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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納獎:身分、政治與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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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納獎:身分、政治與憤怒

自1980年代以來,每一年泰德美術館均會在大廳中架起神壇,邀請各界政商名流來此畫符念咒,召喚著透納的幽魂;透納在陰霾的英倫天空盤旋,目睹著數不清的藝術家在美術殿堂前浮浮沉沉、進進出出,在鎂光燈前、講臺上、開幕會場中,無論幕前的得主是白人、黑人、女性、或是同志,幕後均見同一批黑影,拉扯著偶線。
約瑟夫.瑪羅德.威廉.透納
自約瑟夫.瑪羅德.威廉.透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於倫敦柯芬園淑女巷(Maiden Lane, Covent Garden)誕生的那一刻起,父親便視他為天資異稟的神童;童年透納天賦異稟,小小年紀便熟稔素描要訣,隨筆拈來、妙筆生花,驕傲的父親將其大作懸掛在自家理髮店櫥窗上,讓顧客以數先令價格購入。
約瑟夫.瑪羅德.威廉.透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自畫像》(Self-portrait),油彩、畫布,74.3×58.4cm,circa 1799。(Public domain)
約瑟夫.瑪羅德.威廉.透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於倫敦柯芬園淑女巷(Maiden Lane, Covent Garden)誕生,c.1850s。(CC 0)
數年後,青少年透納踏入了皇家藝術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其不僅在水彩畫上展現超人天份、並無師自通油畫,首幅作品《海上漁夫》(Fishermen at Sea)在研究院展覽上大受好評,從此,藝術之路在少年透納面前敞開。成年透納一生創作無數,媒材五花八門,商業觸角延伸四方,他大量製造暢銷的蝕版畫、為藏家精選限量水彩、並為展覽委託案製作大型油畫。
在藝術史上,透納一直都是個複雜、充滿爭議的人物,他的生命虛實交雜,有時真誠坦率、有時卻虛情造作;他是寄生上流的工人階級男子,他聲名遠播、富貴榮華,卻性格古怪、孤傲不馴;他為倫敦與肯特(Kent)一帶的地主,其位於西倫敦的畫廊達官顯貴雲集,卻仍在破敗貧窮的沃平區(Wapping)開了間酒吧;他貴為皇家藝術研究院教授,開堂授課、講授透視學,嘴裡卻是一口粗鄙的東倫敦地痞口音。
晚年透納完成了父親的預言,他從貧民窟一路攀爬,最終抵達了維多莉亞階級社會的制高點,他俯視人類千百年淵遠流傳的藝術史,德高望重,但卻孤行單影、霍亂纏身,最後在1851年痛苦地死去。
威廉.透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進入皇家藝術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後不僅在水彩畫上展現超人天份,首幅油畫作品《海上漁夫》(Fishermen at Sea)亦大獲好評。(Public domain)
草創時期
就在透納與世長辭100多年後,後人仍對他念念不忘,稱他為浪漫主義的巨匠,因他描繪了英國最輝煌的時刻:乘風破浪的汽船、縱行在漫天細雨的火車,英國砲彈在各殖民地飛竄、無堅不摧,透過他戲劇化的筆觸,讓百年後世牢牢記住此史詩般的年代。
