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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不簡單—孔廟祭祀傳統與禮樂器發展概述

祭孔不簡單—孔廟祭祀傳統與禮樂器發展概述

「古之聖賢,功德及人,天下後世立廟以祀者多矣。然內而京師,外而郡邑,及其故鄉靡不有廟;自天子至於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則惟孔子為然。」 ——明孝宗〈孝宗御製孔子廟碑〉
每當考試時期逼近,各地孔廟就擠滿了考生,爭相祈求能考個好成績,魚躍龍門。今日孔廟成為考生造訪之地,但其實祭孔及孔廟的發展淵源流長,祭孔的意義也非同一般,影響之處涵蓋中國、台灣,甚至韓國、日本、越南、馬來西亞等地。不得不說,孔子生前周遊列國,身後也走遍東亞圈。
清蔣元樞〈重修台郡建築圖說〉,其中呈顯祭孔的禮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國立故宮博物院)
崇禮先師,增煇聖德
祭孔傳統與政治力的展現
孔子於公元前479年過世,死後由弟子將其葬於曲阜,弔念者眾,司馬遷《史記》曾提到「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而此時的孔子故所或可視為最早的孔子廟,但此一孔子廟純粹為家廟性質。孔廟從家廟走向官廟,轉變來自於前195年漢高祖巡幸魯地並祭拜孔子,為官方最早祭拜孔子的記錄。與此同時,漢高祖封孔子第九代孫孔騰為「奉嗣君」,祭祀孔子的孔家後代首次領有官方身分,加諸西漢、東漢以至魏晉南北時期帝王人君,偶爾亦赴曲阜祭孔,讓曲阜孔子廟漸漸地走向官廟功能,祭孔一事也因此具有特定的政治意涵。正如同漢章帝與孔子後代孔禧的對話中,孔禧一句「崇禮先師,增煇聖德」,反映出祭孔儀典與聖德明君的連結。
至聖先師孔子像。出自清《聖廟祀典圖攷》,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國立故宮博物院)
祭孔禮制於唐代臻至成熟,雖然此時也經歷過一番變動:從周公、孔子並列二聖,到貞觀年間孔子獨為先聖,再到永徽年間周公為先聖、孔子被降至配享的「先師」,之後在長孫無忌、許敬宗極力諫言,認為高宗永徽年間的禮制違背了太宗貞觀年間的基礎,最後達到「『進』孔子、『出』周公」,孔子回歸「先聖」。學者黃進興認為唐代關於周公與孔子祭祀問題,主要牽涉到的是「治統」與「道統」紛爭,結果周公當歸王者之統,配享武王;文廟主祀孔子,治統、道統互不干涉。
唐代以降,孔子祭祀傳統延續千年,在禮制上除了配享、從祀者的人數因時代變遷而有差異,基本的禮制傳統仍是保持不變,甚至是尊崇加倍。此外,即使是在外族統治的時代,祭祀孔子也至關重要,從官方加封孔子即略見一二。唐代初封孔子為「文宣王」,在宋代再增封為「至聖文宣王」,到了元代再加封號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但這樣的封號卻在明嘉靖年間廢止,反而改稱其為「至聖先師」。清代維持一樣的「至聖先師」稱號,同樣推崇孔子,禮遇有加。從康熙皇帝〈御製重修闕里孔子廟碑〉一句「孔子之道,垂範古今,朕願學之志,時切於懷」可知,即便是出身關外的滿清皇帝,也十分重視孔學之制,其中除了標榜儒家文化的正統性,由此建立統治上的合理性也是原因之一。
走出曲阜,廟學合一
孔廟的建築布局
