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筆書寫本文的此時此刻，荷蘭藝文場館已歷經兩波累積長達八個多月的關閉，（註1）許多籌備多年的展覽、藝術節、影展相繼延期、取消，或者改以線上形式舉辦。隨著年初歐洲疫苗覆蓋率的提升，各國陸續重開邊境，荷蘭終於也在今年6月迎來久違的「解除封印」，重啟藝文場館的大門，然而參訪機構的經驗與疫情前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對觀者而言，最明顯的改變莫過於博物館全數改採預約參觀，每個時段開放有限人次入館，部分空間更要求民眾依循館方設計動線移動。這些規定，讓過往臨時起意的造訪與在館內自由隨性的閒晃變得不再可能。
而從藝文場館的角度觀察，長時間閉館，導致博物館流失大量人潮和收入，荷蘭博物館協會（Museumvereniging）調查便指出，今年6月開館後，單月持荷蘭博物館卡（Museumkart）的累積造訪次數高達411,000人，但此數據相比於2019年的仍減少三分之一；此外，有近四分之一的博物館表示未來必須停止續聘或甚至解聘部分員工，並呼籲政府2022年持續提出紓困方案，以因應疫情帶來的長期影響。（註2）
面對至今餘波盪漾的疫情，荷蘭藝文機構仍戰戰兢兢，但不可諱言，疫情也帶來正向的改變。回溯一年多來荷蘭藝文機構的發展，可以觀察到許多新型文化生產與互動模式的蓬勃興起，各大小場館透過線上直播、展演與數位平台的建置，讓藝術走進家戶、醫院和偏遠社區，創造新的親密關係和溝通方式，連結過往於傳統白盒子或黑盒子內規劃活動不能觸及的新社群。新冠病毒究竟是絆腳石，還是新契機？
「（後）疫情時代的荷蘭藝文機構生態系」系列文章，第一部分主要聚焦荷蘭中大型的公立博物館，透過荷蘭博物館協會、荷蘭文化行銷協會（Cultuurmarketing），荷蘭數位遺產中心（Knowledge institute culture &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EN)），歐洲博物館協會（Network of European Museum Organization’s (NEMO)）（註3）及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等組織針對博物館界的調查報告，概述一年多來疫情對荷蘭博物館生態的影響，並提供數個案例分析，陳述荷蘭具指標性的幾間博物館如何應對嚴峻的疫情及其長期效應，重思（後）疫情時代博物館的社會與公共責任。
從博物館內的實體空間規劃，到博物館外數位與「另類」實體經驗的擴延
疫情對荷蘭公立博物館最直接的挑戰，便是如何在閉館期間維持公共性。去年3月迎來的第一波封城，除了政府單位緊急制訂的紓困政策，荷蘭公立博物館也開始積極思考如何透過數位技術，將實體空間展出的內容作合適的數位轉譯。事實上，許多荷蘭博物館在疫情前就已發展與觀眾互動的數位介面，例如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的「Rijksstudio」邀請使用者建立個人帳號，利用機構的數位典藏進行個人化策展。然而突如其來的疫情警戒，更加速博物館多方活用館內的數位基礎建設，以維繫觀眾、典藏和機構之間的互動關係。例如收藏林布蘭畫作《夜巡》（Nightwatch）的荷蘭國家博物館和收藏維梅爾《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的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Mauritshuis）推出的app，除了提供高畫質的畫作影像，更將修復團隊利用紫外光等新技術分析畫作的結果，以數位互動圖示加以說明，使得過往只能遠距離觀看或僅能看見表層的繪畫作品，透過這些數位技術與媒介轉譯，產生不同以往的觀看經驗。多間博物館亦透過Google Arts技術建立虛擬導覽服務，荷蘭知名的博物館安妮之家（The Anne Frank House）甚至開發VR app，模擬親身造訪建築空間的體驗。
