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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共生的創作實踐-1——生態女性主義:女巫的經血與森林

永續共生的創作實踐-1——生態女性主義:女巫的經血與森林

本文試以展覽「愛的神殿」(Temple of Love)中有機混合物材質的作品,和各式不服從的神話敘事的複雜並置,延展探討「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當中女巫和政治行動間的微妙關係。
本文試以展覽「愛的神殿」(Temple of Love)中有機混合物材質的作品,和各式不服從的神話敘事的複雜並置,延展探討「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當中女巫和政治行動間的微妙關係。在尋求一種政治行動與另一類的創作實踐之際,我們試圖在神話儀式和社會運動、在精神和生態之間,反思人類中心的自然觀,與其他二元對立的支配關係。藉由「生態女性主義」思考展覽所創造的共同棲息地,與另一種有機的、相生的創造動力的可能性。
Gaëlle Choisne《Smoking break》陶瓷、西班牙朗姆酒、俄羅斯香煙,35×24×11cm,2018。(Produced by Bétonsalon藝術研究中心/Image credit: Aurélien Mole)
「有機」混合物的神殿
走進海地裔法國女藝術家伽耶爾.斯萬納(Gaëlle Choisne)的個展「愛的神殿」,四散的作品融入展場水泥建築的質地中,建築材料、金屬、玻璃、陶瓷甚至有機樹脂和紡織品混合而成的作品以相互依存的方式創造脆弱的平衡。藝術家運用神殿廟宇的概念,以實現某種超自然的社會功能打造展覽空間,是聚會、避難及用於慶典活動的場所。這裡探討愛情是一種抵抗的形式,一種創造聯結和政治行動的動力。
愛的政治性通過「有機」雕塑,並置具有不服從反抗顛覆色彩的不同女神和及神話,且使用建築語彙來塑造一個共同的棲息地。斯萬納透將這些故事和題材來談論愛情:性感的牡蠣、致命的女性、肉食的植物、壓迫的體制和相對應的抵抗策略。故事發展出複雜交織的敘事,卻無法創造一個連貫統一的敘事,經由緊張矛盾的觀點,揭露紛擾的衝突與不連貫的矛盾,接近並理解周圍世界的複雜性。
女巫儀式的政治性
斯萬納的有機雕塑神殿,使我腦中浮現「生態女性主義」的美國祖母「星鷹」(Starhawk)帶領下的螺旋舞蹈團體儀式。在以木枝、花和貝殼豎立的祭壇中,她發明了一種載歌載舞的、全新的行動主義。星鷹是反核活動家、女權主義活動家、儀式的領導者,也是非暴力的支持者。她敲打著薩滿之鼓,手牽手圍成一個圓圈,不斷旋轉的螺旋舞蹈中身心靈的團體連結,群體儀式中差異性逐漸消弭,追尋內在精神性和恢復與自然環境的和諧關係(註1)。
「星鷹」從字面上看就深具精神意義,現在看來是有點過於浪漫和「新世紀」(New Age),但在1980年代早期,她在生態女權運動中起了帶頭作用,而這些儀式大多聚集在自稱的女巫族群間。作為政治行動,星鷹在圓圈中心召喚魔法和集體能量,以阻止核電場的建造。但為什麼是女巫? 