最早的孔廟即為孔子講學時與弟子居住的堂舍,其間擺放孔子生前用器,供人憑弔,也正是今日的闕里(曲阜)孔廟。時至漢代,雖有帝王將相祭祀孔子,讓闕里孔廟的性質有所轉變,但一直到東漢末年,孔廟仍呈現「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狀態。而在山東曲阜之外的地區開始祭祀並興建孔廟,始於魏晉南北朝時期。
孔子影響無遠弗屆,朝鮮王朝也興建有文廟(成均館),建築保留至今,同時每年也都按時舉辦釋奠禮。(攝影/王怡文)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禍四起,闕里孔廟也在戰火波及之下殘破不堪,由於國家或政權更迭迅速,人君即便有心修復闕里孔廟,也無力、無暇確切實行。但在同時期,有的人君卻積極訪求失散的孔家後代,以沿續祭孔傳統,並興起於國之京師建設孔廟,利用承接血緣上、儒家思想上的多方正統,來確立政權的合理性,如東晉即曾在建康(今南京)建「宣尼廟」祭祀孔子。之後不論是北方政權的北魏、北齊,南方政權的南齊、梁等,都曾於國之首都興建孔廟。孔廟開始走出山東,擴散他處。
今日所見的孔廟大多為「廟學合一」,即文廟與學校相鄰,其雛形也始於魏晉南北朝,魏文帝嘗修復闕里孔廟,並在孔廟旁加設居室供學子居住,或為廟學合一的起始。爾後北齊文宣帝下旨「郡學于坊內立孔顏廟」,則明確的指出要於學校之內設立祭祀孔子、顏回之廟堂;到了唐代,唐高祖在位時便於國子學建周公孔子廟,到唐太宗貞觀四年則下詔全國各級學校都要建孔子廟,孔廟因而遍及各地。
北京孔廟為元明清三代孔廟所在,內部陳設有祭孔時所使用的禮樂器。(攝影/張筠)
在廟學合一的制度下,學校與廟堂的分布有幾種變化:「右廟左學」、「左學右廟」、「前廟後學」等,其中以「右廟左學」為最早出現之形制,唐朝許嵩《建康實錄》曾在提及東晉時期的國子學:為「當時人呼為國子學。西有夫子堂,畫夫子及十弟子像」,即為右廟左學的形式。按文獻記載,唐代的國子監與廟堂的關係則為「左學右廟」,而幾乎不見於中國的「前廟後學」形式在韓國相對頻繁,現今留存的成均館文廟即為「前廟後學」。
關於孔廟的建築規模,唐代以前少有記載,僅確知有正廟與廟門。宋徽宗時期始稱孔廟正殿為「大成殿」,命名取自《孟子》中的「孔子之謂集大成」。同時,宋代也是奠定孔廟建築群基本架構的時代,如南宋嚴州州學便為「直北為櫺星門,又北為泮池,為大成殿門,殿於一學為中,殿廡為從祀,為前廊位,兩廡有俠廊,錢糧庫在其東,由殿門而東為肅儀位,為魁星樓,西為公廚,大成殿之北為明倫堂。」基本的泮池、櫺星門、大成門、大成殿、東西廡及明倫堂皆已出現。在此基礎上,明代除擴建大成殿的規模,從常見的三開間闢成了五開間,更出現了附屬建築,包括有名宦祠、鄉賢祠、啟聖祠,及廟前的牌樓、牌坊及照壁等。到了清代,由於祭祀等級提高,大成殿又從五開間擴成了七開間、甚至是九開間的形式。同時,乾隆時期曾下令讓大成殿、大成門之屋瓦改為黃瓦,而崇祀祠則改為綠瓦,等級攀升不言可喻。
韓國成均館主體建築外,附屬建築也大致保存良好,還可見有專門收放祭器的倉庫。(攝影/王怡文)
祭孔不簡單
祭孔儀禮
「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祀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司馬遷將漢高祖劉邦巡至魯地、祭拜孔子的事蹟記錄於《史記》,為文獻記載上首見的官方祭孔,但對於祭孔儀式沒有詳細記載,僅寫下了以「太牢」祭祀,「太牢」即為牛、羊、豬各一的組合,以太牢祭祀為漢代祭祀的最高級別。
