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蘇富比拍賣行釋出「比普羅瓦釋迦牟尼佛寶聖物」拍賣計畫後，印度政府便於採取高強度外交與法律行動，表示強烈抗議，主張該批聖物為國家不可分割的宗教與文化遺產。更具爭議的是，蘇富比選在佛教重要節日——佛陀誕辰日前夕舉辦拍賣，可能加劇佛教社群的情緒反彈，引發更廣泛的不滿。
印度政府針對「比普羅瓦釋迦牟尼佛寶聖物」拍賣的大動作施壓
根據印度政府新聞資訊局（PIB India）發布的官方通告 ，5月2日印度考古調查局（ASI）局長致函香港總領事館，正式請求中止此次拍賣。同日，印度文化部長向英國文化、媒體暨體育部國務大臣提及此事，強調了這些聖物對印度的文化與宗教意義，並敦促英方立即採取行動 。而至5月5日印度文化部召開了內部會議，隨後正式向蘇富比以及聖物委託人克里斯・佩沛（Chris Peppé）發出了法律通知，明確要求停止拍賣 。印度文化部同時請求外交部（MEA）協調，透過其駐英國及香港的使領館，向相關方面施壓停止拍賣。
5月6日由印度文化部秘書率領代表團親赴香港與蘇富比的代表舉行直接晤談。在強大的外交壓力下，香港蘇富比於5月6日晚間以電子郵件正式通知印度政府，原定於次日（5月7日）舉行的比普羅瓦聖物拍賣將會延期，並提議就此事進行進一步商討。隨後，蘇富比官方網站上與此次拍賣相關的頁面及資料均被移除 。5月7日，蘇富比公開發表聲明，確認延期決定，理由是「鑒於印度政府提出的事項，並獲得了委託人的同意」。
這場拍賣風波最終在多方施壓下告一段落，然而所引發的問題遠未結束。事件不僅凸顯宗教聖物的歸屬權爭議，更映照出殖民歷史未竟的文化清算、當代文化主權的法理建構，以及藝術市場在面對倫理與歷史正義挑戰時所面臨的張力。
比普羅瓦佛寶聖物出土
1898年，英國殖民地工程師威廉・克拉斯頓・佩沛（William Claxton Peppé）在現今印度北方邦比普羅瓦地區進行考古發掘。當時學術界普遍認為比普羅瓦即是古代迦毗羅衛國（Kapilavastu）的遺址所在地，該城邦為歷史上佛陀釋迦牟尼所屬的釋迦族的故都。
在發掘過程中，佩沛發現一座佛塔（stupa，即窣堵坡，為佛教存放舍利的墓塚建築）遺址中，發現了一個巨大的砂岩石函。其內部藏有五個舍利罐，其中一罐上刻有古印度婆羅米（Brahmi）文字的銘文，罐內除了佛陀的骨舍利（bone fragments）和骨灰（ash）外，還伴隨有約1,800件被視為神聖供養品的珠寶，包括珍珠、黃金飾片及各類半寶石等。
最重要的是，罐上銘文經解讀，大意指罐內舍利屬於「世尊佛陀釋迦族」，使其成為最早經由考古銘文直接證實與歷史佛陀相關的舍利發現之一。與佛教經典記載一致，佛陀於拘尸那揭羅（Kushinagar）涅槃後，其舍利由婆羅門徒多那（Drona）平分予八個王國或部族，其中一份即歸於佛陀本族──釋迦族建塔供養。其後200年，至孔雀王朝（約西元前三世紀）的阿育王，命人開鑿當初所建之塔，再分佛陀舍利。據載，佛骨這次被分成了數萬份之多，不但散佈於南亞各地，部份甚至傳到了中原。並且擴建佛塔，將大量寶石、珍珠、金葉等寶物放入塔內一併供奉。
而由於「舍利」作為宗教聖物，佩沛難以處理，於是在當時暹羅（即現今泰國）的王族僧人斡旋之下，佩沛說服大英帝國殖民政府把骨舍利贈予暹羅的國王拉瑪五世，再將其分贈予曼谷金山寺、仰光雪德宮大金塔，乃至斯里蘭卡等地。此外，出土之約1,800顆寶石佛寶則大部份交由加爾各答的印度博物館典藏，而其中約佔整體1/5、約300多件「有所重複的」的珠寶則分給了佩沛。
然而，對佛教徒來說，舍利不僅是遺骨，更是佛陀法身的具現，擁有神聖地位，與供養品共同構成不可分割的宗教整體。然而這次的挖掘在殖民權力架構下進行，本土社群的參與甚至被排除，也為後續所有權與歸屬問題埋下爭議根源。
多方立場爭議不斷
比普羅瓦聖物拍賣事件牽動多方立場，涵蓋宗教、文化、法律與倫理多重層面。印度政府主張，這批聖物為不可分割的國家遺產，依法屬於「AA」級文物，依據1972年《古物暨藝術珍寶法》（Antiquities and Art Treasures Act [India, 1972]）禁止出口與買賣。此外，印度政府亦引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公約》（UNESCO 1970 Convention）與《國際統一私法協會1995年公約》（UNIDROIT 1995 Convention），指出這些文物若未經合法授權即流入市場，應屬非法出口，必須返還來源國。印度政府亦強調，佩沛當年對這些聖物僅具有「託管」身份，而非所有權，因此無權將其佔有或轉讓給後人，更無權私自出售。
