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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級「開箱文」:當中國學者遇上日本天皇的寶藏

國家級「開箱文」:當中國學者遇上日本天皇的寶藏

一同前往的學者都已經散開,傅芸子一開始有點緊張,但在濱田教授的幫助下,入內手續其實相當順利,他懷著興奮的心情,跟隨一部分觀眾走進長石林徑。館員在外側架設臨時木梯,此觀看經驗與正倉院曝晾藏品及另闢展區的做法完全不同,入內須拖鞋,是名副其實的「入倉」。
在2019年,日本正式迎來令和時代,隨著新天皇的登基,皇室活動的亮點除了奈良國立博物館每年一曬的正倉院展,今年東京國立博物館更加碼了法隆寺的收藏,舉辦「正倉院の世界」御即位記念特別展。
自神武天皇與光明皇后起,正倉院歷經千年風霜後,最終成為傲視全球的東洋文物寶庫之一,倉裡的寶物,若是能看上一回,便能親身體會到大唐盛況的美好,完全不會言過其實。正倉院的大展,這個年度國家級大開箱,幾乎成為日本人的全民運動。
奈良國立博物館及東京國立博物館推出正倉院展,圖為展覽海報。(奈良國立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提供)
對於熱衷古代文化的人們來說,「絲綢之路的終點站」早已不是古都長安,而是東洋強國的皇室倉庫,裡面包含日本美術工藝珍藏和文書信札等文物,收藏範圍更囊括了中國、西域與中亞,這些藏品象徵了八世紀日本文化和技術的精髓,也是東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見證。
等等,聽到這裡,那以文化薈萃為傲、身為「絲綢之路」源頭的大唐中國呢?
唐代文化情報的逆輸入,大村西崖《東瀛珠光》
現在讓我們把時間點拉回20世紀,當時動蕩不安的中國剛歷經帝制與民主的對立,也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面對來勢洶洶的東方鄰居「日本」。知識份子們不管是抱持著怎樣的政治立場,無論是要富國強兵,還是投身文化事業,都持有共同的焦慮。但時間不會等人,在電視手機還沒出現的年代,日本的學者們,早就開始大張旗鼓地打起出版戰,誓師拿下學術領域的領導地位。
東洋美術研究的先驅大村西崖(1868-1927),在明治三十九年(1906)時與田島志一創立審美書院。1908年出版日本正倉院的寶物圖錄《東瀛珠光》第一集(1908),到了1909共出版了六冊。
這批珂羅版的印刷,對當時的知識份子而言,只有一個感想:「天,老子終於可以不用只憑文字想像做研究了!」《東瀛珠光》比限量還限量,堪稱當時的夢幻逸品,誰手上有這份讀物,幾乎就可以搶先發表期刊論文。當時的學術環境就是如此艱困,比起模稜兩可的文字記載,有圖片簡直完勝。舉個例子,王國維身為中國教科書等級的金石研究大家,在其漫長的開天闢地的學術生涯中,也常常苦於無法見到實物佐證的時候,1916年起在上海倉聖明智大學任教期間,與晚清大儒沈曾植借閱了《東瀛珠光》,1922年寫出了〈日本奈良正倉院藏六唐尺摹本跋〉。雖然當時並沒有今日的出版寒冬這件事,但日本書籍本來印量就不多,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書籍又得飄洋過海,能看到《東瀛珠光》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了。王國維只能「借摹」《東瀛珠光》,無法持有。
8世紀《漆胡瓶》,正倉院收藏,在東京國立博物館「正倉院の世界」御即位記念特別展展出。右為翻攝自大村西崖《東瀛珠光》的圖像,當時珂羅版印刷(collotype printing)雖無法表現色彩,但圖案紋樣清晰可見,可謂是20世紀初學者的研究福音。(左為東京國立博物館提供,右為維基百科提供)
現在的人們,很難想像王國維見到《東瀛珠光》的心情,更難想像只是看了一本圖錄的其中數頁,就能變出一篇傳世研究文章。但當時的客觀條件來說,要獲得一手資料就是如此艱難。在正倉院的出版物開始普及之前,《東瀛珠光》就是如此珍貴。在中國學術與中日交流正開始蓬勃發展之際,王國維如此,許多當時的知識份子如此,《東瀛珠光》成為追尋失落文物的一把巨大鑰匙,但要親眼看見世紀寶藏,不僅需要機運,也需要引介。
而這個機會,因緣際會落在了傅芸子身上。
1931年8月,梅蘭芳(左起)、馬爾智、齊如山、傅芸子及傅惜華兄弟在北京合影。(維基百科提供)
這要從1929年4月說起,依據義和團之亂的賠償金,日本設立「東方文化學院」,而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是其中應運而生的機構之一,東方文化學院以全面研究中國文化為己任,京都研究所為了填補「清朝文芸・語言・風俗」的師資缺口,從北京大學招攬了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的傅芸子(1902-1948)為講師。
 