上述轉變確實幫助機構於疫情間觸及更廣泛的在地與國際社群；數位技術的活用，讓作品與觀眾的連結不再受限於實體距離，「造訪」博物館變得更方便，觀眾屬性更多元，除了行動不便者，年輕世代使用博物館資源的比例也顯著提升。（註4）此前，荷蘭有四分之一千禧年出生的民眾從未造訪過博物館，而這當中又有近三成千禧族平均一年只造訪一次博物館。調查背後原因，其一是博物館展覽規劃過於複雜，且多只聚焦菁英社群的喜好，其二是花錢買票參觀博物館，對年輕人而言並非有趣的消費娛樂。就此而言，荷蘭機構藉由數位技術和社群媒體的操作確實帶來正向效果。然而同時間，數位實踐也造就了兩極的反應：荷蘭文化行銷協會即指出，荷蘭博物館主要客群（55歲以上）多半沒有使用智慧型手機與電腦的習慣，換言之，疫情間的數位推廣並沒有嘉惠這些老常客，過多的資訊科技，反而讓老人家感受到排擠與隔閡。這樣的排擠效應，又因疫情無法參觀場館，以及開館後各種衛生安全疑慮而變本加厲。
另一方面，博物館的數位行銷雖相當成功，但隨著閉館時間延長，大眾對親眼看到物件、親身參觀展覽的渴求也越來越高。對此，部分場館積極嘗試規劃走出館外的實體展覽，例如荷蘭國家博物館便帶著複製畫作到醫院及療養院進行展示，讓行動不便者與年長人士也有機會親近藝術，阿姆斯特丹博物館（Amsterdam Museum）也在疫情期間策劃線上展覽「疫情下的城市（Corona in the City）」，除了邀集市民透過數位影音媒介，將疫情期間的所思所感上傳到博物館的網站平台，也挑選部分數位影像印製成大型看板，輪流巡迴至阿姆斯特丹城市各個社區。
位於鹿特丹的博伊曼斯．范伯寧恩美術館（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則與鹿特丹阿侯伊體育館（Ahoy）合作推出「得來速美術館（drive-thru museum）」，於體育館內設置五十件美術館藏，提供參訪者租用電動車駛入空間參觀。鹿特丹鄰近的斯希丹之市立博物館（Stedelijk Museum Schiedam）則於聖誕假期間與光影工作室LiGHT UP COLLECTIVE合作「Your photo in the light」，將斯希丹市民投稿的影像放大投射在市政廳牆面，為疫情而更加蠻長黑暗的冬季，帶來些許亮光與希望。這些新型的觀展形式，反應博物館分眾思考的積極性，以及開創既有空間之外的「另類」實體文化體驗。
從注重國際展覽的行銷推廣，到強調在地社群連結的經營規劃
疫情期間另一顯著變化，是博物館國際觀光人次與收入的嚴重流失，這也讓荷蘭博物館界重新檢視其法人制度下的經營方針。相對於台灣公立博物館多隸屬於政府機關，每年業務均需依據政府法規編列預算，荷蘭公立博物館於1980 年代即因應政府組織改造，逐漸朝向非政府機關方向修正。此後，荷蘭博物館的經營規劃多由董事會擬定，營運開支主要由企業與個人贊助以及門票收入組成，荷蘭政府僅維持必要的監督及少額補助，因此各館舍在預算資源及人事管理的調配，均有相當大的自主性；此兼具效能與公共性的法人制度，也成為台灣近年推動博物館行政法人化參考的論據。然而疫情爆發隨之而來的閉館與邊境封鎖，使得荷蘭多間機構表示財務困難，原因是其收入大半仰賴觀光客的參訪與消費，而此現象又以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館尤其明顯。
由於阿姆斯特丹長期位居世界博物館密度最高的城市，許多博物館將資源投入在國際行銷，而鮮少經營在地客群，例如荷蘭過去兩年參訪人次最多的梵谷美術館，即有近八成五的民眾來自其他國家。（註5）除了聚焦海外的宣傳策略，具票房保證的「賣座」展覽（blockbuster exhibitions），也成為博物館吸引觀眾的重點經營項目，疫情前夕才在阿姆斯特丹市立美術館（Stedelijk Museum）開幕的白南準回顧展（The Future is Now – Nam June Paik），便是排定巡迴倫敦、阿姆斯特丹、新加坡與美國的國際大展。疫情之亂讓博物館流失預期門票收入，也失去商品與餐飲等展覽帶來的周邊收益。阿姆斯特丹市立美術館館長賴恩．沃爾夫斯（Rein Wolfs）去年受訪時即表示，根據館舍過往同期收入估算，閉館導致美術館平均每週收入減少近十五萬歐元，這對擁有近兩百名常設員工的市立美術館來說，無疑是巨額損失。（註6）
