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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筆跡學:關於清帝御匾的ㄧ些書法觀察

皇帝筆跡學:關於清帝御匾的ㄧ些書法觀察

在明清保存的大量匾額中,清帝御匾始終都是最重要的文化風景。北京紫禁城、瀋陽故宮、熱河避暑山莊中壘壘可見的御筆匾額之外,民間各地的官祀廟宇、孔廟書院、吏署官衙也都保存不少御賜匾額。
中國的匾額文化歷史悠久,從文獻中可知秦漢兩朝因應大型宮殿的出現就已有匾額的形制。目前所見匾額實物(含木匾石刻),自唐宋以降就有不少名家手筆,如顏真卿、朱熹等。不過畢竟時代久遠,是否真正出自名家手筆,中間是否經過翻修重製,又或者為冒名之作,在在皆難驟下定論。除了吻合時代與個人風格而得以確認為真跡,亦得確認當初即為匾額目的所作。現留存於日本京都東福寺,南宋張即之的五幅榜書「方丈」、「三應」、「首座」、「知客」、「書記」與元代周伯琦所書、如今已成為朱德潤〈秀野軒〉引首的篆字榜書「秀野軒」(註1),皆真實保留宋元時期的匾額墨跡,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原作。至明清,無論是匾額實物、或是墨跡原作,保留可見的數量就更多了,並且可以發現匾額的功能除卻標示建物名稱,也逐漸與明清文人文化的亭台樓閣、齋室園林等空間形制相結合,既展現書法藝術,同時也成為文人「表心」的外在載體,匾額文化的外在形式與內涵至此蔚為大觀。
南宋張即之〈方丈〉,京都東福寺藏。(圖/羅啟倫)
元代周伯琦篆書「秀野軒」,今日乃為朱德潤〈秀野軒圖卷〉前方的引首。然而探究根源,周伯琦此篆書三字原意可能用作匾額之用,後與朱德潤的圖和記相結合,才成為今日手卷模樣。(圖/羅啟倫)
在明清保存的大量匾額中,清帝御匾始終都是最重要的文化風景。北京紫禁城、瀋陽故宮、熱河避暑山莊中壘壘可見的御筆匾額之外,民間各地的官祀廟宇、孔廟書院、吏署官衙也都保存不少御賜匾額。此外,隨著康熙與乾隆多次下江南,南巡途中遊歷的名山大澤、小園隱壑也因御筆題詠,成為後代文士不斷巡遊的新景點。對於清帝御題所形塑的新文化意涵,學者透過各式南巡圖像、文獻、各地石刻,已多有討論。本文針對御匾的部分,分享在書法方面的幾點觀察。
順治親筆,大膽無拘──最早的清帝御匾「正大光明」
回顧清代最早御書匾額,乃是紫禁城乾清宮中的「正大光明」匾,由順治皇帝所御筆親書。所謂「正大」,典出《易經.大壯》:「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光明」者,亦典出《易經.履》:「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自此之後,此四字遂成為後世清帝遵循不違的祖宗家法。
乾清宮為明代十四帝與清代順治、康熙二朝皇帝辦公、居寢、百官上朝之所,由順治帝所御書的黑底金字「正大光明」匾,正意味此空間的尊貴性。(圖/羅啟倫)
此匾並非一般慣常所見的木匾或石匾,乃是墨拓紙匾。墨拓原本留白之處,再填上金漆,故而成為今日所見金字黑底木框的模樣。清宮的室內用匾,常以墨拓或墨蹟紙本、絹本直接裝裱成匾,有時也稱呼為「壁子」。這種壁子匾相較於穩重華美的木雕刻匾,更顯得輕盈素雅,十分適合裝飾在客廳、書房等室內空間,故而清宮室內懸掛的匾額,多屬壁子匾。有時在一些重要的廳堂,也會懸掛起規格更高、製作更加精良的匾額,強調所在空間的重要性與尊貴,如後文將提到康熙絲製「萬壽無疆」匾。而順治帝「正大光明」匾則懸掛在乾清宮中皇帝御座的正上方,此宮是明朝14位皇帝與清朝順治帝的寢宮,官員在此殿列朝班,皇帝亦在此殿召見官員、批閱奏章,是內廷的核心、紫禁城中的重中之重。此匾在墨拓字口特別填金,展現出素雅又不失尊貴的氣質,以呼應此空間的階位。
