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閱讀
喜馬拉雅藝術之門:美國魯賓博物館巡迴展

喜馬拉雅藝術之門:美國魯賓博物館巡迴展

Rubin Museum of Art’s Traveling Exhibition, “Gateway to Himalayan Art”

巡迴展覽在概念上借鑑了魯賓博物館成功的入門展覽「喜馬拉雅藝術之門」,這個展覽最初與館內教育部門合作開發,後來在與跨學科教授組成的顧問小組幫助之下,進一步概念化。展覽按主題分區,涵蓋三大領域:「符號與意義」、「材料與技術」與「生活實踐」,藉由融入在展覽文本和設計中的「喜馬拉雅藝術計畫」線上資源,初步探索與認識喜馬拉雅藝術。

目前在佛羅里達大學哈恩藝術博物館(Harn Museum of Art)舉辦的展覽「喜馬拉雅藝術之門」,屬於魯賓博物館(The Rubin Museum of Art)的「喜馬拉雅藝術計畫(Project Himalayan Art)」,該計畫旨在創建喜馬拉雅、西藏和內亞(Inner Asian)藝術文化的跨學科學習資源。展覽之外,「喜馬拉雅藝術計畫」還包含由72位國際學者撰寫的跨學科出版品《108件喜馬拉雅藝術品(Himalayan Art in 108 Objects)》,以及近期開發以介紹和支持將此納入大學亞洲相關教程的數位平臺。該計畫聚焦在以西藏為中心的跨文化交流,並將佛教視為連結不同文化區域的紐帶。

該出版品(非圖錄)、展覽與數位平臺呈現出創作者、委託人和地區藝術的貢獻者的能動性(agency),同時強調至今依然非常活躍的藝術和儀式傳統。魯賓博物館的團隊和貢獻者期望「喜馬拉雅藝術計畫」能在推動這一新興且仍在發展的研究領域─喜馬拉雅藝術─中發揮重大影響力。

儘管喜馬拉雅、西藏和內亞的藝術文化在形塑亞洲文化藝術成就與跨文化交流方面,具有歷史意義與影響力,然而,這些地區的藝術文化往往被限制在有限的範圍內,未與亞洲其他地區建立連結,而以孤立的方式被呈現。這種情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缺乏入門的教學資源,導致喜馬拉雅藝術在傳統亞洲視覺藝術與文化的入門課程中被長期忽略。「喜馬拉雅藝術計畫」的宗旨,正是為了要解決這一教育資源的缺口。

為實現該目標,「喜馬拉雅藝術之門(Gateway to Himalayan Art)」展覽計劃在美國的八所大學博物館巡迴展出。自2024年2月13日至5月16日,該展覽在哈恩藝術博物館已經有超過3萬3591名觀眾參觀,並將持續展出至2024年7月28日。

巡迴展覽在概念上借鑑了魯賓博物館成功的入門展覽「喜馬拉雅藝術之門」,這個展覽最初與館內教育部門合作開發,後來在與跨學科教授組成的顧問小組幫助之下,進一步概念化。展覽按主題分區,涵蓋三大領域:「符號與意義」、「材料與技術」與「生活實踐」,藉由融入在展覽文本和設計中的「喜馬拉雅藝術計畫」線上資源,初步探索與認識喜馬拉雅藝術。

三個展區彼此間具有連貫性,其主題形式和展覽在結構上的靈活性與可延展性,使得各館的主辦機構能夠根據需求,突顯特定主題,為該地區大眾、學生和教育工作者建立便於理解的內容。數位資源則有助於擴展所需的背景和主題。參與者在線上與線下的觀展經驗,能獲得包括:喜馬拉雅和內亞的族群、佛教上師與藝術家的聲音,以及關於物質文化、藝術製作過程和生活實踐的語音與影片。

第一展區「符號與意義」,觀眾會接觸到奠定探索和研究基礎的關鍵概念與形式,而重要主題和物件的QR code則會連結到出版品與數位平臺上的線上論文資源。六大類人物或圖像類型─佛陀、菩薩、女性神祇、密宗神祇、忿怒尊、人類,藉由雕塑和繪畫呈現其象徵意義,並輔以帶有傳統圖像畫作的圖形面板進行解釋。展覽還特別呈現佛教和印度教神祇之間的關係,以及藝術和圖像特徵共通的印度神和女神的形象。尤其是印度和尼泊爾的藝術家們往往以相似的視覺語言來為印度教和佛教的贊助者創作畫作或雕塑。觀眾還能取閱一本收錄了本區所有圖像和簡短文字說明的《觀賞指南》。