然而疫情期間流失的觀光客與國際巡迴展覽的卡關，也激發博物館領導者新的文化生產策略：不少博物館開始聚焦機構館藏和周遭社群，策劃精巧的數位內容。例如荷蘭國家博物館的「Rijksmuseum From Home」與阿姆斯特丹市立美術館的「Modern Art in 1 Minute」，由館內研究員透過平易近人的動態影片介紹典藏品；阿姆斯特丹博物館則將展間改造成電台播送「AM Live」，每週邀請策展人、藝術家或意見領袖出席節談話目，推廣館內展覽。這些新型態的策略方向，不僅有效維繫國際觀眾對機構的關注，荷蘭在地民眾的參與意願也變得更高。此外，許多場館也針對疫情議題規劃線上展覽，例如海牙歷史博物館（Haags Historisch Museum）的「新冠病毒典藏（Corona Collection）」即與市政單位與海牙藝文空間合作，展示市區居民於封城期間的生活情狀。斯希丹之市立博物館則於線上平台展出「Behind the silence of corona」，由在地攝影師Margi Geerlinks於疫情期間紀錄不同職業工作者的日常肖像，分享社區如何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這些例子皆展現博物館創造集體經驗與記憶，與不同社群互動凝聚認同的社會功能。
未來即當下：荷蘭博物館的問題與機會
綜合上述，大抵可以歸納荷蘭公立博物館在疫情影響下，其經營重心從實體空間轉向數位與「另類」實體經驗的擴延；從聚焦國際型的展覽，到重視與在地社群連結的活動規劃，而這些經營上的趨勢轉變，都指向從相對被動，到更為主動的觀眾互動形式。根據歐盟最新評估，藝文產業大量流失的的客群恐需數年才有機會復原，（註7）換言之，過度仰賴觀眾進到實體空間，參與博物館產出的內容，並非永續經營的辦法。善加利用既有數位資源，主動接觸傾聽「鄰近」社群（此處「鄰近」同時指涉實體距離及興趣領域接近者）的需要，才是生存之道。梵谷美術館館長艾蜜莉．戈登克爾（Emilie Gordenker）日前受訪時表示未來將規劃更多連結在地社群的活動，減少對觀光客的依賴；近期機構也徵集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少年組成「Beeldbrekers (‘ReFramers’)」參與並針對博物館工作流程提出建言，以拉近年輕世代與美術館之間的距離。（註8）
（後）疫情時代的最大啟發，或許是它迫使博物館領導者回頭自問那些最根本的問題，即：機構的任務宗旨為何？機構是為誰製作展覽（活動）？這些展覽（活動）如何有效與目標觀眾溝通？無論是實體還是數位，能夠生產出與更多類型觀眾建立連結，又能契合機構定位的文化內容，將會決定觀眾對機構的認同感與向心力。除此之外，全球氣候變遷引發的環境危機，讓許多荷蘭博物館警覺到，舉辦巡迴世界的賣座大展不僅製造碳足跡，面對疫情等不可預測的延宕，恐怕只會增加更多風險與成本。如何維持經營彈性（Resilience）、建立社會關聯性（Relevance）又能平衡收入（Revenue），創造對整體（藝文）環境都更永續的文化體驗，將是荷蘭博物館機構們必須面對的挑戰。
總體而言，疫情對荷蘭博物館的長期影響究竟是福是禍，仍有待觀察，然而荷蘭數位遺產中心總監瑪伊克．韋伯克（Maaike Verberk）抱持樂觀態度。她認為如果只是短暫的疫情警戒，那麼機構只會將這些應對措施視為「特殊」時刻，而不會正視機構展覽規劃的偏見，聘雇機制存在的結構性歧視，文化資源分配的不均等根深柢固的問題，以及數位技術能夠扮演的積極角色。（註9）長期閉館的慘痛經驗，讓博物館體悟到無論是線上還是實體活動，都應一視同仁，而不該認為數位只是暫時「替代」實體的緩解之劑。尤其疫情間使用數位媒介吸收文化內容的觀眾，對日後博物館提供的任何藝文體驗，也會有截然不同的評判標準。
此外，對未來的文化消費社群（Z世代）而言，他們的成長環境早已是虛實混雜、活躍於兩者的狀態，因此如何持續創造「混種」（Hybrid）的參觀經驗，勢必是博物館必須嚴正看待的議題。簡言之，「混種」不是萬靈丹，但它將是今後機構工作者在面對公眾時無法不去去思考的面向。
