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殖民」與「後殖民」間的藝術轉向

展覽呈現了十六世紀迄今的上百件作品，從不同時期的多變帝國版圖，到英國古典畫家Joshua Reynolds、George Stubbs等人的油畫、歷史畫，以及印度微型雕塑、毛利（Maori）手工藝製品，再到Hew Locke、Sonia Boyce等英國當代藝術家作品—種種構成複雜的、多元的文化歷史圖景，令那個早已消亡的帝國死而復生，讓現代人再次感受其曾經的榮耀與恥辱、文明與殘暴、興盛與衰敗。英國《衛報》曾評論說：「在這個令人驚歎的、興奮的、極具啟發性的展覽中，大英帝國的亡靈變得有血有肉了。」

然而，這個頗具野心的，帶有些許思鄉情愁的展覽，也被指對後殖民與多元文化問題思考不足，對殖民歷史的呈現是模糊的，並缺乏批判性的語境分析，與東南亞相關的作品也非常少，一如當英國談論殖民與後殖民時慣常地遺忘東南亞。

在展覽結束半年後，泰德與新加坡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合作，於去年10月推出該展覽的第2個版本「藝術家與帝國：遭逢殖民遺產」（Artist and Empire: (En)Countering Colonial Legacies），為彌補泰德版本的不足，展覽更多地集中在東南亞社會語境下重構這一主題。泰德當時的一些展品被運到新加坡展出，新加坡國家美術館另從本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選取了一批作品，從新加坡，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視角，批判性地反思出自帝國時期的、帝國中心主義式的藝術創作，並考察殖民經驗是如何影響／構成了現代藝術在殖民地的興起。

展陳的近200件作品在年代上同樣從十六世紀跨越至今，呈現於兩個大的主題之下：「直面帝國」（Countering the Empire）與「邂逅藝術的遺贈」（Encountering Artistic Legacies）。特別的是，新加坡國家美術館的兩個常設展：「宣言與夢想之間：十九世紀以來的東南亞藝術」和「Siapa Nama Kamu? 十九世紀以來的新加坡藝術」，分別以時間為順序梳理了東南亞及新加坡自十九世紀以降的藝術發展，作為脫離西方長期殖民最終走向獨立的國家，其現代主義的開端離不開那段被殖民的歷史，與殖民國家之間亦有著難以分割的現況，因此，這兩檔永久性展覽在一定程度上和「藝術家與帝國」形成了密切的關照，為該展提供了更加豐滿的藝術史上下文。

「直面帝國」部分佔據了兩個展廳，展出描繪了與帝國有關的事件、人與物的作品，及當代藝術家如何介入或回應相對應的議題，意圖探討藝術揭示了怎樣的過去，它們又如何影響了我們對當代社會的認知？

大英帝國的崛起使其意識形態深入殖民地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作為展覽的第一部分，這裡主要呈現英國藝術家，或受英國支助及委任的藝術作品，以反映那時帝國中心式的視角，與之一起展陳的還有來自前殖民國家的當代藝術家作品，這些作品在每個子題下與該議題的其他作品展開對話，它們之間形成了某種對立的關係與抗衡的局面。

1819年，英國不列顛東印度公司雇員斯坦福·萊佛士（Sir Stamford Raffles）登陸新加坡並開始管轄該地區，這位元現代新加坡的開埠者在新加坡有兩尊雕塑，分別位於萊佛士登陸遺址（Raffles Landing Site）和皇后坊（Empress Place)。在展出的由George Francis Joseph於1817年所繪的萊佛士肖像畫旁，是新加坡藝術家李文（Lee Wen）在2000年拍攝的影像作品《無題（萊佛士）》；當時，他在位於萊佛士登陸遺址的萊佛士雕像旁架起一座高台，讓公眾可以與雕像處在同一高度，而不再像平常那樣需要抬頭仰望著它，影像將這一過程記錄下來，與一旁的萊佛士肖像畫展開一場無聲的對抗。

以作品回應作品是該展覽的一個重要策展理念。當代作品被別有用心地用黃色線條框起，用以區分與歷史上的作品的差別，這樣的差別不僅僅體現在視覺和技法的表現上，更在於思想和概念上的碰撞與突破。