順治帝是皇太極第九子(幼子),入關第一帝,自幼即好漢學。雖然逝世時僅24歲,朝政也面臨滿、漢極端對立的複雜局勢,但仍愛好書翰。目前順治所留存的書跡並不多,從23歲所書〈書王維竹里館〉一作,可看出他對漢人書法雖有基本概念,然而用筆起訖多半率意縱橫,結構不穩之處甚多,顯然順治帝並未真正深入歷代名家的法度之中。這種大膽無拘、放筆直書的書寫風格,亦可見其不拘之胸襟,別有一種書趣。這種勁健而又質樸不拘的風格,同樣可以在「正大光明」匾中看到。如「光」字連筆牽絲硬直而爽快,即使撇畫拉出已見破鋒,仍不收斂含藏;又如「大」之撇畫、「明」之提鈎,亦有此種迅急破鋒之狀。以書藝而論,順治帝並未達上乘,然而其書爽直不拘,直抒胸襟,頗能見其性格。作為目前順治帝所留下唯一的御匾,仍有其重要價值。
順治帝1660年〈書王維竹里館〉,北京故宮藏。(圖/羅啟倫)
康熙好書,日益精熟──清代御匾文化的奠定者
相較於早逝的順治帝,玄燁八歲便繼任為帝。自小雖為孝莊皇太后的侍女蘇麻喇姑教授滿文,傳承滿蒙文化,然而卻延續父親對漢學的喜好。尤其康熙十六年(1677)後,諭旨下令成立南書房,從翰林文臣中揀選博學善書之士入值,長侍左右以備諮詢。當時博學善文又兼擅書藝的張英與高士奇入選,詹事府詹事沈荃亦以善書著稱,康熙時時召其至懋勤殿切磋書法,講論書藝,因此得入漢人書法之門徑。上下臨摹唐、宋、元、明諸朝名家範本,尤其因沈荃為晚明董其昌弟子,康熙書風大抵以董風為尚,最終成為一家面貌。
康熙〈篤志經學〉,中國嘉德2012秋拍編號874。(圖/羅啟倫)
康熙深好書藝,自稱「至於聽政之暇,無間寒暑,唯有讀書寫字而已!」喜愛將御書作品頒賜臣下,或賜地方要員、致仕老臣,或為孔孟宋儒、忠臣廉吏祠堂故居題寫匾額碑文,加上御輦屢屢出巡,各地名山古剎也多有康熙御題。從《康熙起居注》中所載,歷年頒賜御書就多達八百餘幅!(註2)可見康熙四十多年書寫不輟,頒賜不輟。這種大量頒賜書法的行為,不只體現康熙對於書法的喜好,背後亦隱藏了政治意義與統治手法。(註3)
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康熙南巡時特赴山東闕里的孔廟行禮,並為孔家書寫「萬世師表」匾,明確推崇儒家地位,顯然有攏絡漢族士人的政治用意。此舉乃是歷代皇帝中首位將帝王書法移入孔廟這樣的神聖空間者。將御匾懸掛大成殿中,不只意味著康熙推崇儒家,更將世俗威權與孔子長遠建立的道統傳統相結合,成為可垂示將來、闡揚聖教的政治新符碼。在當時,康熙即諭令將此「萬世師表」匾摹勒刻石,傳拓頒行天下文廟,製匾懸掛,使政統與道統相結合的視覺符碼得以昭告天下,遍及清帝國統治範圍內的每一處文廟。目前台灣最早成立的台南孔廟,尚保留當時康熙二十三年所頒賜天下的「萬世師表」匾。(註4)
康熙「萬世師表」墨書原跡,台北故宮藏。(圖/羅啟倫)
至於康熙所頒賜的墨跡原本,在賜予當時的衍聖公孔毓圻之後,晚近不知下落。山東闕里的首版「萬世師表」匾在文革遭焚後,目前留存的也只有中國各地輾轉重製者,在台灣猶然可從最早的台南孔廟看到此匾。然而在2013年,才知康熙墨書原跡為衍聖公孔德成於1949年來台之際一併攜來,並於1998年捐贈給台北故宮。(註5)比對康熙的墨書原跡與台南孔廟御匾,結字構形差異不大,仍極肖似逼真。唯一的差別在書法用筆的痕跡與多處的飛白現象,在御匾中均被完好彌縫,如「萬」字草頭的提筆與彎鈎出鋒之處的叉筆、「表」字長橫與豎鈎捺筆等多處的叉筆等,皆可清晰看到康熙用筆的痕跡。