歐盟今年6月針對疫情進行的博物館界調查亦顯示，幾乎所有博物館都認為數位策略與內容開發，會是日後機構研究與投資的重點領域。（註10）雖然荷蘭公立博物館多已意識到數位技術帶來的契機，也因為其基礎建設夠完善，可以很快地做出反應，提供高品質的數位經驗，但這是否代表機構有意「永續」發展相關策略與內容，維持、甚至增進博物館的近用性（accessibility），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正如荷蘭社會運動者昆西．加里奥（Quinsy Gario）在政府解封時於社群媒體的發文「人們開始接種疫苗，並不代表藝文活動就可以不用容易取得、易於參與。」（註11）其言下之意也在提醒，硬體設備永遠只佔數位實踐的一小部分，如何回到使用者觀點，從專注於特定時間–空間的文化展演，到能夠持續提供高品質的（數位）文化體驗，維繫與不同類型觀眾的關係網絡，需要機構與文化政策制定者截然不同的思考邏輯、遠見與決心。套用白南準的名言「未來即當下」（The Future is Now），博物館必須從過往相對被動地回應（reactive）時下（疫情）狀態，到有策略地（strategic）整合當下資源，才能發展出真正公共、開放的文化政策與基礎建設，適應不斷變動的文化生態系。
註釋
註1 荷蘭第一波閉館為2020年3月12日至6月1日，第二波閉館為2020年11月2日至2021年6月5日。
註2 Museumvereniging, “Museums expect long recovery time “, 15 July, accessed 3 August, 2021.
註3 NEMO – Network of European Museum Organisations, “Follow-up survey on the impact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museums in Europe”, January 2021, accessed 3 August, 2021.
註4 Motivaction, 2019, “1 in 4 millennials never visit a museum”, accessed 3 August, 2021.
註5 Martin Bailey, “Van Gogh Museum to reopen on 1 June, but with only a tenth of its usual visitors”, The Art Newspaper, 15th May 2020, accessed 3 August, 2021.
註6 Jan Pieter Ekker, “1,5 meter in het Stedelijk: ‘We zijn groot, we kunnen publiek goed spreiden’“, Het Parool, 18 april 2020, accessed 3 August, 2021.
註7 ICOM –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Museums, museum professionals and Covid-19: third survey”, ICOM, June 2021, accessed 3 August, 2021.
註8 RTL News, “Van Gogh Museum wants to become less dependent on foreign visitors”, 1 July 2021, RTL News, accessed 3 August, 2021.
註9 DEN – Kennisinstituut cultuur & digitalise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the Cultural Sector”, DEN, 29 June 2021, accessed 3 August, 2021.
註10 ICOM –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Museums, museum professionals and Covid-19: third survey”.
註11 原文為「Just because people are being vaccinated doesn’t mean events have to stop being accessible to everybody.」, 4 June 2021, accessed 3 August, 2021.
李欣潔( 5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