當代語彙的對話，在許多作品中反覆上演。吳孟珊的《萊布尼茲的計算機進行曲》，源於《易經》。她連結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的二進位概念，將乾卦的陽爻與坤卦的陰爻，巧妙轉譯為數字1與0。作品畫面雖是符號，卻仍蘊含書寫的筆順與身體動勢。吳孟珊也提到，她使用紙板與特製筆刷為材，在創作中深刻探討了東方哲學、數位符號與書法線條之間的對話關係。
賴麗雲的《山．語》則是結合水墨與書法，透過造型、墨韻與文字的交織，傳達對自然萬象的細膩感知。其創作深受家鄉宜蘭多雨山林的啟發，作品流露出深厚的地方情感連結。她巧妙運用媒材，使墨韻產生豐富變化，宛如雲霧露水於山巒間流轉。賴麗雲也提到：畫面中隱現的破碎文字，並非為了傳遞語義，而是轉譯了林間的風聲、鳥鳴與蟲唧，彷彿一首低迴不已的聽覺詩篇。
鄭芳和（惠美）的作品《綑綁臺灣四十年》，是一件深具辯證與批判性的創作。作品形式借鑒自藝術家早年研究的漢代簡牘（漢簡）。她將一根根的竹簡，比擬為在戒嚴時期下，思想與自由被綑綁的人民。鄭芳和巧妙地挪用此古典形式，書寫的內容卻非古代經文，而是她成長於1950、60年代時，天天被要求頌唱的「反共復國歌」歌詞與政治口號。透過結合個人被「洗腦」的時代記憶與漢簡的意象，此作深刻反思了臺灣近40年的戒嚴歷史，成為對威權統治與思想禁錮的無聲控訴。
拋磚引玉的第一章，一部女性書藝的創作史
「自由自在」是女性書藝研究的一方重要的里程碑，卻並非是為研究畫下句點。盧慧紋深知，這僅是開始，期待這場展覽能拋磚引玉，啟發更多人投入這片長期空白的研究領域。畢竟，不僅是女性藝術家，整個1949年後渡臺的創作者群體，無論性別，都仍有大量值得探究的學術空白：「這個展覽其實有很多、很多的研究題目可以持續地做下去。」
而這份對「未竟之路」的展望，也揭示了展覽最深刻的核心：一種徹底的包容性。它並未試圖定義女性書藝家應有的單一樣貌，而是同等地肯定所有形式的生命實踐與創作能動性。無論是將回應時代宏大命題置於個人身分之前的前輩風範、擁抱自身性別並將其化為創作能量的新生代、在家庭與創作間奮力協商的母親，抑或是終其一生堅守創作崗位的實踐者─她們的選擇與路徑，都在這場展覽中，展現了女性共同的「自由自在」。
因此，「自由自在」並非簡單的「女性書藝自由」，更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在歷史的任何時刻，都從未停止在給定的條件與限制下，奮力尋找並開創著屬於自己的自由方式。展覽真正展露的，是這一部橫跨世紀、充滿智慧、隱忍與無限韌性的女性創作史。
註 《瘞鶴銘》為南朝摩崖石刻，原址位於江蘇鎮江焦山。其拓本為著名碑帖，為哀悼亡鶴所作，作者至今未有定論，然自宋代以來，主流學術觀點多認為是南朝梁道士陶弘景所書。其書法風格處於隸書向楷書過渡的關鍵階段，字體雄偉開張、氣勢渾厚，融篆、隸、楷筆意於一體，被北宋書法家黃庭堅譽為「大字之祖」，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此碑曾遭雷擊墜入長江，歷經宋、清兩代打撈，現存殘石五塊，藏於焦山碑林。詳見：故宮博物院，《宋拓南朝瘞鶴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