清宮製作木匾的過程中,多半使用鈎摹的方式,將字樣重現於木匾。雖然木匾相較於石匾,更能反映書法樣貌,然而畢竟經過翻摹上木,必然會犧牲掉一些書寫細節。透過「萬世師表」的原跡與木匾之對照,保留了一個值得再深入探討的實例。
此外,康熙書寫此匾時雖年僅31歲,自康熙十六年向善書的翰林文官學書也已八年,「萬世師表」四字結體嚴整,用筆渾厚,且為高120.8公分、長405公分的巨幅大匾,更顯示出康熙對於書法技藝的掌握已臻純熟,然而結字仍略有不穩之處,如「表」字上方所占空間過大導致下方逼仄,筆畫無法舒展;又如「世」字中豎頂天,和唐楷慣以右豎較高以取得「右上—左下」的平衡之勢大不相同。再加上用筆多無變化,亦無粗細、避讓的呼應關係,不僅略嫌呆板,也使得全字滿溢難以收束。這些細節上的缺乏,可以看出年輕書寫者的跡象,然而在康熙早年作品之中,已屬佳作。
康熙十八年(1679)「萬壽無疆」匾,北京故宮藏。(圖/羅啟倫)
在此之前,康熙十八年(1679)為祝祖母孝莊太皇太后的壽誕,年僅26歲的康熙親書「萬壽無疆」作為壽禮。《康熙起居注》詳載康熙書寫完畢後邀請南書房侍臣張英、高士奇共同欣賞,並在壽誕當天命人將裝裱完畢的匾額送至慈寧宮,並親自督察懸掛的情況,可見當時少年天子對於這一份賀禮的重視。今日北京故宮藏「萬壽無疆」匾,已為絲織品。以黃色緞面作為襯底,上用黑色繡線繡製書法,且四周織以16條黑地金龍,足見皇家貴氣。(註6)推測乃是壽誕之後,根據御筆重新織就者,並改懸掛於慈寧宮後殿的大佛堂中。從此絲織御匾,更可看出細膩呈現用筆的痕跡,叉筆飛白處均能一一呈現,可知逼真。此作用筆渾厚中略嫌呆板,結字穩妥中又有些許不穩,皆可看出與「萬世師表」書風一貫之處,尤其兩匾重複的「萬」字,幾乎如出一轍,均可呈現康熙早年大字御匾的面貌。
目前研究康熙御書的學者,均認為40歲前是康熙臨摹諸家的學習階段,廣臨唐宋元明諸家,至於40歲後逐漸成熟,漸成以董其昌風格為主體的個人面貌。(註7)如北京故宮藏〈九日對菊〉、〈趙北口作〉,皆可看出晚年用筆圓融渾厚中不失靈動之感,飽含董書的韻味。這樣成熟的董書風格,也同樣反應在晚年的御書匾額中。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頒賜禮部尚書韓菼的「篤志經學」、康熙三十八年(1699)南巡途中為杭州雲栖寺題寫「雲栖」,還有如「賦政於外」、「藩維重寄」等,均可看出康熙晚年書學純熟的面貌。至於這些墨書頒賜的對象,除了內廷大臣韓菼,「賦政於外」應是頒賜給財政相關的署衙,「藩維重寄」應是御賜藩王一類的重臣。至於「雲栖」,則反映了康熙南巡時為地方名剎留下的翰墨流風。可知康熙頒賜御書雖然眾多,但並非輕易賞賜,達到一定秩祿以上的重臣官署,才有機會獲得聖上御寶。
康熙〈九日對菊〉,北京故宮藏。(圖/羅啟倫)
康熙〈雲栖〉,中國嘉德2018秋拍編號1736。(圖/羅啟倫)
雍正嚴明,文人書範──朕就是這樣的漢子,書法爽快流暢
繼任康熙的「四爺」雍正帝,雖然一直以吏治嚴明的形象流傳後世,然而其書法造詣一直都被視為「康雍乾」盛清三帝中最佳者。稻葉君山在《清朝全史》中評論雍正書法「有才有氣,不類王者筆跡」。台北故宮藏〈再歸松溪舊居宿西林〉扇面,筆法熟練飄逸,妙得董書風采。與康熙朝善董書之詞臣如沈荃、陳元龍、查昇等書作相比,亦毫不遜色,頗有文人書家之風。又如皇子階段所書〈行書唐太上隱者詩〉與登基後所書〈行書夏日泛舟詩〉,風格上雖然因早晚而略有變化,然而仍不脫其穩健流暢的爽快風度,且在董書風格中可看出米芾跳盪之習,呈現出與康熙不同的性格與書風。
