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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疫情時代的荷蘭藝文生態系─未來即當下

(後)疫情時代的荷蘭藝文生態系─未來即當下

Netherlands’ Art & Cultural Ecosystem in the (Post) Pandemic Era – The Future is Now
回溯一年多來荷蘭藝文機構的發展,可以觀察到許多新型文化生產與互動模式的蓬勃興起,各大小場館透過線上直播、展演與數位平台的建置,讓藝術走進家戶、醫院和偏遠社區,創造新的親密關係和溝通方式,連結過往於傳統白盒子或黑盒子內規劃活動不能觸及的新社群。新冠病毒究竟是絆腳石,還是新契機?

在提筆書寫本文的此時此刻,荷蘭藝文場館已歷經兩波累積長達八個多月的關閉,(註1)許多籌備多年的展覽、藝術節、影展相繼延期、取消,或者改以線上形式舉辦。隨著年初歐洲疫苗覆蓋率的提升,各國陸續重開邊境,荷蘭終於也在今年6月迎來久違的「解除封印」,重啟藝文場館的大門,然而參訪機構的經驗與疫情前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對觀者而言,最明顯的改變莫過於博物館全數改採預約參觀,每個時段開放有限人次入館,部分空間更要求民眾依循館方設計動線移動。這些規定,讓過往臨時起意的造訪與在館內自由隨性的閒晃變得不再可能。

而從藝文場館的角度觀察,長時間閉館,導致博物館流失大量人潮和收入,荷蘭博物館協會(Museumvereniging)調查便指出,今年6月開館後,單月持荷蘭博物館卡(Museumkart)的累積造訪次數高達411,000人,但此數據相比於2019年的仍減少三分之一;此外,有近四分之一的博物館表示未來必須停止續聘或甚至解聘部分員工,並呼籲政府2022年持續提出紓困方案,以因應疫情帶來的長期影響。(註2)

面對至今餘波盪漾的疫情,荷蘭藝文機構仍戰戰兢兢,但不可諱言,疫情也帶來正向的改變。回溯一年多來荷蘭藝文機構的發展,可以觀察到許多新型文化生產與互動模式的蓬勃興起,各大小場館透過線上直播、展演與數位平台的建置,讓藝術走進家戶、醫院和偏遠社區,創造新的親密關係和溝通方式,連結過往於傳統白盒子或黑盒子內規劃活動不能觸及的新社群。新冠病毒究竟是絆腳石,還是新契機?

「(後)疫情時代的荷蘭藝文機構生態系」系列文章,第一部分主要聚焦荷蘭中大型的公立博物館,透過荷蘭博物館協會荷蘭文化行銷協會(Cultuurmarketing)荷蘭數位遺產中心(Knowledge institute culture & digital transformation (DEN))歐洲博物館協會(Network of European Museum Organization’s (NEMO))(註3)及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等組織針對博物館界的調查報告,概述一年多來疫情對荷蘭博物館生態的影響,並提供數個案例分析,陳述荷蘭具指標性的幾間博物館如何應對嚴峻的疫情及其長期效應,重思(後)疫情時代博物館的社會與公共責任。

從博物館內的實體空間規劃,到博物館外數位與「另類」實體經驗的擴延

疫情對荷蘭公立博物館最直接的挑戰,便是如何在閉館期間維持公共性。去年3月迎來的第一波封城,除了政府單位緊急制訂的紓困政策,荷蘭公立博物館也開始積極思考如何透過數位技術,將實體空間展出的內容作合適的數位轉譯。事實上,許多荷蘭博物館在疫情前就已發展與觀眾互動的數位介面,例如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的「Rijksstudio」邀請使用者建立個人帳號,利用機構的數位典藏進行個人化策展。然而突如其來的疫情警戒,更加速博物館多方活用館內的數位基礎建設,以維繫觀眾、典藏和機構之間的互動關係。例如收藏林布蘭畫作《夜巡》(Nightwatch)的荷蘭國家博物館和收藏維梅爾《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的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Mauritshuis)推出的app,除了提供高畫質的畫作影像,更將修復團隊利用紫外光等新技術分析畫作的結果,以數位互動圖示加以說明,使得過往只能遠距離觀看或僅能看見表層的繪畫作品,透過這些數位技術與媒介轉譯,產生不同以往的觀看經驗。多間博物館亦透過Google Arts技術建立虛擬導覽服務,荷蘭知名的博物館安妮之家(The Anne Frank House)甚至開發VR app,模擬親身造訪建築空間的體驗。