首屆透納獎(Turner Prize)開幕的1984年,正是柴切爾夫人當道,英國是個活在帝國廢墟中的壓抑島嶼,她不僅殖民地盡失,還上演著一場政府與工會的大戰;當年的透納獎並未引起社會上太多的討論,絕大部分人在意的是塵埃方定的福克蘭群島戰爭,與北方工業城展開的「礦工罷工」(miner strike);但就在照相寫實主義畫家馬爾科姆.莫利(Malcolm A. Morley)獲得首獎的消息傳開,卻引起了藝術圈子裡不小的反彈聲音,儘管莫利為英國籍,卻長年居住美國,給了眾人質疑其「對英國貢獻」的口實。
當年的英國不僅壓抑保守,還是一片藝術的貧脊荒地,此地想像力之荒蕪,讓透納獎像是一場純粹數學機率的俄羅斯輪盤遊戲;在接下來的五年,首屆透納獎的入圍藝術家吉伯特與喬治(Gilbert & George)、理查德.朗(Richard Long)、霍華德.霍奇金(Howard Hodgkin)輪流獲得首獎。
另外,草創時期的透納獎也需克服資金來源的挑戰。在柴切爾夫人時代的公部門資金缺乏下,讓泰德美術館(Tate Britain)得另闢財源、找尋私人與企業贊助,其金主之一為1980年代呼風喚雨、掀起「垃圾債狂潮」的美國德克索投資銀行(Drexel Burnham Lambert ),而1990年德克索銀行的破產也讓透納獎陷入危機,被迫宣告停辦。
隔年,如此悲慘的局面被英國第四頻道公司(Channel 4)打破,其不僅投注資金拯救了透納獎,也在獎項規則上做了大幅度的調整:首先,獎金從原來的10,000提升至20,000英鎊(註1),每年入圍者為四人,每人年齡不得超過50歲(註2),最後,透納獎展覽規模擴大,從群展改為每個藝術家獨立展間、類同小型個展的方式呈現。
1984年,首屆透納獎(Turner Prize)由照相寫實主義畫家馬爾科姆.莫利(Malcolm A. Morley)獲得首獎。(© Tate photography)
年輕英國藝術家運動
1991年,隨著印度裔藝術家安尼施.卡普爾(Anish Kapoor)拿下首獎,也為透納獎的新時代畫下了序曲。
1991年,印度裔藝術家安尼施.卡普爾(Anish Kapoor)以作品《A Wing at the Heart of Things》拿下透納獎(Turner Prize)首獎。(By Vogler – Own work, CC BY-SA 4.0)
1991年,印度裔藝術家安尼施.卡普爾(Anish Kapoor)以作品《A Wing at the Heart of Things》拿下透納獎(Turner Prize)首獎。(© Anish Kapoor and Tate)
1993年,瑞秋.懷特瑞德(Rachel Whiteread)為首位女性透納獎得主。她的作品《房子》原本是東倫敦的一棟廢棄老宅,懷特瑞德從屋頂灌入大量水泥,將其轉化成巨大的水泥雕塑,一時之間成為當地熱門景點。就在入圍透納獎的同時,藝術團體K基金會(註3)頒予了懷特瑞德「年度最爛藝術家獎」,獎金高達40,000英鎊(為透納獎獎金的兩倍);在透納獎頒獎當日,K基金會將釘在畫布上的四萬現金以鐵鍊鎖在美術館大門,並威脅將其付之一炬.最後,懷特瑞德迫於壓力接受了此獎,並把獎金捐贈給慈善單位.在此荒謬又戲劇化的同一天,市議會宣佈將《房子》作品拆除。
1993年,瑞秋.懷特瑞德(Rachel Whiteread)以作品《房子》(House)成為首位女性透納獎(Turner Prize)得主。(Photo by Sue Omerod, © Rachel Whiteread and Tate)
隨著怪手起落的塵土之間,也捲起了當代藝術、驚嚇美學、大眾媒體的糾纏三角關係,從此以後,透納獎開啟了一段以挑釁大眾博得媒體收益的時代;而此策略的奏效,主要歸功於1990年代興起的「年輕英國藝術家」(the Young British Artists, YBAs),這群英國藝術的新世代以尖銳聳動的創作主題著稱,並在媒體與大眾輿論的攪動下,成為一股橫掃藝壇的旋風,並主掌了近十年透納獎的發展,如1995年獲獎者達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分別的母子》(Mother and Child, Divided)、1999年翠西.艾敏(Tracey Emin)入圍作品《我的床》(My Bed,註4)不僅吸引了英國小報的大肆報導,也讓觀展人次屢創新高。
