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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和文華館「吳越國:西湖所孕育的文化精粹」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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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和文華館「吳越國:西湖所孕育的文化精粹」特展

吳越國是907~978年將現今以中國浙江省杭州市為中心之領土納入統治的國家。其所在地江南,為資源富足豐饒之地,…
吳越國是907~978年將現今以中國浙江省杭州市為中心之領土納入統治的國家。其所在地江南,為資源富足豐饒之地,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出現以玉文化著稱的良渚文化,漢代以後又有以燒造青瓷聞名的越州窯等,自古以來即孕育出高度的文化和工藝技術。到了唐代,明州(今寧波市)成了日本和新羅等外國船舶往來交通的海港城市,為海上交通之要衝。鄮縣阿育王寺(今寧波市鄞州區)則是江南一地釋迦.舍利信仰的中心;唐代天寶三年(744)鑑真和尚(688~763)渡海赴日途經此地時,便見到了據說有所感應而自地中踴現的阿育王塔。除此之外,更有天台佛教之聖地天台山。江南毋寧是佛教興盛的地域。統治吳越國的錢氏一族,便在繼承並發展此般各式特色的情況下,力圖保有國家勢力,同時借助佛教而與海外的日本、朝鮮半島之高麗,及中國北方的遼代等彼此交流,在東亞文化交流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本次展覽向中國浙江省博物館及臨安市文物館借展大量作品,主要為具高度藝術及學術價值的出土品,同時亦一併展示傳入日本的吳越國相關作品,藉此在日本首度聚焦介紹吳越國的文化及藝術,並嘗試釐清其在東亞之定位。
圖1 日本室町時代如寄〈西湖圖〉,紙本墨畫,42×90公分,日本天寧寺藏。圖∣日本天寧寺
吳越國與西湖
杭州以西湖所代表的風光明媚之地而廣為人知。如同日本赴明畫家所描繪的〈西湖圖〉(圖1)那般,透過將名勝和寺院的名稱書寫於畫作上,此一歷史悠久的勝景形象也傳入了日本,引人心生憧憬嚮往的念頭。吳越國正是如此緊鄰著西湖而建造起皇城。時值唐、宋兩大帝國夾縫間的五代十國時期,在諸多興起的地方政權當中,吳越國於北宋建國後仍繼續存在18年,可說是保持較長年祚的國家。
提到吳越國的文化特徵之一,毋寧是以國王為中心深自崇信道教和佛教。作為國政之一環,吳越國不僅向五代各國和北宋朝貢,謀求國土和人民之安寧,也透過道教和佛教來祈願國泰民安。在西湖和江蘇省的太湖,代代吳越國王均向龍神(水神)所居住的龍宮(水府),進呈刻有滅除罪業及國家消災、人民安泰的銀簡,以此作為祭祀,舉辦投龍簡儀式。此盛行於六朝以迄唐、宋間的投龍簡儀式,因也帶有國泰民安的目的,故唐代武則天和玄宗等亦予施行之。一般認為吳越國王的投龍簡儀式也帶有強烈的國家祭祀性質。
吳越國的工藝技術和藝術性
吳越國自第一代國王錢鏐(907~932在位)起,共歷經三代五王;其中第二代為錢元瓘(932~941在位),第三代為錢弘佐(941~947在位),第四代為錢弘倧(947~948在位),第五代為錢弘俶(948~978在位,北宋立國後為避諱而改名錢俶)。錢氏一族出身於杭州西郊的臨安,其諸多王族墓葬亦營造於此地;以第一代國王錢鏐墓(未發掘)為首,尚有錢鏐雙親錢寬及水丘氏墓、第二代國王錢元瓘皇后馬氏墓(康陵)、錢鏐第十九子錢元玩(卒於龍德二年[922])墓、及一般視為王族的吳隨□墓等。吳越國領土所在的今浙江省,亦為代表中國之青瓷的一大產地;前述這些主要的王族墓中,均出土了當時等級最高的越州窯青瓷。
圖2 中國唐代越州窯〈青磁合子〉,直徑9.4公分,水丘氏墓出土,中國臨安市文物館藏。圖∣中國臨安市文物館
卒於唐末天復元年(901)的水丘氏,其墓以未經盜掘狀態為人所發掘;墓室內出土了以越州窯青瓷為首的白瓷、金銀器等大量文物。越州窯〈青瓷合子〉(圖2)是有著和緩弧度的扁圓形合子;其帶有勻稱緊張感的器形和明亮的淡綠釉色,看來相當優美。同為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磁「新官」銘銀釦輪花皿〉,為口緣及圈足均飾有銀板的花口式碟;根據其偏薄的器胎、洗練的器形、純白的質地、和「新官」刻款判定,應為定窯製品。這些燒造於中國南、北瓷窯的當時最高等陶瓷器,皆陪葬於單一墓葬,由此可窺知陶瓷器流通和喪葬儀式的實際情形。