雍正二年(1724)〈再歸松溪舊居宿西林〉,台北故宮藏。(圖/羅啟倫)
在文獻中頗多記載雍正為皇子時,受到父親影響也時常臨習古帖,尤其藩邸生活,自云「秉性疏懶,喜愛清閒」,僅以圖史自娛,深研佛學釋氏內典。又好古玩,「優游娛樂,所蓄玩器頗有」,頗似文人生活雅趣。故而登基為帝之後,對於內廷造辦處承造活計時種種挑剔與高度細緻的文人雅趣要求,應該都是自皇子階段優游卒歲的藩邸生活而來。如此看來,其書風走向為文人董風也可理解了。
雍正〈行書夏日泛舟詩〉,北京故宮藏。(圖/羅啟倫)
榜書大字的書寫方式畢竟與案頭小字大異其趣,蘇東坡論書曾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有餘」,此觀點後來為清代書法名家鄧石如發揚為「字畫疏處可走馬,密處不使通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結合二人所言,小字當以空疏為美,計白當黑,才有多般的奇趣變化。若徒將小字拓大,則無大字的雄強茂實,反而需要密不通風,黑多於白了。晚清康有為亦云榜書與作小字之法不同,即有五難:「執筆不同」、「運管不習」、「立身驟變」、「臨仿難周」、「筆毫難精」。除第四項之外,均指運筆技巧的差異;第四項「臨仿難周」則是謂小字可藉臨仿名家風格而自達成熟面貌,然而作榜書時一切小字運筆技巧則無從施用,亦無法傍靠多以小字為主的名家風格。當寫榜書而擎舉如椽大筆時,小筆輕縱跳躍、轉折如意的筆法已經悉數無用,書家必須依順重筆的特性加以因勢利導,故大字均以重拙為先。宋元以來,名家書寫榜書,多以顏真卿風格作為底子,乃著眼於顏體易於拓大也。
養心殿中雍正所書「中正仁和」匾,北京故宮藏。(圖/羅啟倫)
雍正書法一般日常所用行草多帶董風,變化橫生,然而觀雍正匾額榜書,用筆則少變化,純以線條渾穆為主,反而又接近父皇康熙之風了。如養心殿中御書「中正仁和」匾與賜孔廟的「生民未有」匾,以及賜予十七弟和果親王允禮的「自得園」、賜守邊大將「建牙偉略」、以及應賜予禮部衙門的「九寅清贊化」等墨書原跡,均可看到雍正在大字榜書風格與小字行草之間的差異。
雍正賜十七弟和果親王允禮的〈自得園〉,中國嘉德2013春拍編號303。(圖/羅啟倫)
雍正賜禮部衙門〈九寅清贊化〉,北京保利2018秋拍編號3558。(圖/羅啟倫)
乾隆愛書,聖跡遍布──除了愛寫字,更是名家書畫收藏家
在康雍乾的盛世三帝中,乾隆自幼為祖父康熙撫養,聰慧好學,讀書屬文。執政之後,繼康熙、雍正之業,開拓疆域,並稽古右文,多效康熙扶掖漢學文化之舉。他對於書法的嗜好和倡導,比之祖父康熙更勝一籌,歷經數年,刻意搜求歷代書法名品,御覽、御批、欽定多部傳世藏帖,集中國歷代書法藝術之大成,特建「淳化軒」藏《淳化閣帖》,一時帖學之風大熾。他又特別好收藏書畫,天下名跡幾乎全歸內府;20幾歲之時,便喜追摹名家巨跡,一生習書以趙孟頫為宗,行書尤擅。(註8)當時帝國寰宇九州,自紫禁城中以至大江南北的古跡名園,遊覽名勝每到一處,作詩紀勝,御書刻石,其書圓潤秀美,宮中、御園、名勝古蹟、寺廟等到處可見其墨跡,至今海內乾隆御碑甚多,其擅書之名流傳普遍。雖然乾隆為皇子寶親王時,多為梁詩正代筆;(註9)初為帝王之時,也有張照為其代筆。(註10)然而整體而言,尤其書法技藝越是純熟之後,從書風來看皆可判斷泰半出自真正的御筆。
