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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故宮】日本展:為何會發生「國立」名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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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故宮】日本展:為何會發生「國立」名稱問題?

此次日本媒體在了解日本展的正式名稱為「國立」的前提下,參與成為主辦單位。問題不是出在報導,而是出在印製海報、票…
此次日本媒體在了解日本展的正式名稱為「國立」的前提下,參與成為主辦單位。問題不是出在報導,而是出在印製海報、票券上的「灰色地帶」,這也不是寫入展會正式名稱的地方。在東博、故宮和駐日代表處的任何一人,在準備過程中沒人提出「不可刪去國立」的建議,就是如此單純的事實。因此日本媒體依照其習慣,在正式表述展會名稱之外的場合,沒有使用國立,這和善意、惡意無關,甚至也扯不上政治判斷。事實上,在海報的說明文字部分是有寫上「國立」,但在海報標題上沒有。
我讀過故宮所寫的報告書,有段說明令人不得不注意。針對日本媒體印製海報沒有「國立」的理由,東博向故宮說明:「不能介入媒體的編輯權」、「這是新聞自由的問題」,解釋說明為何海報沒有「國立」。但這和事實有點出入。海報及票券上的展會名稱如何表述,這並不屬於報導,本質上和編輯權、新聞自由無關。對於東博的說法,臺北故宮質疑:「海報或票券都不能算是報導,不能同意東博的說明」,是可以理解的。
這不是「新聞自由」的問題,實情是東博和媒體之間沒有針對國立的名稱問題充分溝通。換言之,對於「東博和媒體海報的表述方式不同,媒體如果把『國立』拿掉,臺北故宮是不是會反彈」的問題,雙方事情沒有納入討論的可能性極高。
這麼說的證據是這樣的:依照故宮的要求,媒體方面最後也沒有質疑反對,馬上配合加上國立的名稱,如果這真的是屬於編輯權的問題,不可能在這麼短短的幾天之內就修正好,各家媒體的編輯部一定也會雞飛狗跳,因為與臺灣相關的「國家」名稱,這可是關係著日本與中國關係的日本外交大問題。因此,名稱問題的本質與「東博與媒體」之間溝通不足才是爭議的核心,而我認為臺灣方面也有相同的情形。
依據許多與日本展相關的臺灣政界人士告訴我,臺北故宮、外交部、駐日代表處,根本沒有組成任務小組來處理這次日本展的準備工作。情報資訊雖有一定程度的分享,多以電郵、傳真或電話為主,但是相關負責人在事前並沒有開會討論檢視所有的問題。臺灣的外交部、駐日代表處的官員說:「臺北故宮的鞏固自我勢力範圍的意識強烈,沒和其他部門做事前溝通,我們也就無法給予適切的建議。」這個原因的背後是因為臺北故宮認為「展覽是文化交流,館對館對話是理所當然的。」然而從過去的歷史證明,故宮的海外展覽是故宮和外交部必須保持密切聯繫的課題。
民進黨時代的故宮院長林曼麗在我採訪中表示過,在故宮赴奧地利展出之前,便每天和駐奧代表電話聯繫,確認所有準備工作。這次日本展,臺北故宮、外交部及駐日代表處之間顯然聯繫不足,如果從結果來說,這是發生「國立」名稱問題的「第二個原因」。
在日本舉辦的展會,通常媒體和博物館深度合作進行,博物館負責展覽,媒體負責宣傳,已形成營利所得雙方分帳的商業模式。在日本有關海報及票券製作由東博和日本媒體分工合作的情形,這是臺北故宮無法想像得到的。但是,臺灣的外交部及駐日代表處中的官員,是能夠了解這種日本媒體的體質,也知道「國立」名稱問題對臺灣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外交問題。
因為外交部沒有參與故宮日本展的實務運作,也就沒有以當事人的意識來對應檢查日本媒體的「國立」名稱。馮明珠院長說:「我們是研究人員,沒有政治敏感度」,說明遲緩因應「國立」名稱問題的原因。故宮欠缺敏感度是一開始大家就知道的事情,似乎總統府或國家安全會議應該從一開始就組成「小組」,邀集故宮、外交部、文化部一起討論才對。
此外,還有一個謎團。為什麼馬總統那麼「憤怒」,採取如此強硬的態度呢?我可以理解,對於具有強烈中華民國意識的馬總統,對於「國立」名稱問題比較敏感,但是認為這次有點過度的人,不是只有我,臺灣的政界、媒體界人士都有這種感覺。
