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現實，藝術工作者們的日常

華湧是在北京漂泊的藝術家中的一員，在這次的北京用強力行政手段大規模驅趕底層外來務工者和商販時，他第一時間來到了事件最初的發生地，大興區西紅門鎮新建村，錄製現場視頻並走訪村民。之後便在網路上傳來消息說，華湧因此遭遇到警方的追捕而被迫逃亡。「我目前在自己的祖國裡流亡，但我不想離開我的祖國，就算被抓或再次入獄，我也想在自己的國家裡面對強權爭取一個公民的權利和做人的尊嚴」，華湧通過友人發佈在網路上的公開信如此說道，宣言式的文字顯示出半世放逐所鑄就的那種英雄主義式的情結。

但這種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式的自我英雄主義想像並沒有在最年輕一代的藝術從業者那裡獲得太多的回應。來自外部暴力的突發事件往往可以製造共同體，但在今天中國的價值觀落差之下，回應極權政治的人權災難時，也呈現出了共同體的多層次割裂感。張涵露是年輕一代的藝術撰稿人和策展人，她的策略也許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新的集體主義視角，「文化工作者需要一個新的低潮或運動來回應」，隨後她也提到了「自我組織的力量」。在張涵露主持的《藝術論壇》（Artforum）中文網的最近的一期專題「革命之後」的導言中她寫道：「『革命在今天意味著什麼』這一問題有時變得緊急，因為我們可能突然喪失了棲居地，人們一夜之間流離失所，一些基本認識遭受重擊：城市為誰而建？城市空間歸誰所有？」這段文字將專題的註腳指向了北京此刻的緊急現實。專題緣起於俄國十月革命100週年的反思，一種偏向於左派的價值判斷。這種新時期的左派思潮的背景是資本主義世界危機，並成為今天中國新一代藝術家和策展人們的集體行動、自我組織的價值觀支撐。當然，這個以資本主義為對立面的判斷在今天的中國極權政治的現實下時常會出現失焦。

宋軼的工作一直跨越策展人和藝術家兩個身分之間，在其主持北京在地獨立專案空間「激發研究所」（Institute for Provocation）裡，他談及這次的暴力騰退低端人口事件，他說道：「政府這次為什麼這麼誇張？他的狂妄和傲慢是有根據的——因為民間的力量確實太弱了……民間的力量弱的原因是什麼？其實是各個行業和領域的人完全沒有充分的聯合……（在藝術行業那裡）組織、串聯、對話這類工作做的非常的少，而這種東西對於策劃人、對於評論人來說他們是完全可以做得好的」。在這裡，宋軼也指向了一種「自我組織」式的工作方法，今天他的工作也是在踐行「通過藝術建立聯繫」的思路下展開，包括寫作、策展和空間建構。

在一個突如其來的事件面前，藝術工作本身無疑是極其微弱的。我們可以零星的看到一些個別的「自我組織」化的行動，比如以「文化藝術領域工作的個體」的名義發出的一則「關於北京市人口清理的呼籲」公告，行文的措辭嚴謹，訴求具體。這段文字的傳播範圍僅限於私人社交自媒體的範圍，並且很快被包括微信、微博等平台管理員刪除。雖然有些與虎謀皮般的單純，但可以看出最年輕一代藝術從業者（至少是一部分）的公民意識和素養，與前輩「玉石俱焚」、「捨身取義」的作法相比，展示出了難能可貴的理性。而目前依然在中國的互聯網平台存在的「北京切除地圖」則是通過彙集志願者提供資訊，呈現出政府強制清退的布局和進度。這個平台來自於年輕的媒體工作者、藝術從業者和技術人員的協作，這種協作明顯的更富有技術含量和有效價值。

相對於嚴冬中蕭瑟的北京，中國南端那個與邁阿密地處相同緯度的海南三亞，繽紛的海灘和高端酒店裡正在上演海天盛宴派對和同一時段的「華宇三亞藝術季」。《藝術新聞》（The Art Newspaper）的中文微信平台以「全球化面貌『重塑當代藝術在中國的形象』」為題評價了這次的藝術獎項和展覽。當我們對照北京發生的現實，那種全球化的景觀想像就顯得脆弱和缺乏說服力，這種現實語境下把中國納入一個全球化的概念下變得極其虛無。

剛剛再一次失去工作室的北京藝術家梁遠葦在一家微信公共平台撰文道：「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客藏家，頂級富豪，大使，明星，他們的客氣尊重有時候令藝術家們產生出了幻覺，以為自己摸到了世界的核心……而當村裡的路燈點亮，路開始變平，也來到了工作室的末日。最近一年之內，我們被清退兩次。一次比一次決絕」，「沒人能預測到11月的浩劫。不論合約，一刀切不由申辯，三日內要我們清空，連下一個地方都來不及找。」自視為城市中產者，相對成功的藝術家也開始有了滑向底層的焦慮。藝術撰稿人桑田說道：「近日的事件使我們更清晰的看到內部的割裂：到底是作為博學者／歌舞昇平者依附／成為集權階級的一部分，還是作為『有知識的勞動者』成為低端人口的一部分。形勢正在發生變化，這變成了一個急迫的問題。」