荷蘭國家博物館將林布蘭《夜巡》高畫質圖片可透過手機應用程式觀賞。(公有領域)

上述轉變確實幫助機構於疫情間觸及更廣泛的在地與國際社群;數位技術的活用,讓作品與觀眾的連結不再受限於實體距離,「造訪」博物館變得更方便,觀眾屬性更多元,除了行動不便者,年輕世代使用博物館資源的比例也顯著提升。(註4)此前,荷蘭有四分之一千禧年出生的民眾從未造訪過博物館,而這當中又有近三成千禧族平均一年只造訪一次博物館。調查背後原因,其一是博物館展覽規劃過於複雜,且多只聚焦菁英社群的喜好,其二是花錢買票參觀博物館,對年輕人而言並非有趣的消費娛樂。就此而言,荷蘭機構藉由數位技術和社群媒體的操作確實帶來正向效果。然而同時間,數位實踐也造就了兩極的反應:荷蘭文化行銷協會即指出,荷蘭博物館主要客群(55歲以上)多半沒有使用智慧型手機與電腦的習慣,換言之,疫情間的數位推廣並沒有嘉惠這些老常客,過多的資訊科技,反而讓老人家感受到排擠與隔閡。這樣的排擠效應,又因疫情無法參觀場館,以及開館後各種衛生安全疑慮而變本加厲。

荷蘭國家博物館「Rijksstudio」頁面。(網路截圖)

另一方面,博物館的數位行銷雖相當成功,但隨著閉館時間延長,大眾對親眼看到物件、親身參觀展覽的渴求也越來越高。對此,部分場館積極嘗試規劃走出館外的實體展覽,例如荷蘭國家博物館便帶著複製畫作到醫院及療養院進行展示,讓行動不便者與年長人士也有機會親近藝術,阿姆斯特丹博物館(Amsterdam Museum)也在疫情期間策劃線上展覽「疫情下的城市(Corona in the City)」,除了邀集市民透過數位影音媒介,將疫情期間的所思所感上傳到博物館的網站平台,也挑選部分數位影像印製成大型看板,輪流巡迴至阿姆斯特丹城市各個社區。

阿姆斯特丹博物館「疫情下的城市」頁面。(網路截圖)

位於鹿特丹的博伊曼斯.范伯寧恩美術館(Museum Boijmans Van Beuningen)則與鹿特丹阿侯伊體育館(Ahoy)合作推出「得來速美術館(drive-thru museum)」,於體育館內設置五十件美術館藏,提供參訪者租用電動車駛入空間參觀。鹿特丹鄰近的斯希丹之市立博物館(Stedelijk Museum Schiedam)則於聖誕假期間與光影工作室LiGHT UP COLLECTIVE合作「Your photo in the light」,將斯希丹市民投稿的影像放大投射在市政廳牆面,為疫情而更加蠻長黑暗的冬季,帶來些許亮光與希望。這些新型的觀展形式,反應博物館分眾思考的積極性,以及開創既有空間之外的「另類」實體文化體驗。

「得來速美術館」頁面。(網路截圖)

從注重國際展覽的行銷推廣,到強調在地社群連結的經營規劃

疫情期間另一顯著變化,是博物館國際觀光人次與收入的嚴重流失,這也讓荷蘭博物館界重新檢視其法人制度下的經營方針。相對於台灣公立博物館多隸屬於政府機關,每年業務均需依據政府法規編列預算,荷蘭公立博物館於1980 年代即因應政府組織改造,逐漸朝向非政府機關方向修正。此後,荷蘭博物館的經營規劃多由董事會擬定,營運開支主要由企業與個人贊助以及門票收入組成,荷蘭政府僅維持必要的監督及少額補助,因此各館舍在預算資源及人事管理的調配,均有相當大的自主性;此兼具效能與公共性的法人制度,也成為台灣近年推動博物館行政法人化參考的論據。然而疫情爆發隨之而來的閉館與邊境封鎖,使得荷蘭多間機構表示財務困難,原因是其收入大半仰賴觀光客的參訪與消費,而此現象又以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館尤其明顯。