乾隆二十七年(1762)〈行書麥色詩〉軸,北京故宮藏。(圖/羅啟倫)
目前書法史多有康熙推崇董其昌,乾隆轉愛趙孟頫的看法,導致乾隆一朝朝野書風「轉趨豐圓」,「香光(董其昌)告退,子昂(趙孟頫)代起」。然而細審乾隆書法,雖然一生長壽,書法面貌卻頗為一致,只有年輕時期精神健朗,老來略見老衰之態的差別而已。其書法與其說近似趙孟頫風格,其實更接近祖父康熙的面貌。大字榜書尤然,如為北京北海闡福寺大佛殿所書殿額「福田花雨」、宣揚自身文治武功及國威的「威懷遠服」,以及為山東泉林行宮所書「近聖居」,幾乎與康熙御匾書風如出一轍,只是用筆較為軟媚,少了些康熙勁健的精神,並多了些自身圓熟的筆意。
乾隆為北京北海闡福寺大佛殿所書〈福田花雨〉,北京匡時2014春拍編號1370。(圖/羅啟倫)
乾隆〈威德遠服〉,中國嘉德2012秋拍編號8730。(圖/羅啟倫)
至於乾隆御匾,布滿紫禁城、瀋陽故宮與熱河避暑山莊。舉其要者,如紫禁城外廷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皆是出自乾隆手筆。此三大殿是紫禁城的主體建築,清人入關之後,從嘉靖年間的名稱「皇極」、「中極」、「建極」改為今名,體現了滿人以少數民族入關執政的施政理念—「和」。至乾隆在位其間,為三大殿各題匾額:太和殿「建極綏猷」、中和殿「允執厥中」、保和殿「皇建有極」,進一步闡揚治理國家的大道,將三大殿提升為滿人統治下政治境界的代表。
乾隆原匾在袁世凱復辟時因舉辦國務活動而被摘下,然而當時時局動盪,保管不善,後來就遺失無蹤了。目前三大殿內懸掛者,都是2002年時根據1900年的老照片而加以重製的複製品。
太和殿上的「建極綏猷」御匾。(圖/羅啟倫)
中和殿的「允執厥中」御匾。(圖/羅啟倫)
保和殿的「皇建有極」御匾。(圖/羅啟倫)
嘉慶以後
在康雍乾的書法高峰期之後,嘉慶帝以降,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等,均無以書法聞名的皇帝了。雖然在紫禁城與皇家相關的建築中,依然可以看到不少御匾,如嘉慶為欽安殿所書「道崇輯武」,道光為北京孔廟大成殿所書「聖協時中」匾、咸豐為咸福宮西配殿所書的「克敬居」、為六弟奕訢恭王府書「葆光室」等,書學程度與風格均已不出康熙、乾隆的影響。尤其末三帝同治、光緒、宣統皆為幼齡即位,上位之初必須頒賜御匾給文廟,都由南書房翰林代筆書匾。在末三帝中,光緒是其中留下最多御匾者。雖然期間不免仍有一些由南書房翰林代筆的記載,如晚清劉聲木《萇楚齋三筆》就曾云八國聯軍光緒與慈禧避難陝西,辛丑議和後,兩宮回鑾之際,途經各州縣文廟皆頒賞御匾一方,無論擬題與書匾者,均是由當時唯一隨侍在側的南書房翰林陸潤庠所代筆:「時隨蹕南書房行走,只元和陸文端公潤庠一人。自云沿途匾額四字,皆伊一人所擬」。如今經學者收集回鑾路線上的御匾,除文廟之外,歷代名臣、山岳河瀆之祠亦多頒賞。如光緒頒賞關林「光朝日月」、頒賞武穆祠「百戰神威」等,風格的確近似陸潤庠之手筆。晚清筆記所載代筆之事,應該可信。(註11)
嘉慶為紫禁城內欽安殿所書「道崇輯武」。(圖/羅啟倫)
除此之外,光緒與慈禧太后在紫禁城、頤和園、瀋陽故宮中尚保留大量的匾額殿牌,有些書法風格圓熟,有些用筆卻顯稚嫩,顯非同一人所書,為兩宮代筆的現象應該並非少見,亦有出自如光緒親筆御書的可能。
小結