透納獎的爭議波瀾不僅在國內發酵,更傳遞到世界各地,如1998年得主克里斯.奧菲利(Chris Ofili)長年蒐集大象糞便為創作材料,他的作品《神聖處女瑪莉亞》(The Holy Virgin Mary)描繪一黑人聖母,衣袖中袒露用大象糞便所製成的乳房,聖母周遭天使環繞,天使的臉則是色情雜誌的陰道特寫.當此作品在布魯克林美術館展覽時,紐約市長魯道夫.朱利安尼(Rudolph Giuliani)大為震怒,並威脅凍結美術館經費,引發了館方與市政府的官司纏鬥。在2002年的紐約軍械庫展,奧菲利宣佈將把作品收益捐贈給倫敦動物園中的三隻大象,以感謝其多年來慷慨捐贈糞便。
狂風過後
隨著「英國年輕藝術家」的旋風逐漸消退,千禧年後的透納獎產出了幾位相較「安靜」的得主,他/她們為藝術圈的穩健中生代,僅管沒有人盡皆知的知名度與大眾媒體的關注,他們的藝術語彙卻對後輩留下深遠的影響。
如2004年得主傑里米.德勒(Jemery Deller,註5)與2007年的馬克.沃林格(Mark Wallinger)使用流行音樂與俗民文化為創作元素,探討英國的國族文化與社會問題;德勒在色彩與媒材上的奔放、沃林格的低限與節制,兩人均擅於玩弄稍顯媚俗的視覺元素,作品幽默感與諷刺性交融,並輕盈地在社會神經敏感帶上飄忽;德勒與沃林格既基進又犬儒的英國精神,形塑了當代政治藝術的基礎語法。
2005年得主西蒙.史達林(Simon Starling)與2009入圍的羅傑.希恩斯(Roger Hiorns,註6)擅長利用多個歷史文本、探討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從史達林的《屋船屋(移動式建築第二號)》(SHEDBOATSHED [MOBILE ARCHITECTURE NO. 2] )將木屋翻轉成的木船沿著河流蜿蜒而下的旅程,到希恩斯的《劫持》(Seizure)將南倫敦的社會住宅轉化為藍色水晶的養殖場;兩人藝術語彙跟隨生態環境變幻多端,為日後的生物藝術與環境議題劃下伏筆。
2006年得主湯瑪.阿比特斯(Tomma Abts)與 2011年的馬丁.博伊斯(Martin Boyce)構圖精簡、用色樸素,底下卻暗藏複雜的語言構成與近乎自虐的嚴格方法學,其拒絕被一般大眾理解的執念之深刻,讓觀展經驗像是一場願打願挨的啞謎遊戲,但也定義了歐洲藝術的菁英語彙。
藝術獎項的公共性
另一個1990年代末的重要發展,是布萊爾政府所提出的「文化創意產業」(Creative Industry),藝術補助思維也開始著重產業培養與財富創造;在政府的產業大旗下,藝術家從原本波希米亞的小眾族群搖身一變為理直氣壯的伸手要錢者,塞進口袋的不僅是納稅人的鈔票、也是隱藏性的社會契約;從此,藝術家開始肩負起國家產經重任,從創造國族文化、凝聚社區意識、到輔助文化產業的發展。
每年攪動媒體效應與公眾討論的透納獎,也成為了能為社會所用的「公共財」。在千禧年之後,在均衡地區發展的呼聲下,透納獎開始在利物浦(2007)、新堡(Newcastle,2011)、赫爾(Hull,2017)、馬蓋特(Margate,2019)等倫敦以外的城鎮舉辦,以吸引觀光人潮挹助偏鄉城鎮的發展。
2013年於倫敦德里 (Londonderry)舉辦的透納獎則具有特別歷史意義,在北愛爾蘭衝突期間,英軍與愛爾蘭共和軍曾以倫敦德里為戰場,進行長達數十年的政治暗殺與武裝衝突,造成巨大的軍民傷亡。也因此,當年透納獎在廢棄軍營中舉行展覽(註7),象徵了英國歷史血腥一頁的落幕。