圖3 中國五代吳越國〈白玉製鳳凰唐草紋簪.銀製鍍金花紋簪金具〉,各長10.6、4公分,康陵出土,中國臨安市文物館藏。圖∣中國臨安市文物館
天福四年(939)以50歲之齡亡故的馬氏,其墓(康陵)中除了出土〈青瓷方盤〉等越州窯青瓷,還發現大量玉製品。其中〈白玉製鳳凰唐草紋簪.銀製鍍金花紋簪金具〉(圖3)構造尤為精巧,以精細的鏤雕表現口啣綬帶、呈飛翔姿態的鳳凰,及其周圍的蔓草圖案。這些作品與陶瓷器等,都是晚於水丘氏墓約40年之久的10世紀中葉代表作品。
圖4 北宋(11世紀)越州窯〈青磁花紋碗〉,口徑15.2公分,日本鴻臚館遺址出土,日本福岡市埋藏文化財中心藏。圖∣日本福岡市埋藏文化財中心
此外,越州窯青瓷也向海外輸出,具有貿易陶瓷之面向。唐代陸龜蒙曾以〈秘色越器〉一詩讚美越州窯青瓷:「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鬥遺杯」;此番名聲亦遠播日本,如成書於平安時代中期的《宇津保物語》和《源氏物語》中,皆以「ひそく」(秘色)一詞來指稱越州窯青瓷。而在日本出土的中國陶瓷中,除了福岡縣鴻臚館遺址(圖4)和奈良縣平城京遺跡所出土的文物,京都府和秋田縣等地也有唐至五代的越州窯青瓷出土。
吳越國佛教事蹟
誠如清代朱彝尊於《曝書亭集》所載:「寺塔之建,吳越武肅王倍於九國」,代代吳越國王於道教之外,亦同時信奉佛教,不僅尊崇禮遇僧侶,亦大量推動建寺造塔活動。尤其第五代國王錢弘俶在其長久治世期間,更留下了營建多所塔寺、熱衷研究和搜羅經典、開版印製佛教經典和版畫、以及優遇僧侶等諸多代表性事蹟。關於錢俶的佛教事蹟,《佛祖統紀》卷43(《大正藏》No.2035)有如下之記述:
「吳越王錢俶,天性敬佛,慕阿育王造塔之事,用金銅精鋼造八萬四千塔,中藏寶篋印心呪經(此經呪功云:造像造塔者,奉安此呪者,即成七寶,即是奉藏三世如來全身舍利)布散部內,凡十年而訖功(今僧寺俗合有奉此塔者)。初天台教卷,經五代之亂殘毀不全,吳越王俶遣使之高麗日本以求之。至是高麗遣沙門諦觀持論疏諸文至螺溪,謁寂法師,一宗教文,復還中國。螺溪以授寶雲,雲以授法智,法智大肆講說,遂專中興教觀之名(吳越王傳)。」(粗體為筆者所加)
圖5 中國五代吳越國顯德二年(955)〈銅製阿育王塔(錢弘俶塔)〉,通高20.3公分,日本那智經塚出土,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圖∣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據信印度阿育王造有八萬四千佛塔,其事蹟令錢俶相當仰慕,遂於乾德二年(955)和乾德三年(965)兩度命人各造銅製和鐵製阿育王塔。其塔形特徵為頂部上方四角安有名為「方立」的突起飾物,一般認為是仿自鄮縣阿育王寺所供奉的阿育王塔。這些塔在與吳越國領土相關的地區多有發現。而銅製阿育王塔後來亦傳入日本,被稱為「錢弘俶塔」;其中一座,據信是由將天台宗經典送回吳越國的日僧日延所迎回,除此之外,在和歌山縣那智經塚(圖5)、奈良縣大峰山頂、及福岡縣原遺跡等地亦有佛塔出土。
圖6 北宋(吳越國)〈銀製阿育王塔〉,高35.6公分,中國浙江雷峰塔天宮出土,浙江省博物館藏。圖∣中國浙江省博物館
建於西湖南岸的雷峰塔,若就選定地點觀之,亦堪稱是吳越國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目前該塔雖僅存塔基,外觀亦為近年新建,但原塔實際上為吳越國最末一任國王錢俶及其皇后孫氏命人所造,完工於太平興國二年(977),即吳越國滅亡的前一年。竣工之際,錢俶在《華嚴佛經跋》刻石上鐫有〈建塔記〉,據此可知此塔乃因前一年過世的孫氏而名為「皇妃塔」。塔基下方所設置的地宮內,供奉大量的寶物;地宮及天宮中亦各置有一座銀製鍍金阿育王塔(圖6),一同出土的還有據信奉置於塔內的金製舍利瓶。地宮的地面上,鋪滿不同時代的銅錢,其中一枚為平安時代的「饒益神寶」銅錢。所謂「饒益」為佛教用語,意指具有慈悲心且施惠於眾生;作為塔中唯一的日本錢幣,此枚銅錢或許和對佛塔的布施有關。儘管此錢在日本的出土例亦不多,難知其被帶往吳越國的來龍去脈,但推測有可能是吳越商人於往來日本的途中所攜回,可說是直接反映吳越國和日本交流的珍貴出土文物。另外,〈走獸銘帶線刻鏡〉於鏡面上陰刻出或為往生圖之圖像。據說日本也有吳越國境內所製作之年代稍晚的線刻鏡(日本稱之為「鏡像」)。如京都清涼寺收藏的〈水月觀音鏡像〉(圖7),就裝藏在被奉為嵯峨釋迦堂主尊的木造釋迦如來像之內膛。該像是在距離太平興國三年(978)吳越國滅亡僅僅七年後的雍熙二年(985),由入宋僧然在浙江省台州發願造像,而後於翌年迎至日本。其內的〈水月觀音鏡像〉鏡面上,線刻有據傳由晚唐畫家周昉所精妙創作的水月觀音。此般線刻鏡因確知是奉置於吳越國相關佛塔(含雷峰塔)內之作例,或稍稍提示了線刻鏡乃為吳越國所創;而儘管猶存有諸多課題,但應可進一步設想其與日本鏡像的關聯。
