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時王謝堂前燕，裕仁太子台灣行啟與行啟紀念物

我清了清喉嚨，開始對學生解說道。望著滿桌剛從國立台灣博物館庫房調出來的物件，一套閃閃發光的銀製餐具組、雙節簇新的組合式撞球桿、一件好像不再能「指北」的指北針，與一柄不知何用途的長柄鏟，現場的學生們——都還是2、30歲青春年華的碩士生——已忍不住興奮地彼此竊竊私語，陷入一種對日本皇室的浪漫想像裡，卻渾然不知這批文物背後的沉重與滄桑。

我記起許多年前自己第一次見到這批「行啟紀念物」的情形。一位老館員私下把我拉到一旁，指著一堆不知何物的物件，悄悄地在我耳邊輕聲說：「那就是皇太子的文物。」其實我當時非但搞不清楚哪位是皇太子？它們為何會跑到博物館的庫房裡？早期博物館庫房陰暗的照明更使我完全看不出哪堆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但是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老館員對我「附耳以告」的神情與態度：那是一副「不可說」卻忍不住不說的神情，讓我想起更早以前的學生時代，學長們塞給我幾本「禁書」——魯迅、巴金或沈從文——的神情。

的確，我後來才逐漸體會到，在那些深邃幽黯的博物館庫房裡，存放著許多在那個時代「不便明說」的文物，背後連結著一些在那個時代「不宜說」的人物與名詞：北白川宮能久親王（Prince Kitashirakawa Yoshihisa）、兒玉源太郎（Kodama Gentaro）總督、後藤新平（Goto Shinpei）民政長官、台灣神社，當然還有所謂的「皇太子」。那是一個禁忌的年代，而禁忌在此則是俯拾皆是，畢竟，這裡不是其他的博物館，而是，至少曾經是，大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編按）

「1923年4月間裕仁皇太子的台灣『行啟』，可謂當年台灣最重大的政治盛事。為了促成此行，台灣總督府經過兩任總督（佐久間左馬太(Sakuma Samata)總督與田健治郎(Den Kenjiro)總督）十餘年間前後四次的『奏請』，終於在這一年初獲得宮內的首肯，啟動了這次堪稱日本治台史上最高位階皇族的巡台之行。」我繼續對學生說道。望著她們一副「悠然神往」的神情，記起曾經讀過的報導或寫真帖裡，充斥著各地人們夾道「奉迎」裕仁東宮皇太子的場面，對於恐怕連升旗典禮都沒有太多經驗的學生們，她們能夠體會那個「行禮如儀」的集體主義時代的經驗與物質文化嗎？

要了解這批「行啟紀念物」，首先就必須先了解它們在什麼樣的情形下被使用。「就像是這柄鏟子」，我指著桌上的那支長柄鏟問道，「有人知道它是做甚麼用的嗎？」無人能夠回答。「那是一柄供皇太子舉行『御手植』（植樹）儀式時掘土用的鏟子。」，我說。「同時，根據紀錄，眼前這柄『御手植用鏟』是裕仁皇太子在1923年4月17日上午9點在他的下榻處（御泊所），也就是今天的台北賓館，舉行『御手植』（植樹）儀式所使用的」。

「那指北針呢？有人猜得到它是做甚麼的嗎？」大家看著桌上擺著羅盤狀的指北針，乍看起來跟一般登山器材行買的沒甚麼兩樣。「登山用的？打獵帶的？露營觀星？」「妳以為他來遊山玩水嗎？太子有時間去登山、打獵、露營觀星嗎？」眾人七嘴八舌，議論紛紛。「都不對！正確的答案是：供裕仁皇太子住宿於台北『御泊所』時，每天早晨用它指引方位以便遙拜天皇兩陛下（大正天皇及皇后）。」頓時眾人啞口無言。果然皇家行禮如儀的物質文化是超越升斗小民的想像。

「那對撞球桿呢？是什麼儀式場合使用？」這次不等我發問，學生就主動問道。「那根撞球桿就是真的打撞球用的，是裕仁皇太子住宿於台北『御泊所』偶爾忙裡偷閒打撞球時使用。銀製餐具一組則是太子用餐使用的餐具器皿，另外還有一對『菊花御紋章』，乃裕仁皇太子行啟時乘坐的專用火車車廂外所懸掛的皇室菊花紋車徽。這幾件皇太子行啟過程中使用的物件，在太子離開後，被送進了台灣總督府博物館收藏，並合稱為『行啟紀念物』。」

在博物館的歷史紀錄裡，「皇太子殿下台灣行啟紀念物」（「行啟紀念物」）是於1923年8月29日由「奉迎委員會」庶務部長松田三德所轉贈。此後，博物館的「歷史室」展廳中就添增了一個獨立的「行啟紀念物」展示單元（可能也是一個獨立展櫃），同時在總督府博物館歷史類藏品的帳冊中，也憑添了一項「行啟紀念物」的藏品分類。自此直到1944年10月3日，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因戰爭而閉館為止，沒有資料顯示其展場內的「行啟紀念物」曾經被撤下或更換。

「行啟紀念物」再次公開現身於博物館的展場中已經是60多年後的2008年了。那一年，博物館已經三易其名而稱為「國立台灣博物館」，卻首度自願「溯祖追宗」自台灣總督府博物館設立的1908年，使得博物館的「官方歷史」首度延長成為可慶可賀的「百年」。「行啟紀念物」就趁勢現身於一檔為慶祝博物館建館百年所策劃的「百年風華——台灣博物館建築特展」展場中。那也是我首次為這批文物寫文案說明、規劃展示方式，感覺上像是幫一位老祖母慶生祝壽……。