2015年於格拉斯哥(Glasgow)舉辦的透納獎由建築團隊「Assemble」所獲得,為年紀最輕、人數最多、而且成員沒有一位藝術家的得主;獲獎作品《格蘭比四條街道》(Granby Four Streets)為利物浦的一排舊房,因年久失修、廢棄多年,為避免建商介入造成地價上漲,居民開始自立改善環境並邀請Assemble進駐;在Assemble翻修空屋、植栽綠化公共空間之後,不僅成功拯救凋零社區,更利用透納奬的機會創立「格蘭比工作坊」(Granby Workshop,註8),以回收廢物製作傢俱、將營收回饋社區的小型公司。
Assemble的溫馨勵志故事,也反應了英國所邁入的「前脫歐時代」;《格蘭比四條街道》身處在全球化下的兩極世界,當全球經濟將金錢財富匯集於倫敦的同時,過去曾經風華一時的北方工業城(如利物浦、曼徹斯特與格拉斯哥)卻面臨產業外移與失業的嚴峻考驗;《格蘭比四條街道》訴說的是後工業英國的黑暗故事,這些破敗社區是資本架構下的犧牲品、也是失敗住宅政策所造就的產物。(註9)
2015年的透納獎(Turner Prize)由建築團隊「Assemble」所獲得,為年紀最輕、人數最多、而且成員沒有一位藝術家的得主。(© Assemble)
身分、政治與憤怒
相較於2016年脫歐公投所帶來政治上的紛紛擾擾,與英國社會日漸高漲的排外情緒,近年的透納奬入圍者的身分卻越來越多元,因此,常被形容是「身分政治當道」的數年。
2017年得主盧拜納.希米德(Lubaina Himid)出生自坦桑尼亞,長期關注種族議題,時年63歲的她打破透納獎的年齡紀錄,也為首位非裔女性藝術家獲得此殊榮。
2017年透納獎(Turner Prize)由非裔女藝術家盧拜納.希米德(Lubaina Himid)獲得。(Photo by Edmund Blok for Modern Art Oxford, 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Hollybush Gardens)
2018年得主夏洛特.普羅傑(Charlotte Prodger)以iphone拍攝類電影,探索酷兒身體、風景、敘事與時間的關係。
2019年透納獎入圍者包括哥倫比亞籍的奧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約旦藝術家勞倫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曾投入社工工作十年的黑人藝術家海倫.坎莫克(Helen Cammock),與從未受過專業訓練的素人藝術家泰.莎妮(Tai Shani)。
隨著脫歐大日步步進逼,透納獎在海邊小鎮馬蓋特(Margate)舉辦,此地不僅有著名的日出景觀為透納生前時常探訪的名勝,傳統上政治保守的馬蓋特也為支持脫歐的大本營之一;不出所料,透納獎入圍者共同獲獎的消息一出,便暫時擊敗煙硝味濃厚的大選新聞,登上各媒體版面;此四人和樂融融共享獎項的畫面,為向右翼急速傾斜的英國留下了世界大一同的最後註解。
2019年,透納獎(Turner Prize)由四位入圍者共同獲獎:包括哥倫比亞籍的奧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約旦藝術家勞倫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曾投入社工工作十年的黑人藝術家海倫.坎莫克(Helen Cammock),與從未受過專業訓練的素人藝術家泰.莎妮(Tai Shani)。(©getty images)
透納的幽魂
從透納誕生的那一刻起,其從娘胎所凝視的,便是自中世紀源遠流傳的階級社會,在那以世襲為社會關係基礎的世界中,身分主宰了一切;就如同藝術史上的無數畫家,透納藉由文藝復興以降藝術家的特殊身分往上攀爬,從柯芬園淑女巷的理髮店開始,晚年的他抵達了人肉金字塔的高處,此後餘生被有錢有勢者包圍,活得既複雜又矛盾。