中世紀歐洲「獵殺」並在宗教法庭中受到虛偽審判的女巫,是那些令人不安擾亂社會秩序的女性。因為單身不嫁、喪偶、同性戀、助產士,或是了解植物和自然的巫術治療師等,她們是造成社會局勢緊張的替罪羔羊,是指定的受害者。女巫正體現了反叛的女性形象,特別是對自己身體的自由和控制,這違背醫學代表的秩序,並受到教會的壓迫,反觀歷史,這種獵巫的暴力在20世紀依然非常強烈。
星鷹所重新詮釋這些成千上萬女人被控施巫術的故事,是兩個半世紀的歷史記憶。他們反對父權、殖民主義與資本主義,星鷹預言般地描述了一個被摧毀的世界,並以儀式與非暴力的方式講述世界的原始能力。她以女巫的形象為標誌,涉入被資本主義焚燒殆盡的衝突局勢中,而暴力是支配妻子的丈夫、剝削工人的老闆、奴役黑人的白人,還有砍伐森林、無盡取用動植物的人類中心主義。她從女巫和女神的傳統中尋求一種精神性本質,在面對社會運動時,不是客觀地以「保護」自然態度,而是主觀地「產生」新關係。
不服從的女神們 
而在「愛的神殿」中,藝術家斯萬納主要混合了兩個神話人物,帶來不服從的敘事:顛覆階級制度、違法越軌的愛情,並紛亂的社會秩序。除了錯綜複雜的歷史與政治情境,更是暴力和痛苦長久以來操縱著愛的概念。一個是巴比倫女神「伊什塔」(Ishtar),她同時是掌管愛情、性和戰爭的天神,一個代表父權秩序頂點例外的神,也同時是保護雙性戀和妓女的女神,她體現了一種反轉與所處社會秩序中的矛盾。而第二人物則是展覽中無處不在的香煙祭品所提示的海地巫毒教(Vodou)之神芙蕾妲(Erzulie)。 
作為反抗和顛覆性的神話人物,兩位女神都是性工作者和女同性戀者的保護者。愛情作為社會變革的動力,在實踐中是因為意志力而對大環境採取行動。藝術家在此將反抗衝突的神話故事與統治支配權利關係相結合。愛情通常被限制在私領域,而作為一種在公領域展開的人際關係,它就構成了一個「場所」,而且與經濟或政治世界難分難解。它更揭露了社會的階級制度、權力關係、壓迫和抵抗。如同星鷹和她的魔法儀式,斯萬納在此更是企圖透過藝術創作尋回自然和女性的力量,這種力量是身體的,是無意識的力量。
「收回」內在力量
這種女性力量來自內部,而「收回」是生態女性主義中來自生態學的一個重要概念。為初意味著收回土地、清理土地、恢復土地(註2),即回收、接管、恢復、重塑、重新開墾。再生或恢復自然和女性氣質,重新佔用而不回頭,修復退化的東西,重新發明它們。奪回我們與自然世界、與我們的動物本性、身體的情感連結。如星鷹的集體儀式般,通過重新與人和自然相連接來恢復能量,舞蹈或歌唱等儀式有助於在情感上進行聯繫,因此比純粹的智力聯繫更加深刻。 
因此星鷹並不想顛覆、奪取權力,也不想取代當權者,而是透過佔領來改造體制。或如紈妲娜.希瓦(Vandana Shiva)所說:「跳脫,總是以階級的方式詮釋差異的,父權資本主義的世界觀,拒絕這種支配主導的定義。並以一種解放的意義重新詮釋,不僅要重建從屬身分,還要重建主人的身分(註3)。」「收回」更企圖推動所謂的女性活動,如「照料」孩子、做家事或以往被貼上女性化標籤的活動。斷開這些標籤,並將這些「私」領域活動與環境政策相連結。一如推動永續農業實踐,希瓦和星鷹推動的是一種在地球生態、社群團體和個人精神的三重範籌內(註4)、一種全球性的護理和修復。而藝術家斯萬納在「愛的神殿」中,建立神殿,重新利用寺廟的具象與抽象的場所屬性作為會議、表演、演講、 創造和分享的避難所。這正如同女巫們在圓圈中的儀式,似乎沒有精神基礎就不會有社會運動政治變革。因此,儀式的重要性正在於創造願景,面對衝突、矛盾、恐懼、不和諧, 喚醒內在力量並把它轉變成動力。
 