一部分人浸淫在全球化的想像，另一部分人仍然在考慮這座城市自身的問題。從上世紀1980年代以來北京的總體趨勢就是中心權力的擴張和對非中心資源的驅逐，在最近幾年更是加快了城市功能劃區的進程，這次的突發事件背後的主旨思路依然是這項工作的延續。在這個進程中不斷地製造出經濟問題、倫理問題，甚至包括激烈的流血事件，而城市的圖像面型也在不斷的發生變化。泰康空間近期的展覽「建築問題」可以被看作是在這個宏觀背景下城市話題在藝術系統內部的一次投射，策展人蘇文祥彙集了幾位建築師的建築設計事務閒暇所作的觀察和再造。這些「見證了中國城市近30年狂野發展」（引自展覽新聞稿）的建築師的工作更像是藝術系統中現實素材的提供者，他們提供了一個視角和一次行動的交集。同為策展人的建築師王碩，在展覽中又同時擔綱藝術家角色，他提出了「作為臨終一瞥的城市研究」的觀看方式，所謂的臨終一瞥指的是那些正在逐漸消失的城市景觀：城中村，批發市場。展覽中他即展示了大量的城市圖像素材，同時並置自己數年來的工作案例，暗示了一種對應關係，建築師工作的拓展同時意味著舊景觀的消失。王碩在作品陳述中展現了某些傷懷——「鍾情般專注投入，長時間的跟蹤研究，結果往往變成了『臨終一瞥』——一種傷感的哲學巧合，或許是作為事物靈韻的迴光返照」。人們面對快速的變化總是難以做出理性的應對。

大規模拆遷和驅趕之後，泰康空間的微信平台發佈了題為「11.18大火難道只是建築問題」的推送。策展人蘇文祥笑談是在「蹭熱點話題」，當然這裡包含對突發事件的即興回應，但在其概念架構裡仍然有合乎邏輯的判斷：建築永遠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也是人的問題。它關係到一個城市有機的那部分因素，行政化的干預的荒謬之處在於宏觀的單一性抹平了城市肌理的豐富感，徐騰在展覽現場展示了一段標題性話語：「Low is More」，巧妙地在句式上呈現了城市底層的真實性價值。

早在2015年，北京獨立機構「二樓出版社」的成員和藝術家李一凡推出了名為「五環加一環等於六環」的藝術實踐專案，在差不多前後一年的時間組織了數十個以城中村為物件的實踐專案，這些城中村都分布在北京的五環和六環之間，是典型的城市邊緣地帶。在今天這裡成了北京清退低端人口的重災區，組織者之一葛磊曾呼籲參加過這個項目的藝術家重返現場，但真正的回應者並不多，事件突發後多數人能做的只是在社交媒體中發聲，但如何真正介入事件，如何以藝術家的身分介入事件，這仍然是一個模糊的話題。對於多數藝術行業的個體而言，他們無法快速對事件做出技術性應對。展覽「建築問題」決定延後進行原定之研討會，他們認為這一時刻的研討會肯定會被情緒左右，因而遮蔽真實的判斷。

當殘酷現實從天而降，緊逼個體的時刻，我們有必要克制應激性（irritability）的條件反射。現實已經非常清晰，個體的低端化趨向已經是一種日常，藝術家不可能製造另一個可以匹敵國家機器的事件，藝術層面的回應一定是在長期的常規建構中展開工作。正如策展人張涵露回應道：「對我個人來說，這個事件非常重要了，但我要消化好一陣」。

註　文中除標明出處外，張涵露（策展人、《藝術論壇》(Artforum)中文網編輯）、宋軼（藝術家、策展人、獨立空間「激發研究所」聯合運營人）、桑田（《燃點》雜誌編輯）的文字均來自文章作者的採訪。

編按 華湧在輾轉逃亡15日後，於上月16日在天津被捕。48小時後，北京當局罕見地准許以1,000元人民幣「取保候審」。

今年北京冬天的霧霾彷彿已經被藍天取代，但許多居住在簡陋的廉租公寓裡的底層勞工和小商販、小業主們還沒來得及享受，就被當局以雷霆般的速度不由分說地清理出了這座城市。與此同時，政府部門又出動了大量重型高空拆卸設備拆除了高層建築上的招牌，官方的解釋是要露出北京美麗地天際線；據說這次強行拆除是強制的「有償服務」，相關單位必須支付相應費用，想必他們舉頭欣賞天際線的時候，額頂的髮際線也會愁得提高些許。當然，露出藍色天際線的代價之一是北京和周邊地區的居民在冬季不得透過燃煤來取暖，由於新的供暖方案遠未完成，所以底層平民們恐怕將要在嚴酷的低溫下捱過這個冬天。

這是北京行政高壓下一系列看起來不可思議的連續事件，也是這段時間的北京藝術家們工作的現況。經過之前的一輪大規模的拆遷，剛剛被拆掉舊工作室的藝術家又開始擔憂自己剛租下的新工作室，它也可能是政府騰退低端人口和產業的政策目標。所以一時間人人自危，見面的問候語也變成了「你的工作室怎麼樣了？」

其實按說在北京的藝術家應該是很習慣於被驅趕了，其中的許多人一直位列「低端人口」的榜單之上，在上世紀1990年代起就被稱為「盲流藝術家」。很多北漂藝術家從20多歲開始被驅趕，最近的一次大規模的驅趕應該是遠在京郊六環外的李橋藝術區，一個短命的藝術區，其中很多被驅趕者已經50多歲了。對這個群體而言，「放逐」幾乎貫穿他們整個的藝術生涯。當然這個被放逐的群體還在不斷的擴大，今天20多歲的年輕藝術家們，無法想像當他們年過半百的時候是否仍然在不斷搬遷中渡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