正倉院位於東大寺內,原為東大寺保管,明治十四年(1881)正倉院寶物改歸農商務省博物館局管理,後又歸帝室博物館至今。開啟與否,是由宮內省決定,而非東大寺。直至明治四十三年(1910)起,才逐漸開放少數人等入內觀覽。而我們所謂的「正倉院展」,開放一般民眾的規模,則是等到了1946年。
 
以時間點推論,在傅芸子之前,可能真的沒幾個中國人進入這個寶庫過。
唐代文化的一級戰區——「正倉院」參觀資格戰
當時對入內參觀者的審核極其嚴格,多數人是不得其門而入的,除了官員與研究者,外國人亦須經外交長官的引介,經宮內省審查合格後,才發給「申請者拜觀券」。在人數資格與時間的限制下,每年還是有許多人遠涉重洋慕名而來。根據傅芸子的自述,有了京都帝國大學講師身分,1933年東渡日本,他在1934年如願以償進入正倉院觀賞。
那是傅芸子人生中最幸運的秋天之一。當時遇到的學界人士,在傅芸子的回憶裡,也是最美麗的機遇。
正倉院的開放,一如既往都是在深秋,11月5日是為開展第一日,那天清晨,傅芸子必須起的很早,八點左右,與京都研究所的同事水野清一來拜訪(專攻佛教藝術,1938年進入雲崗石窟調查),約了丹麥民俗學家Smidt女士一起前往奈良,在九點時,巧遇與京大教授濱田清陵(京都學派考古學的開山先驅,曾任古美術雜誌「國華」的編輯」)與其夫人、東大東洋史博士池內宏。火車一路東南行,直趨奈良。正倉院是一個神奇的地方,你隨便在路上都會撞到一個京大教授或東大研究員。
正倉院正倉。其中收藏著傲視全球的東洋文物。(東京國立博物館提供)
正倉院的臨時接待處,是由帝室博物館的人員辦理簽名驗券和入內說明,在當時,進入博物館是非常慎重的事情,因此來訪者多會選擇穿著西式或和式禮服。從繳券、簽名發還、再由招待員一同導引入內,其過程都非常慎重。
由於一同前往的學者都已經散開,傅芸子一開始有點緊張,但在濱田教授的幫助下,入內手續其實相當順利,他懷著興奮的心情,跟隨一部分觀眾走進長石林徑。館員在外側架設臨時木梯,此觀看經驗與正倉院曝晾藏品及另闢展區的做法完全不同,入內須拖鞋,是名副其實的「入倉」。
由於正倉院收藏眾多,時間有限,大家的目標並不一定相同,濱田與傅芸子的交談,也是希望彼此日後能交換觀覽的藏品心得。倉內光線黝暗,幸好同行的水野清一攜帶一個大型電燈(果然很有經驗?),但可惜的是許多藏品陳列在玻璃櫃內,只能辨識物體外型,無法仔細觀賞其表面精美的花紋。
《赤漆文欟木御廚子》,翻攝自大村西崖《東瀛珠光》第1集,東京:審美書院,明治41年(1908)1月。(維基百科提供)
好在唐代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成為傅芸子考察正倉院工藝品的助力。即便《歷代帝王圖》在20世紀初,早已成為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收藏。但這件唐代的作品,曾於1928年的帝室博物館展出,在日本引起極大的轟動,若傅芸子在赴日前已經知道此畫的存在,那可能見過上海商務印書館於1917年的印製的複製本,或大村西崖1926年於東京出版的《東洋美術史》。而傅芸子看過的正倉院諸多藏品裡,其中的紫檀木挾軾,他思及唐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中陳宣帝段落的用器,進而比較分析及研究,這也成為他未來撰文著書的重要成果之一。 
唐代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現藏於美國波士頓博物館。圈選處即是傅芸子用來參照紫檀木挾軾的傢俱。(維基百科提供)
與京都學派權威內藤湖南短暫的「以筆會友」
正倉院收藏聖武天皇的遺物,其中包含皇室使用的文房四寶。正倉院藏有「天平宝物筆」外,還有另外17隻唐筆,天平宝物筆使用過二次,一次用於天平勝寶四年(752年)在東大寺大佛開眼法會,另一次在文治元年(1185年)重建大佛開眼供奉時,後白河法皇作為御筆替大佛進行開眼儀式。