在「探索與擴張」的子議題下，展示了許多和英國開拓新航道、殖民帝國擴張相關的油畫，而展覽則安排了澳大利亞原住民藝術家Michael Cook創作於2010年的攝影系列《未發現》（Undiscovered）與之做出回應。在這些照片中，以澳大利亞海岸為背景，一位當地原住民穿成歐洲殖民者的樣子，或舉著長槍或拿著一面英國國旗，他被刻畫成一位征服者，一個「開化的、文明的」形象，藝術家借此重新想像那段英國的殖民史，對是英國人「發現」了澳洲「新大陸」—這塊原住民已居住了長達幾千年的土地，這個說法提出質疑。

再如「抵抗與征服」的子議題下，蘇格蘭當代藝術家Andrew Gilbert的雕塑裝置《英國士兵向耶路撒冷進發，1879年7月4日》（British Infantry Advance on Jerusalem, 4th of July, 1879）是對發生在1879年7月4日英國在烏倫迪擊敗南非祖魯士兵這一事件的反轉；作品以誇張的形態將英國士兵的服飾造型異域化，使它們看起來荒誕不經。藝術家透過這件作品發問：如果當年是祖魯人打敗英國人，那會是什麼樣子？勝利的祖魯人是否會以現在英國人看殖民地文化那樣的獵奇眼光，將英國製品看作古老而原始的珍奇品？

一如泰德的版本，這檔展覽同樣呈現了大量充滿政治意圖的歷史性繪畫、肖像畫等，它們在當時被用作一種政治的宣傳手段（propaganda），不少描繪戰爭、簽訂條約等歷史題材的油畫所表現的現場往往是經過再創造來符合當時的政治需要，如Thomas Daneill再現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和印度北部的馬拉塔帝國(Martha Empire)簽訂條約的油畫《Sir Charles Warre Malet, Concluding a Treaty in 1790 in Durbar with the Peshwa of the Martha Empire》（1805）、宮本三郎創作的再現英軍在新加坡向日軍投降的《山下、白思華兩司令官會見圖》（1942）、Thomas Jones Barker描繪的維多利亞女王將《聖經》賜予一名非洲使者的畫作《「英國偉大的秘密」》（‘The Secret of United Kingdom’s Greatness’（Queen Victoria Presenting a Bible in the Audience Chamber at Windsor), 1863），等等。

帝國的殖民史也是一部戰爭的血淚史，那時期出現了很多有關殖民戰爭的英雄主義式的紀念性作品，卻鮮少追問殖民地向帝國發起抵抗的真正原因，即便在英國戰敗的情境下，英國士兵愛國主義和自我犧牲式的精神仍是畫中集中表現和頌揚的，這些藝術家的戰爭題材作品並非意在引起人們對帝國軍隊的憤慨，相反，卻是引起人們對其的同情與憐憫。

George William Joy一幅1893年的油畫《戈登將軍的背水一戰》（General Gordon’s Last Stand）正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在這幅畫中，戈登將軍站在台階上，俯瞰著將他包圍的穆斯林反抗者們，他看起來從容而鎮定，在此被塑造成一位誓死守衛喀土穆城的英雄。然而事實是，當時為了反抗英國和埃及對蘇丹的統治，當地反抗軍已包圍喀土穆城，戈登是在違抗政府的命令下拒絕撤離喀土穆而導致其軍隊的分崩瓦解。但藝術家顯然是戈登將軍的崇拜者，他畫裡的戈登是為帝國榮耀殊死奮戰的勇士；歷史上戈登生前的最後一刻並沒有被真實記錄下來，而藝術家對此的想像與再創造成為了影響後世的圖像，包括至今英國的歷史書、流行電影中對戈登的描述。

十九世紀的一些本土畫家在帝國的影響或支持下也創作了不少帝國中心式的，帶有政治宣傳意義的作品。如新加坡藝術家Low Kway Soo於1919年所作的《陳若錦肖像畫》（Portrait of Tan Jiak Kim）；陳若錦是生於十九世紀的一位新加坡華人，先後任新加坡市政委員和立法議員，曾在一戰期間獨資捐贈英國戰鬥機，發動新加坡華僑支持英方同盟軍。陳若錦在這幅畫中身穿傳統中式服裝，佩戴著英王喬治五世於1912年授予他的三等勳章（C.M.G），背景裡精美的室內裝飾也彰顯著主人公的財富與地位。畫作曾展出在維多利亞紀念廳，也是懸掛在那的極少數的肖像主體為當地人的畫作，與之並列的幾乎是清一色的英國官員肖像畫。