由於阿姆斯特丹長期位居世界博物館密度最高的城市,許多博物館將資源投入在國際行銷,而鮮少經營在地客群,例如荷蘭過去兩年參訪人次最多的梵谷美術館,即有近八成五的民眾來自其他國家。(註5)除了聚焦海外的宣傳策略,具票房保證的「賣座」展覽(blockbuster exhibitions),也成為博物館吸引觀眾的重點經營項目,疫情前夕才在阿姆斯特丹市立美術館(Stedelijk Museum)開幕的白南準回顧展(The Future is Now – Nam June Paik),便是排定巡迴倫敦、阿姆斯特丹、新加坡與美國的國際大展。疫情之亂讓博物館流失預期門票收入,也失去商品與餐飲等展覽帶來的周邊收益。阿姆斯特丹市立美術館館長賴恩.沃爾夫斯(Rein Wolfs)去年受訪時即表示,根據館舍過往同期收入估算,閉館導致美術館平均每週收入減少近十五萬歐元,這對擁有近兩百名常設員工的市立美術館來說,無疑是巨額損失。(註6)

然而疫情期間流失的觀光客與國際巡迴展覽的卡關,也激發博物館領導者新的文化生產策略:不少博物館開始聚焦機構館藏和周遭社群,策劃精巧的數位內容。例如荷蘭國家博物館的「Rijksmuseum From Home」與阿姆斯特丹市立美術館的「Modern Art in 1 Minute」,由館內研究員透過平易近人的動態影片介紹典藏品;阿姆斯特丹博物館則將展間改造成電台播送「AM Live」,每週邀請策展人、藝術家或意見領袖出席節談話目,推廣館內展覽。這些新型態的策略方向,不僅有效維繫國際觀眾對機構的關注,荷蘭在地民眾的參與意願也變得更高。此外,許多場館也針對疫情議題規劃線上展覽,例如海牙歷史博物館(Haags Historisch Museum)的「新冠病毒典藏(Corona Collection)」即與市政單位與海牙藝文空間合作,展示市區居民於封城期間的生活情狀。斯希丹之市立博物館則於線上平台展出「Behind the silence of corona」,由在地攝影師Margi Geerlinks於疫情期間紀錄不同職業工作者的日常肖像,分享社區如何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這些例子皆展現博物館創造集體經驗與記憶,與不同社群互動凝聚認同的社會功能。

海牙歷史博物館「新冠病毒典藏」頁面。(網路截圖)

未來即當下:荷蘭博物館的問題與機會

綜合上述,大抵可以歸納荷蘭公立博物館在疫情影響下,其經營重心從實體空間轉向數位與「另類」實體經驗的擴延;從聚焦國際型的展覽,到重視與在地社群連結的活動規劃,而這些經營上的趨勢轉變,都指向從相對被動,到更為主動的觀眾互動形式。根據歐盟最新評估,藝文產業大量流失的的客群恐需數年才有機會復原,(註7)換言之,過度仰賴觀眾進到實體空間,參與博物館產出的內容,並非永續經營的辦法。善加利用既有數位資源,主動接觸傾聽「鄰近」社群(此處「鄰近」同時指涉實體距離及興趣領域接近者)的需要,才是生存之道。梵谷美術館館長艾蜜莉.戈登克爾(Emilie Gordenker)日前受訪時表示未來將規劃更多連結在地社群的活動,減少對觀光客的依賴;近期機構也徵集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少年組成「Beeldbrekers (‘ReFramers’)」參與並針對博物館工作流程提出建言,以拉近年輕世代與美術館之間的距離。(註8)

梵谷美術館推出的「Beeldbrekers (‘ReFramers’)」徵集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少年為博物館提出建言。(網頁截圖)

(後)疫情時代的最大啟發,或許是它迫使博物館領導者回頭自問那些最根本的問題,即:機構的任務宗旨為何?機構是為誰製作展覽(活動)?這些展覽(活動)如何有效與目標觀眾溝通?無論是實體還是數位,能夠生產出與更多類型觀眾建立連結,又能契合機構定位的文化內容,將會決定觀眾對機構的認同感與向心力。除此之外,全球氣候變遷引發的環境危機,讓許多荷蘭博物館警覺到,舉辦巡迴世界的賣座大展不僅製造碳足跡,面對疫情等不可預測的延宕,恐怕只會增加更多風險與成本。如何維持經營彈性(Resilience)、建立社會關聯性(Relevance)又能平衡收入(Revenue),創造對整體(藝文)環境都更永續的文化體驗,將是荷蘭博物館機構們必須面對的挑戰。