例如〈日光菩薩(Suryabaskara)立像〉(圖1)表現的即是典型的菩薩圖像。菩薩是指那些發心成佛的眾生,他們選擇推遲自己的覺悟,以救濟眾生,直到所有生命從無盡的輪迴苦海──生、死、投胎中解脫。清朝皇帝崇奉藏傳佛教並資助寺院的建設與裝飾,當時還邀請了喇嘛,並贊助了佛教經典的印刷,這幅畫作便是此期間在內蒙古或中國所作。就其風格特徵而言,這幅畫可以與韓文化基金會(Hahn Cultural Foundation)收藏的蒙古沉香木佛像畫比較(註1),尤其在圓光的描繪、較暗的風格化景觀背景以及描繪菩薩環繞中央人物的視覺傳統。

圖1 18世紀中國或內蒙古〈日光菩薩立像〉,棉布上礦物性顏料彩,92.4×44.1公分,Shelley與Donald Rubin捐贈,魯賓博物館藏。

另一件典型的圖像範例是在藏東康區所製的唐卡(圖2),上面描繪勝樂金剛(Chakrasamvara)及明妃金剛亥母(Vajravarahi)在藏傳佛教中象徵男女結合。女性神祇代表認識究極實相的智慧,而男性神祇代表方便或慈悲法門。兩者都被修行者視為以非傳統方式達到覺醒的關鍵。這幅唐卡的細節也反映出這種強大的另類途徑。其結構化的構圖顯示了位於中央人物之上的修行教導者,以及位於其下方的傳統護法。

圖2 19世紀西藏東部康區〈勝樂金剛與明妃金剛亥母〉,布上彩,83.8×58.4公分,Shelley與Donald Rubin基金會捐贈,魯賓博物館藏。

尼泊爾的金剛亥母畫和西藏的綠度母雕塑像一類女性神祇的圖像,彰顯出這些神祇所體現的智慧、力量和保護的圖像和藝術形式。〈金剛亥母〉(圖3)的辨識特徵是臉上的小豬頭(亥母varahi,圖4),她的姿態活潑,姿態類似於跳舞,站立在象徵女性本質(female principle)的紅色三角形之上,手持鉞刀和骷髏杯,並將天杖(khatvanga)揣在左肘,被智慧之火圍繞。畫作中,位於上方的密宗神祇金剛薩埵(Vajrasattva)與位於四角的四位女侍共同構成了這個神聖的聚會,形成了人物式壇城。色彩調性屬於當時內瓦爾(Newar)繪畫的典型,其中盛行的風吹火焰造型據說在15世紀時被納入內瓦爾的繪畫傳統。蓮花座下方是畫作的男女供養人,他們虔誠跪坐在壇城兩側,壇城以重疊的紅色三角形呈現,即「法相之源」(梵文dharmodaya,藏文chojung)。

圖3 1822年尼泊爾〈金剛亥母〉,棉布上彩,40.3×28.9公分,Shelley與Donald Rubin捐贈,
魯賓博物館藏。
圖4 1822年尼泊爾〈金剛亥母〉局部。

在西藏、喜馬拉雅和蒙古佛教文化中,度母(Tara)可能是最受歡迎的女性神祇。信徒深信她能夠拯救與保護他們免於各種災難與危害。西藏和喜馬拉雅地區對她的崇拜可能源於著名的印度大師阿底峽(Atisha Dipamkara Shrijnana,約982-1054),對他來說,度母是他冥想修習的核心。本次展出的〈綠度母〉這尊優雅的度母雕像(圖5),一腿輕柔地踏下,彷彿正從蓮花座上降臨,準備伸出援手給那些呼喚她的信眾。