到了十九世紀末期，英國與殖民地之間的交流更加密切，企圖通過藝術教育、贊助和作品交換的方式更多地瞭解，或者說掌控殖民地，尤其隨著二十世紀帝國對殖民地的逐漸失控，各殖民地國家愈加渴望認識自身、確定自我，這也表現於本土藝術家的創作開始愈趨多樣化和自我的表達。

在展覽的最後一部分「邂逅藝術的遺贈」（Encountering Artistic Legacies），著重呈現前殖民地的藝術家在從殖民到後殖民的過渡時期，如何借用從殖民者、帝國學習到的藝術技藝與形式，或結合在地元素與技法，發展後殖民、建國時期的藝術。許多藝術家開始轉向對本土題材的關注和對自我及國家身分的思考。

比如一件馬來西亞藝術家Chuah Thean Teng的蠟染畫《兩個女人和一個孩子》（1955）採用了馬來西亞文化中獨特的蠟染技術，以普通馬來人為主體表現一幅祥和的馬來西亞日常生活圖景。新加坡藝術家、南洋畫派的先鋒鐘泗濱（Cheong Soo Pieng）在1959年為英國著名藝術史學家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的華人妻子吳環（Khoan Sullivan）繪製了一幅肖像畫，畫面將西方的繪畫技巧與東方的審美相融合。蘇立文在新加坡及中國藝術史研究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他曾評價鐘泗濱的作品有著「現代與國際化的技法，中國的美學和馬來文化的主體」；也對那時期產生的多元的創作方式回應道：「作為一個自我意識萌發的新興社群，馬來人開始以過去為根基著眼於未來，用自己的方式探尋對於馬來半島上的土地及人的感受。」

在這段過渡時期，即便許多藝術家仍然沿用了歐洲的繪畫技藝，他們正嘗試擺脫殖民主義的支配，表達對自身文化歸屬與身分認同的訴求，作品主題往往關於當地風景、人和事件，至今仍構成後殖民時期藝術家的創作表現方式。展覽末尾，新加坡當代藝術家Erika Tan帶來其2016年的裝置作品《The Weavers Lament. Part I: Performing Pattern/ Part II: Mathematical Wefting/ Part III: Tensions in the Warp/ Part IV: Supplementary Erasure》。以一位被遺忘的紡織專業者、馬來人Halimah Binti Abdullah為物件，以幻燈玻璃片和影像的形式呈現了這位於1924年前往英國參展後因肺炎而死於英國的紡織工的勞動過程與生活，並含沙射影地指涉了英格蘭北部紡織企業和手工生產的複雜而糾纏的發跡史，作品更進一步探討了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關係中，工業在其中處於怎樣的位置，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是社會經濟的推動者？還是強者之於弱者的武器？

在理解新加坡及其他前殖民地的藝術史時，我們不可避免地要面對殖民的遺產，藝術作品從來不是客觀現實的記錄者，而是個人主觀意志及社會價值在特定時間和地點的表現；展覽「藝術家與帝國」已經清晰地告訴了我們這一點。如同藝術家的周遭世界形塑了他們的創作，他們的創作也塑造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殖民時期遺留下有形的創造物和無形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仍餘音繞梁般地伴隨我們進入後殖民時期，而藝術就在這一複雜的過程中不斷發生著蛻變與更新。

十九世紀，大英帝國迎來其最輝煌的時期，佔據全球25％的土地面積，包括部分北美洲、澳洲、非洲和亞洲，這對英國及其前殖民地所帶來的深遠影響更是一直延續至今。

2015年秋季，英國泰德美術館（Tate Britain）曾啟動了一檔大型展覽「藝術家與帝國：面對不列顛的帝國歷史」（Artist and Empire: Facing Britain’s Imperial Past），將大英帝國的戰爭史、征服史、奴役史，與來自英國和其他國家受其影響的藝術家實踐相結合，力圖探討藝術是如何對帝國歷經的風雲與種種悲喜劇做出迴響，以及這些歷史如何形塑了過去與現在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