總體而言,疫情對荷蘭博物館的長期影響究竟是福是禍,仍有待觀察,然而荷蘭數位遺產中心總監瑪伊克.韋伯克(Maaike Verberk)抱持樂觀態度。她認為如果只是短暫的疫情警戒,那麼機構只會將這些應對措施視為「特殊」時刻,而不會正視機構展覽規劃的偏見,聘雇機制存在的結構性歧視,文化資源分配的不均等根深柢固的問題,以及數位技術能夠扮演的積極角色。(註9)長期閉館的慘痛經驗,讓博物館體悟到無論是線上還是實體活動,都應一視同仁,而不該認為數位只是暫時「替代」實體的緩解之劑。尤其疫情間使用數位媒介吸收文化內容的觀眾,對日後博物館提供的任何藝文體驗,也會有截然不同的評判標準。

數位媒介是否會因為此次疫情得到博物館更多重視?(取自Museum NL臉書)

此外,對未來的文化消費社群(Z世代)而言,他們的成長環境早已是虛實混雜、活躍於兩者的狀態,因此如何持續創造「混種」(Hybrid)的參觀經驗,勢必是博物館必須嚴正看待的議題。簡言之,「混種」不是萬靈丹,但它將是今後機構工作者在面對公眾時無法不去去思考的面向。

歐盟今年6月針對疫情進行的博物館界調查亦顯示,幾乎所有博物館都認為數位策略與內容開發,會是日後機構研究與投資的重點領域。(註10)雖然荷蘭公立博物館多已意識到數位技術帶來的契機,也因為其基礎建設夠完善,可以很快地做出反應,提供高品質的數位經驗,但這是否代表機構有意「永續」發展相關策略與內容,維持、甚至增進博物館的近用性(accessibility),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正如荷蘭社會運動者昆西.加里奥(Quinsy Gario)在政府解封時於社群媒體的發文「人們開始接種疫苗,並不代表藝文活動就可以不用容易取得、易於參與。」(註11)其言下之意也在提醒,硬體設備永遠只佔數位實踐的一小部分,如何回到使用者觀點,從專注於特定時間–空間的文化展演,到能夠持續提供高品質的(數位)文化體驗,維繫與不同類型觀眾的關係網絡,需要機構與文化政策制定者截然不同的思考邏輯、遠見與決心。套用白南準的名言「未來即當下」(The Future is Now),博物館必須從過往相對被動地回應(reactive)時下(疫情)狀態,到有策略地(strategic)整合當下資源,才能發展出真正公共、開放的文化政策與基礎建設,適應不斷變動的文化生態系。

註釋

註1 荷蘭第一波閉館為2020年3月12日至6月1日,第二波閉館為2020年11月2日至2021年6月5日。

註2 Museumvereniging, “Museums expect long recovery time “, 15 July, accessed 3 August, 2021.

註3 NEMO – Network of European Museum Organisations, “Follow-up survey on the impact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museums in Europe”, January 2021, accessed 3 August, 2021.

註4 Motivaction, 2019, “1 in 4 millennials never visit a museum”, accessed 3 August, 2021.

註5 Martin Bailey, “Van Gogh Museum to reopen on 1 June, but with only a tenth of its usual visitors”, The Art Newspaper, 15th May 2020, accessed 3 August, 2021.

註6 Jan Pieter Ekker, “1,5 meter in het Stedelijk: ‘We zijn groot, we kunnen publiek goed spreiden’“, Het Parool, 18 april 2020, accessed 3 August, 2021.

註7 ICOM –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Museums, museum professionals and Covid-19: third survey”, ICOM, June 2021, accessed 3 August, 2021.

註8 RTL News, “Van Gogh Museum wants to become less dependent on foreign visitors”, 1 July 2021, RTL News, accessed 3 August, 2021.

註9 DEN – Kennisinstituut cultuur & digitaliser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the Cultural Sector”, DEN, 29 June 2021, accessed 3 August, 2021.

註10 ICOM –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Museums, museum professionals and Covid-19: third survey”.

註11 原文為「Just because people are being vaccinated doesn’t mean events have to stop being accessible to everybody.」, 4 June 2021, accessed 3 August, 2021.

李欣潔( 4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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