圖5 約18世紀西藏〈綠度母〉,帶彩鎏金銅,高12.1公分,長7.9公分,寬7.9公分,魯賓博物館藏。

在藏傳佛教傳統中,宗教導師和密宗大師與佛陀同等重要。他們被視為佛教教義和口述道理的來源,據說是密宗實踐中取得進展的關鍵。這些導師的形象結合了佛陀的圖像元素,包括手印(mudra)和儀式用具。有時他們以具個人特徵的理想肖像呈現,還會描繪出傳承或化身世系(incarnation linages)。就像第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Ngawang Lobzang Gyatso,1617-1682)的畫作(圖6),以紅色為底,上施金色顏料,並以紅色精細勾勒出輪廓。達賴喇嘛被描繪為位處中央的主導人物,周圍環繞他的前世化身,並透過這些前世將他的宗教和世俗權威追溯到印度佛教和古代西藏的根源。

圖6 18世紀西藏中部〈第五世達賴喇嘛阿旺洛桑嘉措及前世轉世圖〉,布上彩,69.5×44.1公分,Shelley與Donald Rubin基金會捐贈,魯賓博物館藏。

雖然佛教的圖像傳統相對一致,但喜馬拉雅藝術卻展現出豐富多變的視覺風格、地域特色和文化美學。展區「材料與技術」展示了形成這種多樣性的藝術製作方法,包括木刻、石雕,黏土創作和紙上繪畫的歷史示例。如本次展出的《大千摧碎佛母經》即是以棕櫚葉製成、呈長方形橫向格式的印度手抄本(圖7),稱為photi,印度語意為「書」,為藏文長書pecha紙質手抄本的參考模型。早期的藏文紙質手抄本甚至保留了綁定棕櫚葉頁面的繩索孔位的空間,不過在藏文手稿中這些孔位是被兩個紅色圓圈所取代,就如同這個例子所示。小型彩繪圖像經常裝飾著頁邊。由於媒材的轉變和紙張大小的限制,藏文書籍通常比印度棕櫚葉手稿寬,但長度較短。

圖7 約13至14世紀西藏《大千摧碎佛母經》(Mahasahasrapramardani)經卷卷首插圖,紙本設色,18.4×68.6公分,魯賓博物館藏。

展場內同時展示了以失蠟法鑄造金屬佛像的過程和傳統唐卡的繪畫步驟,包括工具、礦物和顏料,並融入了製作展示品的藝術家在創作時的聲音和影片,顯示這些藝術傳統時至今日仍在蓬勃發展。所有展示金屬鑄造過程階段的個別物品都是委託尼泊爾帕坦的工匠們製作的,他們還提供工具展示(圖8)。此外,製作最後一件雕塑的過程也被拍攝下來並巧妙地編輯成短片,以說明鑄造過程。通常,藝術博物館展廳不會納入材料探索和展示藝術製作技術,然而,這樣的裝置總能吸引觀眾和學生的關注和興趣,不僅限於那些藝術創作或學習藝術史的群眾,也包括主修化學或地質學等科學的觀眾。

圖8 展場內展示用失蠟法技術進行金屬佛像鑄造的過程,21世紀〈度母〉,蠟、黏土、金屬合金,尼泊爾鑄造基金會製作,魯賓博物館藏。圖/Karl Debreczeny。

展區「生活實踐」呈現文化脈絡中的藝術,藉由展品範例來解釋這些物件被委託製作的動機以及當時的文化實踐。這些作品不僅反映了嚴謹的宗教目標,也體現了諸如財富、長壽和福祉等世俗關切。

西藏和喜馬拉雅佛教徒委託藝術製作的主要原因,是為了增添功德或積累善業。雖然眼下可能是為求取榮華富貴、長壽無病,或幫助親友康復,但長遠來說委託製作特定神祇的形象可以積累善業並增添功德。在家修行的居士和出家僧侶常藉由日常實踐創造功德,其中有些方式也許看似簡單,如繞著佛塔、寺廟或聖地行走的同時轉動手持的轉經筒(lag khor,圖9),據信可以為轉動經筒的人、周圍的人和環境帶來利益,產生巨大功德。只要秉持正念、轉動轉經輪,並誦經即可產生功德,最常誦念的經文是六字真言(Om Mani Padme Hum),為慈悲的化身─觀世音菩薩(藏語Chenrezik)的咒語。人們相信,轉動經筒可以激活緊緊纏繞在轉經輪筒內的紙上咒語,從而發揮效果。本次展出的〈手持轉經筒〉,即在外部飾有咒語以及各式吉祥寓意象徵(更詳細的轉經輪介紹與使用展示詳見影片)。