對於祭孔一事所需的祭祀等級及禮儀,在南北朝時期有過一連串的討論,到底應該要以「依亭侯之爵」或者「備王者儀」,並沒有獲得一致的答案,儀禮太輕、太重都有失公允;最後在南齊時終於訂立下了孔廟行釋奠禮「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北齊時期則有「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的記載,說明採取了春秋兩季祭孔的形式。到了唐代,祭孔之禮終被納入國家「三祀」等級,唐玄宗時期釋奠先師、先聖明列為國之祭祀,在國家禮儀的位階上屬「中祀」。至清光緒年間則將祭孔等級提升為「大祀」。
祭孔傳統從未間斷,即便是在外族統治的時期,也有一套祭孔的標準。圖為清《皇朝禮器圖式》中的「文廟正位豆」。(圖/本刊資料室)
歷朝歷代對於孔廟祭祀的名目及時間各有不一,最遲至清代,可確定孔廟定期的祭祀明目有釋奠、釋菜及行香,其中以釋奠最為隆重且盛大。釋奠禮最早可見於《禮記》,為自古有之的祭祀典禮,孔廟的釋奠禮在唐之前是一年四次,唐代以後則在春秋兩季仲月上丁日舉行。釋奠禮行三獻禮,讀祝,祭祀用品牲牢,祭器則見有籩、豆、簠、簋等,並且安排有奏樂舞蹈。傳統的釋奠禮過程相當繁複,從子時各人員便要更衣,啟扉後樂舞生、從祭人員皆須就定位,瘞毛血、迎神、進饌、上香、行三獻禮、正獻官飲福受胙、撤饌、送神、焚燒祝文與絲帛、闔扉等,祭祀方告成。
清《皇朝禮器圖式》中的「文廟正位爵」。(圖/本刊資料室)
當中,祭祀禮器自古即包含有籩、豆等,但數目隨時代變化不同,有時見四、六,或八、十等,數量溢出規範也經常有之。現存祭祀用器多,但因各祭典的祭祀用器多所重複,能確定為孔廟專用祭祀用器者寡;然可透過文獻圖畫,略見當時祭祀用器之樣貌。清代《皇朝禮器圖式》卷二中,即記載有祭孔時須使用之祭器,包括有「文廟正位爵」、「文廟正位登」、「文廟正位鉶」、「文廟正位簠」、「文廟正位簋」、「文廟正位籩」、「文廟正位豆」等,若按照搭配的文字記述,可知祭祀孔廟的一系列祭器多以銅製(籩以竹製除外),這與官方其他地點的祭祀用器有所差別,例如祭祀太廟時使用的豆為木製。同時,祭器的裝飾及大小也都有明確的規定,如「文廟正位籩」即標註「文廟正位籩,編竹為之,以絹飾裏頂及緣,髹以漆紅色,通高五寸四分,深八分,口徑四寸六分,足徑四寸,蓋高一寸九分,徑與口徑同,頂正圓,高四寸。」規定之細,足見其用心。                      
清《皇朝禮器圖式》中的「文廟正位籩」。(圖/本刊資料室)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黃進興〈象徵的擴張:孔廟祀典與帝國禮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6:3(2015.9),頁471~511。
黃進興〈學術與信仰:論孔廟從祀制與儒家道統意識〉,《新史學》5:2(1994.6),頁1~82。
黃進興〈權力與信仰―孔廟祭祀制度的形成〉,《大陸雜誌》86:5(1993.5),頁8~34。
楊志剛〈中國的孔廟與儒家文化―以「廟學合一」為重點的歷史考察〉,《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7:4(2014.10),頁5~21。
郭果六〈聖、王、賢、儒—漫談孔廟的祭祀體制〉,《故宮文物月刊》22卷6期(2004),頁90~103。
王怡文( 87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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