清帝御匾,近年來逐漸獲得眾人的關注與討論,不僅學界研究逐漸增多,北京故宮也開始將紫禁城內長年未整理修繕的落架匾額清理出來。(註12)拍賣市場上清代諸帝的墨寶也水漲船高,屢創高價,清帝御匾的研究,勢必會取得更多成果。回顧書法史研究中,匾額一直是較少使用的素材。不僅因為分散各地材料收集不易,匾額的書法與傳世書作往往也有扞格不容之處。如南宋理學名家朱熹在福建地區留下不少匾額與石刻文字,然而卻與傳世書作的風格大相逕庭。究竟是質材轉換翻摹時的失真?還是確有今日學界所不知的個人風格?或根本就是冒名之作?皆必須謹慎判斷。
此外如何拿捏木製或石刻文字與傳世書作之間的風格差異,也是面對擴充書法史材料時必須仔細面對者。本文提及之清帝御匾與實際墨跡之間,無論前者或是後者的傳世數量均不少,透過詳盡的紀年排序來相互比對,仍可以掌握相對可靠的材料。無論如何,清帝大量的御匾或是御題木刻、石刻,值得再去深究背後所蘊含的書法藝術、政治、以及文化史的意涵。即使在今日旅遊途中,也是時常可見、甚而為合影留念的主角。對於這些太為習慣的御書視覺經驗,的確也有需要再重加審視。
本篇原名〈宸翰迴翔落簷間:關於清帝御匾的一些書法觀察〉,刊載於《典藏古美術》第324期。

註釋:
註1:羅啟倫《創意師古—元代書法復古下的篆書發展與諸問題》,2010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92~93、125~129。
註2:張萬興〈從起居注看康熙帝頒賜御書的政治功能〉,《歷史檔案》2012年第2期。
註3:可參見成積春〈書法背後的統治藝術〉,《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學報》,第3卷第1期,2006年3月;賀電〈康熙皇帝書法政治功能探析〉,《社會科學戰線》,2017年第2期。
註4:關於康熙頒賜「萬世師表」以及孔廟御匾制度的形成與傳播的相關討論,陳芳妹3篇論著最為詳盡。分見〈台南孔廟「萬世師表」御匾—兼論康熙與清初孔廟御匾制度的形成與傳播〉,《故宮學術季刊》,第31卷第1期,2013;〈「萬世師表」御書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展出〉,《故宮文物月刊》,第412期,2017;〈「萬世師表」御書的歷史情境〉,《美術史研究集刊》,第44期,2018。
註5:張臨生〈孔德成先生與故宮〉,《故宮文物月刊》,第363期,2013。
註6:關於康熙對「萬壽無疆」匾的發想、過程、與現場實物的視覺觀察,請參見李文君〈康熙題「萬壽無疆」匾始末〉,《尋根》,2018年第2期。
註7:楊丹霞〈試論清康熙帝書法的淵源、分期與影響〉,《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5期,總139期。
註8:何傳馨〈深心托豪素—乾隆皇帝的書法志業〉,《故宮文物月刊》,第368期,2013。
註9:傅申、邱士華〈雍正皇四子弘曆寶親王時期的代筆與親筆〉,未刊稿。
註10:劉金庫〈乾隆皇帝為何選張照為他的書法代筆人〉,《美術史論》,2008年第4期。
註11:李文君〈慈禧回鑾與河南的御賜匾額〉,《尋根》,2018年第4期。
註12:徐超英〈淺談故宮藏匾聯的形制特色與文物價值〉,《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4期,總150期。
羅啟倫( 6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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