二元論與生態女性主義
現在,我們來談談「生態女性主義」。這個詞最初是在 1974年由法國女性主義學者法蘭索.多朋(Françoise d'Eaubonne)所提出,美國學者娜思特拉.金(Ynestra King)則在1976 年開始使用這個詞。也就是說,它並不是一個新詞彙或一個新流派,而是已經存在了40多年的理論。1970年代,美國環境意識主要出現在反核問題上,10年後開始匯集反核活動家、環保主義者、女權主義者和和平主義者。在美國、英國和德國皆發生過壯觀的動員,如1980年五角大樓被成千上萬名婦女包圍,或1981年加州的核電站被封鎖。「生態女性主義」基本上認為,對女性、對自然的支配,與資本主義、父權中心之間存在著不可分的關係。它相信導致壓迫女性的邏輯,也是直接導致濫用地球環境的剝削心態。 
「生態女性主義」辯證地否定二元論本身、男人和女人、自然和文化、人類和動物、知識和無知等。它不但抹殺了其差異之間的連續性,而且建立了支配邏輯的權力關係,也必須考慮性別歧視、對自然的控制、種族歧視、物種至上主義與其他各種社會不平等之間的交互關聯性。以男性為中心,科學的分析理性世界觀造成父權資本主義同時,壓迫自然、女性的壓迫,將這兩者同視為他者。因此,解放兩者的運動必須同時進行,並尊重「前現代」(Premodernism)世界觀中把自然視為完整的有機體,承認其內在價值並相信人與其他物種的平等性,並企圖拆解所有的宰制關係,如人類中心思想等,以追求人與自然的永續共存。
另一種社會運動的可能
相較於遠古母系社會的生活型態,中世紀歐洲獵殺女巫的歷史,不僅是對女性的壓迫,更是斬斷過去對自然的崇拜、或與自然合而為一的信仰,繼而形塑父權中心的價值體系。在當下反思科學理性與人類中心的自然觀或其他支配關係,也正是反思置於不同命題上的二元對立的現代性論述。「生態女性主義」中也有不少跨越白人和西方中心的例子,例如「南方」國家著名的生態女性主義者和運動,代表論者如印度裔行動主義活動家和學者希瓦,或者如印度的「抱樹運動」(Chipko  Andolan),此運動從1970年代的婦女非暴力保護森林直接行動,發展到1980年代具有村名自治基層網絡的長期社會運動。
「生態女性主義」實則自最初即不斷受到不同流派女性主義,以及如「深層生態學」等生態主義這兩個學術傳統的批評,它一直是另一種女性主義,同時是另一種生態主義。現代科學的發展過程以及同時發生的政經和社會變革所形成的二元論中,將人性與自然分開,而當下的命題,正是重新建構現代性發展時劃分開的連結。這當然並不意味著要放棄一切形式的理性或科學觀,而更是尋求重新定義與較少的二分對立,例如分離社會「生態」和環境「生態」問題顯然是行不通的,女性與自然的抗爭運動必須同時進行。視自然為一個整體,將人類視為當中的一份子,與自然建立一種新的關係和一種超越「人類中心」的道德。強調另一種方式的政治行動,如自組機構、永續農業等。又或如非暴力運動渴望的是佔領,拒絕進入權力的競爭,而不是顛覆奪取權力。這表明實際打開可能性的方式在另一種形式的生活中是可能的。
創造「非人類中心」的世界
朝向非人類中心的「生態女性主義」極為多樣且尚在發展。「第三波女性主義」(Third-wave feminism)更是不斷進行中的社會運動。而一如宮崎駿環保科幻動畫電影中的眾多女英雄,一方面在社會集體淺意識、在大眾文化當中,我們對「生態女性主義」的大致輪廓並不完全陌生;但另一方面, 這些大眾文化符號同時也是主流文化中一貫的父權中心主義、人類中心的思維模式在面對環保危機時,所賦予女性「他者」的 重要角色。
而最常被提及的「生態女性主義」科幻文學女作家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roeber Le Guin),她所描繪的末日科幻世界中的女性和環境,自1970年代起即對「生態女性主義」思維的發展有重大影響。勒瑰恩的創作不斷思考人類/非人類和自我/他人的關係,除代表作《地海傳說》(Earthsea Cycle)曾被宮崎駿工作室改編成動畫電影,她更曾經翻譯《道德經》,並將大量東方哲學思想融匯到自己的科幻作品中。其中萬物相生的東方宇宙觀,更強烈地呼應生態女性主義的有機整體觀概念。對筆者而言,也正是這個有機、萬物相生的世界觀與「愛的神殿」展覽中複雜交織的衝突的正面能量發出共鳴,開展出一種新的政治行動的創造動力。

註釋
註1:星鷹的《螺旋之舞》(The Spiral Dance, 1979), 自出版以來,它已成為現代巫術、精神女性主義以及生態女性主義的經典著作。
註2:來源於Émilie Hache2016年所著《Reclaim》。
註3:來源於薇爾.普魯姆德(Val Plumwood)1993年所著《女性主義與對自然的主宰》(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註4:這也與費利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所說的《三生態學》(The Three Ecologies)不謀而合。
註5:「抱樹運動」是印度的森林保護運動,1973年在喜馬拉雅山區發起。由於原始森林被大量砍伐,使得當地婦女依賴森林的生計被剝奪。受到甘地非暴力運動啟發,村民抱住大樹以阻攔砍伐,並阻止自然環境被過度開發。它的成功使世界立即注意到這種非暴力運動,減緩砍伐, 提高生態意識和展示運動可行性。它越來越被視為生態女性主義運動,婦女是運動主要骨幹,因為她們是受砍伐影響最嚴重的人。運動成功獲得政府索賠,政府並承諾未來將禁止伐木。到1980年代已經發展成了上百個村民自治的基層社會網絡。

TEMPLE OF LOVE

展期:2018.09.05-12.15

 

詹育杰( 21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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