圖9 20世紀初西藏中部〈手持轉經輪〉,銀、木,長49.8公分,寬12.7公分,厚11.4公分,Shelley與Donald Rubin捐贈,魯賓博物館藏。
轉經輪介紹與使用展示影片

對於密宗修行者來說,壇城(mandalas,或稱曼荼羅或曼陀羅)圖像可作為視覺輔助,在灌頂儀式(empowerment ceremonies)啟動特殊的修法,也是他們日常觀想修行的指導圖譜(圖10)。壇城通常由內為方形,外為圓形的結構所組成,代表特定神祇居住的神聖領域。在此例中,中央神祇是勝樂金剛和金剛亥母的合一形象,周圍環繞著隨眾,位居壇城宮殿的至高點,而該宮殿是個由四名守門人守護四邊主要入口的3D結構。畫中系譜包括上方的印度與西藏上師以及圍繞壇城外部的神祇,代表了密宗神祇和藏傳佛教薩迦派傳統的守護者,而畫面左下角的僧侶供養人形象也值得注意。

圖10 14至15世紀西藏〈勝樂金剛壇城〉,布上彩,67.3×55.9公分,Shelley與Donald Rubin捐贈,魯賓博物館藏。

重述著名大師的生平在藏傳佛教傳統中是一項重要的文化實踐,以作為僧侶、尼姑和在家居士的靈感啟示。許多由著名佛教大師的弟子親撰的傳記,如:宗喀巴(1357-1419)的生平故事,描述了他的宗教和學術事蹟。他是藏傳佛教四大派別中最年輕的格魯派傳統的創始宗師。一系列描繪他生平的畫作被翻刻為木刻作品,這有助於傳播他的傳記,並在藏族地區中流傳以建立格魯派宗教傳統。展出的〈宗喀巴的生平事蹟〉即是敘述他生平事蹟的系列畫之一(圖11)。被描繪為巨型人物的宗喀巴位居畫面左側,偏離中心。許多刻有文字說明的場景散佈在被雲、樹、山、谷分隔的背景之中。這幅畫將宗喀巴傳記視覺化呈現,透過畫中的建築往往可以識別出事件與地點,當中有不少與他生平緊密相關的重要據點。

圖11 18世紀西藏〈宗喀巴的生平事蹟〉,布上彩,68×46.4公分,從紐約Navin Kumar購得,魯賓博物館藏。
魯賓博物館

左邊呈現的場景跟宗喀巴在閉關期間的夢有關,他夢到了偉大的印度學者,其中一位是佛護(Buddhapalita,470-540),這位偉大的印度學者以印度書籍輕觸宗喀巴的頭,象徵著對他哲思的肯定與祝福。宗喀巴在西藏地區廣泛旅行,學習、教學,並寫下了名著《菩提道次第廣論》(藏語Lamrim)。其他重要事蹟還包括在拉薩大昭寺創立了傳昭大法會,當時他向釋迦牟尼供獻了一頂金冠。

除了按主題展示藝術品,展覽還設置體驗區,示範這些物件在傳統文化脈絡中的家庭佛壇如何展示、觀看和互動。唱誦聲、未點燃的薰香,以及佛龕中閃爍著酥油燈光的佛像與西藏書籍,提供觀眾多感官體驗,讓他們窺見藏傳佛教神聖空間在世俗環境中的樣貌。

本展覽由紐約魯賓博物館所策劃與借展。「喜馬拉雅藝術計畫」得以實現,有賴於多家國家級、公共和私人基金會以及個人捐助者的支持。「喜馬拉雅藝術計畫」的支持者和哈恩博物館展覽的當地贊助商的完整名單可以在哈恩博物館巡迴展覽的網站上找到。

魯賓博物館「喜馬拉雅藝術計畫」教程

魯賓博物館「喜馬拉雅藝術計畫」巡迴展展覽資訊語教學資源


喜馬拉雅藝術之門

展期|2024/2/13-7/28
地點|美國哈恩藝術博物館


註釋:

註1 田中公明〈Art of Thangka from Hahn Kwang-ho Collection(韓光鎬的唐卡藝術收藏)〉第2卷第18號,1999。


【雜誌購買連結】
典藏官網
蝦皮

【更多古美術最新消息】
FaceBook
Instagram

Elena Pakhoutova( 1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