「老師，皇太子有來參觀博物館嗎？」學生的問題打斷了我的回憶。「他當然有來參觀總督府博物館，紀錄上所記載他來訪的確切時間是4月24下午1時18分。」事實上，裕仁太子的台灣行啟是如此受人矚目，以致於他的行程甚至於一舉一動都被人給鉅細靡遺地記錄了下來。時至今天，反而讓我們得以透過他的眼光看到1923年總督府博物館內部的陳列與收藏。

「在館長與館員的引導下，裕仁皇太子依序從博物館二樓東側的『蕃族室』、西側『動物室』、至一樓的『南洋與地質礦物室』與『歷史室』一路參觀下來，雖然時間有限，但也絕非走馬看花。太子本人對於博物／生物學原就頗有涉獵，因此對展場內的生物標本自然看得頗有興味。但他對於展出的『蕃族』與歷史文物亦頗為關注，頻頻垂詢。」我盡量依照我腦海裡記得所讀過的紀錄（註1），去想像裕仁太子是如何一間接一間、一櫃接一櫃的漫步穿梭在午後的博物館中。他又是如何去看待或理解那一件件掠過他眼前的博物館展／藏品？

「在他參觀的過程中，如遇到特別有興趣的展品或主題，太子會特意駐足瀏覽或深入了解。大部分受到太子特意『垂青關懷』的展品都是代表性的收藏，如17世紀荷蘭以C.E.S.為名所出版的《被忽視的福爾摩莎》原書、岸裡社土目墩仔畫像及受賜於清朝的玻璃首飾、新舊度量衡的對照、台灣府誌木刻版等，至今也都收藏之列。唯有兩件畫作之後卻從館藏之列中『消失』了……。」正逐漸對我冗長的「跨時空」導覽失去興趣而神遊不知何處的學生們，這時一下子都回神過了來。人們似乎對「不在」博物館的文物遠比「健在」文物更有興趣，我不禁哀哀地想道。

不論就其中的人物（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或是場景（八卦山戰役），石川欽一郎的《能久親王殿下八卦山戰爭油繪》是一幅充滿了「開國意象」的作品，而裕仁太子站在畫前瞻仰本作品的場景只是更添增這幅畫的「政治象徵資本」。因此，即使是放在如博物館這種以「保存」為目的（之一）的機構中，未能度過改朝換代的淘選恐亦是意料中之事。至於鹽月桃甫的《德川家康邦查国人引見圖》，從一些蛛絲馬跡的線索顯示，很可能本身就是（博物館）為了太子行啟而特別請鹽月桃甫繪製的。並且，和石川欽一郎的作品一樣，不論就其中的人物（德川家康）或是場景（接見邦查国（阿美族）人），這幅畫是一幅政治寓言，正等著被太子行啟的「視線」所「彰顯」（manifest）。

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比一整套高級的銀製餐具更能體現使用者的身分與尊貴，尤其是配上一桌山珍海味的佳餚。在桌上擺放的「行啟紀念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太子所使用的那套銀製餐具。其實那並不是一套盤盆碗碟，杯皿刀叉件件俱全的西式家庭餐具組，而是一組單純的日式個人餐具組，其中包括了一對鑲銀象牙筷組及筷架、二枝牙骨柄銀匙、銀製蓋碗三只、銀製碟器組五件（分食碟二件、進食碟二件、調味料小碟一件）、與銀製雙耳碗三只。各器皿的造型都很單純，器身上除了淺鏤刻著日本皇家16瓣菊形徽號外亦無其他裝飾。雖然部分器身銀質有氧化之現象，牙筷則略為彎曲變形，但整體餐具尚不完全的簇新反而使物件憑添一股歷史滄桑的感覺。我發現學生私下打量這套銀器的時間越來越多，因此決定再提供一點素材以「餵養」她們的想像。

「妳們知道裕仁皇太子最後一次使用這套餐具用餐是在甚麼時候嗎？」我說。「就是在1923年4月23日的午餐，地點就是在台北『御泊所』，也就是台北賓館，餐後他就啟程前往旁邊的台灣總督府博物館。」「又根據4月27日《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之報導，皇太子當日這頓『台灣料理』午餐是由當時台北著名的餐廳：『江山樓』所準備。江山樓的主人：吳江山與廚師們在一周前即齋戒沐浴，細心準備。那大家想知道當日這頓所謂『台灣料理』的菜單嗎？」

於是，在學生充滿求知慾的眼神注視下，我一道道地唸出了當日的菜單：「雪白官燕、金錢火雞、水旭鴿蛋、紅燒火翅、八保焗蟳、雪白木耳、半點炸春餅、紅燒水魚、海蔘竹茹、如意鱸魚、火腿冬瓜、八寶飯、杏仁茶。」

雖然當老師的不成文規則是，講到食物（特別是美食）最好就要準備下課，否則……。但是身為老師，與其讓學生滿懷著「食物想像」而離開，不如鼓勵她們去思考「行啟紀念物」作為博物館藏品的意義。

回應我的呼籲，一名學生果真認真地問道：「老師，據說『黃虎旗』的原件仍藏在日本皇宮內，那台博館是否考慮拿『行啟紀念物』去交換『黃虎旗』？」我看著學生認真的臉龐，一時竟不知該如何回應了。

編按　國立台灣博物館前身為「台灣總督府博物館」。
註1　如山中樵。〈皇太子殿下博物館行啟の盛儀〉，在：《創立三十年記念論文集》，台灣博物館協會，台北：台灣總督府博物館，1939，頁347-50。
註2　參見：呂采芷，〈國立台灣博物館典藏鹽月桃甫所繪原住民圖像之歷史定位〉，國立台灣博物館學刊70（2），2017，頁39-58。

延伸閱讀：黃心蓉，〈舊時王謝堂前燕，談裕仁太子出遊的物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