不同於同時期的浪漫主義者,透納擁抱科學,他著迷於太陽光暈的構造,研究隱藏在視線外的隱形磁力場;他在畫布上勾勒破浪而行的輪船、劃過鄉間的火車,記錄一個工業革命降臨的時代。在那,工廠、槍砲、蒸汽機鬆動了原本牢不可破的社會秩序;廣大的殖民地、無數的新發明,透納身處帝國中心,浩瀚的世界是無窮可能性的邊界,貧農可一夜致富、小兵可一定江山。
薩奇美術館 (The Saatchi Gallery)歷經閉館,在2010年查爾斯.薩奇(Charles Saatchi)宣布捐贈予英國政府。(© Jack Gavigan, CC BY-SA 3.0)
百年後,就當柴切爾夫人瓦解了工會、自由化了金融市場,布萊爾的「新工黨」(New Labour)正帶領著英國邁向市場機制的美麗新世界,一批年輕英國藝術家正橫掃藝壇;不同於過去的中產文化菁英,這些人來自多元的社經背景,是工人階級、單親家庭與移民之子,如來自北方工業城里茲(Leeds)的赫斯特、與來自曼徹斯特、在奈及利亞單親家庭長大的奧菲利,這些人在免費的公立教育下完成學業,透過各種社會津貼與獎學金維繫創作,於地價還未被炒作的倫敦生根,碰上藏家如查爾斯.薩奇(Charles Saatchi,註10)的推波助瀾,順利爬上社會階梯,完成了階級流動。
年輕英國藝術家挑釁觀者,屢上報紙頭條,透過譁然的公眾輿論收割媒體效益,其與保守價值的碰撞仿若一場階級革命。出生自吉普賽家庭,自小父母離異,並在貧窮、酗酒、與性侵陰影下長大的艾敏,其作品如列舉過去性史的帳篷《1963到1995之間我曾睡過的人》(Everyone I Have Ever Slept With 1963-1995)、點綴著保險套與經血的《我的床》(My Bed),僅管當年被視為驚世駭俗,實際上不過是描寫了英國社會底層的女性所遇到的生活挑戰與困境:不穩定的感情關係、藥物與酒精氾濫、性暴力與侵害,這些在社會新聞上稀鬆平常的事件,但卻在藝術語境下成為挑釁觀者的「私密作品」。
1999年,翠西.艾敏(Tracey Emin)以作品《我的床》(My Bed)入圍透納獎(Turner Prize) 。(© Piers Allardyce, CC BY 2.0)
時間移轉至21世紀的今日,私有化藝術教育的高昂學費、獎學金的缺無,讓藝術學院的課堂上僅見中產背景學生;畢業後,產業界低落的勞動條件與無薪環境,又再次淘汰了來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工作者;如此越趨中產、扁平的文化領域,其訴說的故事,是社會中特定群體的價值與世界觀;當視覺藝術不再是推進社會資源再分配的動力時,它便成為不平等世界的一環:就當中產觀眾遊走在以國家資源補助的展廳之時,勞工階層則在足球場與演唱會中搖旗吶喊,花了大把鈔票,肥了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口袋。
泰德美術館(Tate Britain)自1984年起,每年舉辦透納獎(Turner Prize),而千禧年後,則在英國各鄉鎮舉辦。(By Tony Hisgett from Birmingham, UK – Tate BritainUploaded by Magnus Manske, CC BY 2.0)
自1980年代以來,每一年泰德美術館均會在大廳中架起神壇,邀請各界政商名流來此畫符念咒,召喚著透納的幽魂;透納在陰霾的英倫天空盤旋,目睹著數不清的藝術家在美術殿堂前浮浮沉沉、進進出出,在鎂光燈前、講臺上、開幕會場中,無論幕前的得主是白人、黑人、女性、或是同志,幕後均見同一批黑影,拉扯著偶線,牽動著投射燈下的身影;而美術館大門之外,無數頭顱在藝術窄門前鑽動,彼此踩踏著,在玻璃天花板下敲得頭破血流。

註1 2004年起,在酒商哥頓金酒(Gordon's Gin)的贊助下,透納獎(Turner Prize)總獎金提升至40,000英鎊,25,000英鎊(約100萬新臺幣)頒發給得主,而入圍者各獲五千英鎊(約20萬元新臺幣)。
