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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絕望還是不在乎?有「國」無「美」的官僚化國美館館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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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絕望還是不在乎?有「國」無「美」的官僚化國美館館長事件

到底文化部的文官行政專業是什麼?行政體系有沒有機制讓機構來防禦這些並非個案的問題?
文化部在這次事件的處理過程,對國美館與藝術社群的關係是否造成影響?圖為林玉山捐贈特展一景。(國立臺灣美術館提供)
隨著國立臺灣美術館(以下簡稱國美館)新任館長梁永斐上任,前館長林志明被週刊爆料等新聞似乎告一段落,但是國美館的問題就這樣結束了嗎?文化部在這次事件的處理過程,對國美館與藝術社群的關係是否造成影響?這些問題似乎不能只等待後續觀察。在這次文化部的善後處裡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些值得討論的問題,藝術社群並非只能等待,我們應該要更積極的面對,畢竟面對國美館等官方機構,藝術社群除了提供專業以外,同時也是納稅人,更是同一場域彼此影響的節點,雙方的關係不能只停留在網路爆料的層面。
做為唯一的國家級美術館,國美館應該要背負的功能與影響其實是被忽略的,尤其是在藝術領域、特別是當代藝術領域還是大量的依靠官方補助而缺乏市場機制的時代。但是關於國美館的討論其實是匱乏的,這當然可以說因為國美館不在臺北,遠離核心區域,但不也說明國美館失去該有的影響力,這些影響力包括了前瞻的思考與對過去的整理。由於近年來文化部力推臺灣藝術史,加上國美館前身省立美術館的累積,的確頗有進度,但是在前瞻性的展望與思考上,似乎較為欠缺,而藝術領域似乎也對此毫無期待。
在這次的國美館事件中,吳牧青的「【國美血觀音,學者麥娜絲】政界對藝壇學界信任降至冰點」一文結論是很好的提醒。學界多年來的各種陋習,導致藝術領域的權力迴圈而喪失自我修正的能力,的確值得注意。但是在這次的事件中,真的如吳牧青文中所提,「若沒有事證可證明她越過那條紅線,也能只停留在其人品和觀感問題。」就沒有其他問題了嗎?就在同一文中描述到「國美館一級主管們的積極回應,彷彿館長夫人的意思就等同館長的指令 。」這裡面難道就沒有行政上的界線疏失需要檢討嗎?當文化部將一切的問題推給館長與夫人時,彷彿文化部不是行政部門,沒有行政責任,我們只能期待行政首長的聖人人格?到底文化部的文官行政專業是什麼?行政體系有沒有機制讓機構來防禦這些並非個案的夫人文化?
更進一步來說,當文化部在面對國美館館長人選時,如果真如吳牧青的報導,是「因為林志明一案,文化部對藝壇學界的信任關係,也降到新低點。」那就更顯荒謬,這種因為一人犯錯,而對整體失去信任的邏輯,若拉回到文化部自己是否也成立?將行政專業完全替換成館長私德,我們只看到文化部推卸責任,新任館長的人選更讓我們看到藉機讓行政擴權,前部長提倡的臂距原理似乎無人關注。事實上,如吳牧青提到「文化專業治理的高度自治權,換來權力豢養不知節制的官僚化學者 」的問題,並非以行政官僚來取代文化專業自治就可以解決,這種作法只能堪稱「人治」而非以文化為前提的制度。
國立臺灣美術館館長如何肩負應有的責任,藝術社群的期待為何?圖為林玉山捐贈特展一景。(國立臺灣美術館提供)
當然,目前新任國美館館長已經上任,但是提出上述的問題,主要是基於民間對行政權的制衡與監督幾乎失效。如果藝術領域對行政權的態度,只能被動期待官員的藝術素養,那跟放棄幾乎沒什麼差別。而在這種情況下,行政權最容易持續方式是回顧過去,失去提出方向的勇氣,在回顧過去的比重加強後,有沒有可能陷入倒退到省美館時代的美學危機?畢竟這是策略上最保守又政治正確的做法,臺灣藝術史的確是需要重視,但這是長期的投入,國美館要看的不只是過去還有未來,過去可以交給學者專家,而掌舵者對未來的看法對藝術領域更形重要。當然,我們對國美館新任館長還是抱有期待,例如前述的行政界限的界定與輔助,還有如何統整資源來做到有全盤觀的火車頭功能,例如與轄下各生活美學館的互動,以大館帶小館的方式帶動進步。
另一方面,當各縣市的美術館相繼成立時,國美館的資源與經驗是否能夠共享協助,或者是官方藝術品的收藏修復相關資源調度等等,這些問題其實也是未來博物館司要面對的問題,也需要在與學界建立良好的關係的同時建立界線,在在需要深厚的行政能力來面對。
陳韋鑑 ( 2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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