與此同時，佩沛家族則認為：這些文物是合法由殖民政府分配保留的私人財產，已在家族中傳承逾百年。稱其在諮詢相關專家後，認為這些寶石並非「肉身舍利」（corporeal remains），也應是阿育王時期被放入的寶石。
其家族強調過去致力於讓這些聖物為公眾所見，曾將其出借給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瑞士雷特伯格博物館（Rietberg Museum, Switzerland）、紐約魯賓藝術博物館（Rubin Museum of Art, New York）、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Singapore）以及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Korea）等多家知名機構展覽。亦設立了名為「比普羅瓦計劃」（The Piprahwa Project）的網站，分享相關研究資料。
佩沛家族過去曾探討過將聖物捐贈給寺廟或博物館的可能性，但過程中遇到了種種困難而未能實現。因此，他們認為透過蘇富比進行公開拍賣，是將這批聖物轉交到真正重視它們的佛教徒或佛教機構手中「最公平和最透明的方式」。他們亦承諾，拍賣所得的一部分將捐贈給佛教相關組織。
然而學術界與宗教團體，則普遍反對此次拍賣。主張這些寶石與骨舍利、骨灰同為「舍利」（śarīra）。由於「舍利」常被不精確地譯為「遺骨」或「舍利子」，實際上是指佛陀肉身的所有遺留物。但是在佛教觀點中，「骨與灰」與「寶石與石頭」之間並無本質區別——兩者皆為「舍利」，具有不可商品化的神聖性。將這些寶石單獨拍賣，是對其宗教完整性的破壞。也批評此次拍賣延續殖民時期的文化掠奪，更深一層的批判這次拍賣為本身對「殖民時期暴力遺緒的延續」。（註1）
重複品到底是什麼
在比普羅瓦佛寶聖物拍賣爭議中，「重複」一詞成為關鍵辯點，為什麼那些「重複的珠寶」就可以被分割、交給佩沛？此一看似中性的術語「重複品」（duplicates）實則掩蓋了殖民的去脈絡化。在殖民脈絡中，「重複品」的定義並非單一且固定，而是隨著領域、目的與觀點的不同而呈現多樣性與爭議性。
例如：在自然科學領域，尤其是在殖民擴張時期，蓬勃發展的植物學與動物學中，「重複品」具有相對明確的操作性定義。通常指「被理解為代表單一物種或物件類型的多個標本和物件」，或者更具體地指「在同一地點採集到的同一種植物的多份標本」。例如，柏林植物學機構明確要求採集者為每種植物提供至少六份標本。其目的在於機構間的交換，以建立全面的館藏，同時也用於科學驗證，並作為防止原始標本遺失的備份。
而放到這次的事件中，這些物件並未被視為「舍利」本體，而是陪葬性的裝飾品，甚至因為外型、顏色重複，而被視為可分割、可流通的私人財產。然而，這一分類方式源自殖民政權對文物的物質化理解，將供養寶石與骨舍利切割分開，忽視佛教傳統中將舍利與其供養品視為一體神聖實體的觀點。（註2）
這個事件實質上反映的是殖民體制下對異地宗教遺產的宰制，將舍利視為物質文化財而非宗教遺體，是殖民秩序與現代博物館制度共同建構的結果，也埋下今日爭議的根本矛盾，也正是殖民歷史所遺留的未竟問題。
註1 Sukumaran, Nikhil. “Auctioning the Buddha’s Relics Is Perpetuating Colonial Violence.” Religion News Service, April 22, 2025.
註2 Buschmann, Rainer. (2022). Contested duplicates: disputed negotiations surrounding ethnographic doppelgängers in German New Guinea, 1898–1914. 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55. 1-22.
藝術書寫者與研究者，現為典藏雜誌社 企劃編輯。書寫範疇涵蓋展覽評論、策展研究、藝術機構與視覺文化的生產條件，持續關注台灣當代藝術史的建構過程與其中的權力結構。研究背景橫跨視覺文化、女性主義藝術史與策展理論。曾任國家教育研究院研究助理。文章散見於典藏 ARTouch、典藏・今藝術＆投資、歷史文物、臺北表演藝術中心（TPAC），並持續以個人身份於各平台進行藝術觀察與評論書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