臺灣的政治評論家姚人多在六月二十五日《新新聞》雜誌上所寫的文章〈故宮案是送給張志軍的大禮〉,我過了一陣子才發現到這篇。姚人多認為,馬總統表示「憤怒」,其實是故宮展的時間和中國國臺辦主任張志軍首度訪臺的時間相近,兩者有密切關係。面對中國重要人物即將訪臺,剛好在「國立」名稱問題上,對日本採取強硬的態度,以討中國的歡心。
讀了這篇文章讓我有恍然大悟的感覺。文章中並沒有提到,在那一年的十一月將在北京舉行(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當時兩岸正在談判處理馬總統首度訪問中國的事情,張志軍的訪臺案也在議題之內,馬總統希望以臺灣代表的身分出席,而的國際會議場合涉及「主權」問題,對此中國態度消極,不希望臺灣總統出席,因此兩岸之間的談判非常微妙。在故宮問題上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勢,是不是正好成為促成出席音。
此外,我也從臺灣政界相關人士聽到一種「動機說」,故宮展的日本方面窗口是日華懇,有關國會議員外交管道幫助故宮展的情形,本書前文已提及;臺灣的對口經常是由立法院長王金平獨占。馬總統和王金平之間關係不睦,而這一年三到四月發生「太陽花學運」時,王金平又在最後階段與學生「和解」搶功,所以馬總統想讓王金平面子掛不住。無論哪種說法,馬總統「憤怒」的背後,隱藏了不單純的動機,這也是沒什麼好奇怪的。
我想要總結這次的「國立」名稱問題,如同日本的諺語所說:「船頭多くて船山に上がる」(指揮的人太多,結果往錯誤方向前進),「牽涉到的人太多,反而沒人仔細注意,『國立』名稱問題進入亂流區,最後造成最高危機事件。」
在日本和臺灣之間的戰後史,故宮赴日展覽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心願,經過各種各樣的努力,終於實現的重要活動。造成開幕前「最後一哩路」挫折的最大原因,是因為日方的東博和媒體、臺方的故宮、外交部和駐日代表處沒有能夠整合,也沒有集結各自的智慧和知識來推動展會。所有和故宮日本展相關的人員,程度或多或少,都有責任。如果能夠的話,期許彼此能夠超越組織本位的面子和自我合理化,一起開誠布公地討論失敗的原因,作為留給後世的教訓,也讓下一次故宮展的準備可以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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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日本媒體印製的海報沒有「國立」?我們應該要具體地來分析;但是一直到今天,很難說已經做了這件事情。
對於這個問題,身為當事者的東博和臺北故宮的反應,兩者形成對比。東博的姿態很低,故宮則是高調、高壓回應。開幕式時,館長錢谷真美的致詞中提到:「此次海報沒有登載正式名稱,讓臺灣的民眾感到不愉快,發生這樣的事情,身為館長,表示萬分歉意。」而臺北故宮院長馮明珠抵達日本後,她這麼說的:「從博物館的專業來說,我們沒有問題。如果要檢討反省的話,我們依據契約精神,執行契約的條款,不存在責任問題。」日本錯,臺灣沒錯,即使有,也是這樣的「對外說法」。的確從契約上來看,東博有錯,但是我認為仍然說明不夠充分,隱藏在這個「國立」名稱問題的背後,如果不往下挖掘,是學不到「教訓」的。
臺灣媒體做了很多分析,其中最為凸顯的意見是認為:「日本患有中國恐懼症,因為顧慮中國所以不用國立。」過去日本政治或媒體或許過度在意中國,但是至少在這次的問題上,不能說完全沒有考慮和中國的相關性,但是這樣的評論多少有點失準。
日本媒體有關中國和臺灣的相關報導,不把臺灣視為國家的表述方式,已經成為常年的潛規則。這是因為一九七二年中國和日本建交,所以不會使用「臺灣政府」、「中華民國政府」等名稱,但是這並不是「恐中症」的問題。日本在面對兩岸複雜的政治對立,為了能和中國、臺灣都穩當來往,有時又必須在檯面下取得臺灣的理解,因此長期以來積累的共識,形成了妥協方法。
國立台北故宮博物院日本展海報。
野島剛(NojimaTsuyoshi) ( 2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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