了解唐筆的材質與當時代使用的傢俱,就能進一步分析書寫姿勢與書寫效果,若能理解對書畫作品的影響,就能夠看出時代風格的關鍵。即便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發現漢居延筆,打破了正倉院唐筆的紀錄,成為最早留存至今的古筆,但是按馬衡的說法(1881-1955, 1933年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天平宝物筆」的製法,與王羲之所著《筆經》的記載符合。而另外十七隻藏在正倉院、泛稱為「唐筆」的筆,雖也遵循古制,毫內近根處裹以麻紙,但未被馬衡提及。因此傅芸子參觀之後,也只下了「來源莫明」的初步結論,傅芸子十分關心時間接近的考古發現,這些種種思考,埋下未來出版的契機。
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維基百科提供)
對唐筆上心的,還有內藤湖南。傅芸子東渡頭一年,尚未去正倉院,此時內藤湖南尚在京都的瓶原隱居,在偶然的機會下,兩人討論起正倉院的唐筆。奈良當地筆工所製作的筆,也相當受內藤湖南喜愛,甚至想邀請傅芸子到家裡一試:「我還有保存一些仿製的唐筆,你要不要來試試看?」雖然同處京大學術圈,但內藤湖南以隱居多年,年事已高,兩人到底有沒有實際見過面不得而知,中日學者透過書信往來筆談也是很常見的事情,但當時的傅芸子日文還不流利,在大學者面前獻拙,還是有些心理障礙存在,瓶原又位在遠郊,這個邀請,在內藤湖南去世後,就再也沒能實現,感嘆的心情,直到同年秋天傅芸子真的親眼看見正倉院唐筆時,一湧而上。
這是傅芸子與京都學派巨擘內藤湖南,最初也是最後的精神相遇。
出版的終點:中日文化KOL集散地「文求堂」
唐代繪畫《歷代帝王圖》和正倉院藏品的比較、日本藏的唐筆及中國近期考古研究之思辯,傅芸子的觀展經驗夾雜學術研究及個人小感,最終有幸在1941年匯集成《正倉院考古記》出版。走到最後一步,接下這個出版任務的,是中日文化KOL集散地「文求堂」漢書店。這間書店不管是主人還是事蹟,都大有來頭。
「文求堂」是世紀初坐落在日本東京的一家漢籍專營書店,主人田中慶太郎先生(1880-1951)是一位漢學者、版本學家,對日中文化交流作出重大貢獻的日本文化人。不管是經手過的作者、古籍、供書者,或是上門來尋寶的客人,都是一時之選,文求堂出過不少學術著作,例如郭沫若的《卜辭通纂》、《古代銘刻匯考》、《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等,王國維《王觀堂文選》。這些文求堂版的書籍,都一再顯示文求堂與學界的緊密關係,只要是搜集而來的古書,和甫出版的新書,只要一上架,幾乎都會被一掃而光。文求堂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8世紀《平螺鈿背八角鏡》,正倉院收藏,將在東京國立博物館「正倉院の世界」御即位記念特別展展出。(東京國立博物館提供)
《正倉院考古記》的成書,是在許多人的幫助下成功的,其困難度不僅是因為傅芸子身為一名外來的訪問學者,而是在於講學期間,長期與日本學術圈所建議的良好關係,並得到帝室博物館的大力支持,讓這本書成為繼大村西崖出版的《東瀛珠光》與帝室博物館《正倉院御物圖錄》、《正倉院棚別目錄》之後,二戰結束前最重要的中文論著,也是第一部中國學者所撰的正倉院的研究專書,其中考察唐代文化、工藝美術史,所收錄、引用與參考的中、日、歐美學者相關研究,都有著極為豐富的對照價值。也見證了傅芸子與同時代學者們,照耀著唐代研究學術盛況的點點星海。
 

參考及延伸閱讀:
傅芸子《正倉院考古記》,東京:文求堂,1941。
姜楠〈 文求堂書店の話〉,《嘉徳通訊》第119回,2018年5月。
吳澤主編《王國維全集:書信》,北京:中華書局,1984。
中央研究院歷史文物陳列館,〈以筆為簪──居延出土的漢代毛筆(上)〉,《文物館週記》第48期。
李佳穎〈古畫展示在近代史的意義─從1928 年日本「唐宋元明名畫展覽會」談起〉,典藏古美術第277期,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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