圖7 中國北宋雍熙二年(985)木造釋迦如來立像內裝〈水月觀音鏡〉(日本國寶),直徑11.4公分,日本清涼寺藏。圖∣日本清涼寺
吳越國之餘波
吳越國王錢俶在國師德韶的請求下,派使者前往日本和高麗求訪在中國國內已散佚的經典,此番透過佛教積極推動與海外交流的作為,亦有其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有諸如前述日本僧人日延和高麗僧人諦觀將天台宗經籍送回吳越國之舉。隨著此般的人員往來,不難想見各式文物流通的情形。
圖8 高麗(遼統和二十五年,1007)《寶篋印陀羅尼經》,紙本墨摺,6.9×239.1公分,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圖∣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在此概略介紹吳越國雕版印刷相關作品。吳越國相當盛行刊刻佛教經典和版畫;據說在前述錢俶發願製作的銅製和鐵製阿育王塔及雷峰塔所用塔磚的孔洞內,都封藏著雕版印刷的《寶篋印陀羅尼經》。這些佛經可能也被迎請至高麗,影響當地《寶篋印陀羅尼經》(圖8)之刊印。此高麗經卷附有遼統和二十五年(1007)題記,乃惣持寺廣濟大師弘哲為奉於佛塔而發願供養;其經卷形式和扉頁圖繪等,明顯反映出受到錢俶於顯德三年(956)所印《寶篋印陀羅尼經》影響,可視為沿襲該吳越國作例並予重新刊刻的作品。另外,重要文化財〈應現觀音圖〉(圖9)為紙本墨畫,附有「天下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印造」之刊刻題記。錢俶在北宋後受封為「吳越國王」,乃開寶元年(968)三月之事,據此可知吳越國於北宋開寶元年至太平興國三年(978)亡國期間所刊刻的版畫,應為本圖的原版版畫。本圖以流暢巧妙的線條仔細描繪,可視為忠實傳達原畫之作。由於原版版畫在中國已佚失,本件〈應現觀音圖〉作為傳存10世紀後半吳越國刊刻版畫及佛教圖像的作品,實是相當值得關注。本文主要以存世作品來概觀吳越文化的特色及其與日本和東亞的關係;承繼江南歷史而發展的吳越國文化,可說是憑藉其積極地對外交流,為東亞帶來深遠的影響。
圖9 日本平安時代〈應現觀音圖〉(日本重要文化財),紙本墨畫,56.1×31.3公分,日本大東急記念文庫藏。圖∣日本大東急記念文庫
最後,則針對史書中所見吳越國與日本互通友好、雙方有所互動應對之事例,略記一二。最早的事例,發生在第二代國王錢元瓘時期,即後唐清泰三年(日本承平六年[936]),吳越商人蔣承勳等前往日本,將吳越國王(錢元瓘)所託付的禮物帶給朱雀天皇,以求締結官方的友好往來關係;對此,日方將禮物歸還,由左大臣藤原忠平回信給吳越國王。另外,後漢天福十二年(日本天曆元年[947]),吳越商人蔣袞渡海赴日,獻上第三代吳越國王(錢弘佐)的書信及當地特產;對此,日方由左大臣藤原實賴贈以回信,並回禮砂金二百兩。及至後周廣順三年(日本天曆七年[953]),吳越商人蔣承勳又再度赴日,帶來第五代吳越國王錢俶贈予右大臣藤原師輔的書信和織錦、珍貨等。日僧日延也一同乘坐本次返航吳越國的船隻,將早先吳越國王向日本求訪的天台教籍寫本送至當地。後來,日延在後周顯德四年(日本天德元年[957])返國,同時將錢俶發願所造的一座銅製阿育王塔等文物迎回日本。吳越國王以渡海的吳越商人為中介,將書信送至日本;這些吳越商人在兩國的友好往來上,可謂達成重要的任務。再就雙方的佛教史和美術史而言,此般人員與文物的往來實際上也帶來了相當深遠的影響。
特別展「吳越國:西湖所孕育的文化精粹」
地點:日本大和文華館
展期:10/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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