註2 此規定在2017年被打破,當年透納獎(Turner Prize)得主盧拜納.希米德(Lubaina Himid)時年63歲,為透納獎歷史上最年長的獲獎者。
註3 K基金會由比爾.德拉蒙德(Bill Drummond)與吉米.考蒂(Jimmy Cauty)組成,兩人為英國1980年代末的酸浩室KLF樂團團員,自1987年起,KLF以「齊平古代慕木」(The Justified Ancients of Mu Mu)、「時間領主」(The Timelords)為名發表專輯,並在1988年名列英國流行排行榜第一名。利用唱片豐厚的收入,兩人成立K基金會,除頒發40,000英鎊給「年度最爛藝術家獎」得主外,更在1994年舉行行為表演,當眾焚燒100萬英鎊現金。
註4 就在翠西.艾敏(Tracey Emin)那年的透納獎(Turner Prize)開展後不久,中國藝術家蔡元與奚建君赤裸全身、在《我的床》上大打枕頭戰,完成了行為作品《兩個裸體男人跳進翠西的床上》,並引起現場觀眾鼓譟叫好。
註5 傑里米.德勒(Jemery Deller)最為人熟知的作品《奧格里夫之戰》(The Battle of Orgreave),為邀請過去抗爭者重新演出1980年代的礦工罷工事件,並曾在2004臺北雙年展展出。
註6 在2014臺北雙年展,希恩斯曾展出類似作品《無題》(Untitled),其為一片灰色塵土,是海恩斯將客機引擎熔化後,透過噴嘴中的水氣,讓液體分散成微小液滴,而被「霧化」的液滴則可捕集氣體中的物質,使小液滴變成顆粒。因此,原先僅為物的客機引擎,在如煉金術般的化學實驗中蛻變為具有能動性的物質,最後形成再平凡不過卻帶有詩意的一片塵土。
註7 當年透納獎(Turner Prize)由法籍旅英藝術家勞倫.普羅沃斯特(Laure Prouvost)獲得獎項。
註8 目前格蘭比工作坊仍在持續營運,其網路商店請見:https://granbyworkshop.co.uk/。
註9  常被詬病的政策如2002年工黨政府的「房屋市場更新倡議計畫」(Housing Market Renewal Initiative, HMRI)不僅無法防止社會住宅的惡化,還造成弱勢族群的迫遷與社區的進一步破敗。
註10 查爾斯.薩奇為英國企業家,曾與其兄創辦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廣告公司薩奇與薩奇(Saatchi&Saatchi)。薩奇在年輕英國藝術家運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為赫斯特與翠西.艾敏(Tracey Emin)成名的主要推手。薩奇並在倫敦富裕的南肯辛頓區(South Kensington)設立薩奇藝廊(Saatchi Gallery),展間氣派可比美術館,可惜近年展覽評價不佳,聲譽有下降的趨勢。
張碩尹 ( 8篇 )
旅英台灣藝術家,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學士,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藝術碩士畢。其創作媒材跨及裝置、繪畫、表演與錄像,並結合科學、生物學、生物動力學等不同知識領域,反應人與科技、社會的關係。他的近期個展於德國萊比錫Kunstkraftwerk藝術中心、倫敦亞洲藝術中心、台北市立美術館;並參與台北雙年展、廣州三年展、薩奇藝廊、 Compton Verney美術館、惠康基金會之群展與委託案。近期獲獎包括英國皇家雕塑學會獎、香港Art Central新晉菁英大獎。作品受台北市立美術館、巴西駐英大使館、韓國Noblesse Collection、墨西哥JM SR Collection典藏,與亞洲歐洲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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