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雙展辦時期的「台灣館」：單一藝術家策略如何化解兩年一度的緊張關係

每年泛藝術界總有幾個屏息期待的消息發布，兩年一度由台北市立美術館（簡稱北美館）於威尼斯雙年展（La Biennale di Venezia）期間，所執行出的「台灣館」，多年來一直是台灣藝術界在資源應用、國際藝術地位指標性與能見度都屬一屬二的平台，每兩年代表台灣館的藝術家、策展人名單都引起廣泛的關注與討論，甚至也激化一定監督相關資源應用、人選上提問的緊張關係。「台灣館」的相關遴選機制，成立至今面臨多次調整，對於推廣台灣文化軟實力具有關鍵的戰略位置，本訪談試圖在台灣館代表藝術家、展覽呈現的光鮮背後，就館方、執行團隊與歷史上數度制度轉向的緣由進行梳理，讓未來討論相關國家型文化計畫的相關建言，都能在相互理解的前提下，產生更精準的溝通。

台灣館自1995年參展之時，採公開徵求國內藝術家作品之徵件方式辦理，後又於1999年改以公開徵求國內策展人提案，至今也經歷聘請顧問團薦選策展人、組成諮詢委員會並由雙年展辦公室策劃、邀請比件等，北美館館長林平也就她曾經參與的經驗，談論這20年來台灣館如何挑選出代表人選的背景因素。

1995年台灣策展人概念尚在起步中，好的藝術家、聚焦台灣議題是重點，但從第一屆相關的評委就有包括歐洲館博專業人士，與威尼斯當地藝術組織的人員參與，台灣外交空間長期被打壓，要把台灣的文化品牌順利傳達出去，很常都是靠國際關鍵的專業人士協助才能突圍。

爾後，雖然台灣館的制度有數度的調整，但其實都有將國際策略的思考置於其中，1999 年後台灣館改以公開徵求國內策展人提案的方式進行。當時北美館有明確的策展人培養策略，希望在培育台灣策展人面向國際經驗上，能提供他們發揮策展成熟度的場域，2001年改由徵選顧問團推薦策展人，美術館再邀請獲推薦人提案，進而確認他們在相關議題形成、策略性、論述能力等方面是否適合台灣館的國際策略，這些調整都顯示藝術生態對於美術館創造出來的制度，不斷給予建言的過程。

直到2009年北美館內部成立雙年展辦公室（簡稱雙展辦），在美術館展覽組外特別設立一組人員，專責台灣館的展覽事務，當年林平從外部觀察，認為這個調整有其積極的意義。北美館與台灣一般地方型美術館最大的差異，就是有兩個國家型計畫——台北雙年展、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必須執行，多數國家在處理國家型雙年展，都會有獨立的組織來運作，但北美館必須夾雜在例行的美術館館務中，同時執行出一般獨立基金會執行的雙年展任務。因此，雙展辦的成立，即是北美館決定把館務與雙年展任務分開來看的思考，「執行上年度計畫裡，雙展辦可以不必再顧及館務，可以有獨立運作的模式，這是雙展辦最初成立的良善目的。」

但北美館並沒有因雙展辦的成立，而提升專業人員的名額，僅爭取到一名專案助理員額，最終還是同一組人馬，僅是掛上兩塊招牌。故當文化界對於雙展辦的存廢有了新的看法時，也就很容易被整合回到展覽組原來的作業與架構之中。

雙展辦存廢的關鍵討論，包括2009年由雙展辦籌畫的「外交」展，或是2013年由呂岱如所策劃的「這不是一座台灣館」等，當時相關提案在藝術家國籍與資源分配上引發藝術界強烈的檢討聲浪。目前，台灣館自2015年起便調整成單一藝術家策略，林平在外部長期觀察也留意到每一次台灣館在人選公布前後，藝術界與館方都存在一種緊張關係，「我們無法假裝這種關係不存在，但明明雙方都是為台灣的當代藝術做努力，但為何長年要讓這種緊張關係消耗我們內部的能量？」

2015年林平正式上任為館長，面對台灣館相關議題，她選擇「聆聽」，而非強調館方專業的自我主張。「美術館當然是專業製作展覽的機構，但也要去聆聽成熟藝術生態的建議，這些都是可以化解緊張關係的機會。就是我要聽，有聆聽的能力才能夠讓兩邊對立的張力能夠趨緩。」

這個聆聽的概念，是從館長到館方代表都從台灣館相關提名團中退位、從館長到館員都沒有投票權而具體顯現的，目前藝術界專業人士認為誰是最好的藝術家，館方即是全力推動。「北美館在當中的意見退位，就不會每次都造成美術館和藝術生態對話的緊張關係，北美館的強烈主張，應該拉回是堅持專業制度和展覽生產執行面的養成。」

第二部分是所有提名委員在提名團正式開會前，有「會前會」的關鍵設置，會由館方準備歷年過往台灣館的相關資訊，讓推薦委員在開會前就理解台灣館過去曾經歷了何種國際困境，以及曾有的策略調整，台灣館真正面臨的挑戰為何？光是確認台灣館的目標，推薦委員就有差異的意見，有些人士認為台灣館就是要推出一位台灣藝術家讓國際認識；另一部分人士則認為推出的代表要能讓國際認識台灣的軟實力，這個前置溝通是為了讓推薦委員對於台灣館的現實與現況有所認識，因此代表台灣館的藝術家會在國際策略、台灣藝術史的代表性等脈絡中被推薦出來，「其實會議當中可以感受到台灣民主制度的深化，以及醞釀集體智慧很重要的程序，在提名過程中大家可以有共感，而不是個人權力運作的彰顯而已。」

藝術家挑選出來後，後續的發布與現場活動都會發函提名團委員，希望他們能體認自己是整個計畫的參與者之一，而非完成提名任務就結束。因此到台灣館開幕當天，其實仍有許多提名團代表出席參與與關注，對於美術館來說，台灣館是一個持續思考的過程，至於下屆是否會更動興辦方式，林平則表達會持續收集相關意見，並開放聆聽與檢視再做出決定。

台灣館的完整呈現遠在威尼斯，多數台灣民眾是無法親臨現場，美術館也持續被建議是否應在回台後舉辦返國展，但目前仍沒有一屆台灣館的展出，重新被完整移回台灣展示過。林平也說明了相關考量，過去這兩屆台灣館展覽結束後，都有舉辦相關的返國座談，但會依照不同的情境與合適的形式來處理，目前也盡量利用科技技術包括直播、環景攝影、即時的國內外報導上線，讓台灣觀眾能理解現場呈現的狀態。

但仍有聲音表示期待返國展的舉辦，因為台灣館花了許多國家資源，應該也要讓台灣觀眾可以享受與威尼斯當地觀眾一樣的福祉。然而，也有另一派反對聲音，如果台灣館已經給這麼多資源在一位藝術家和事件上，若回台還要佔掉北美館的檔期和展覽資源，將會加深資源更大量挹注在代表團隊上。林平表示其實相關台灣館計畫結束後，適當時機點也仍有典藏機制的討論，尤其目前台灣相關藝術資源真的有限，現階段尚不合適讓台灣館團隊回國後，再佔據一個檔期與展覽預算，應該讓資源更可以觸及不同類型的展示，現在便盡量讓台灣館的實地呈現以科技的方式來補足，這也是她在行政職務上的體悟，「每一個決定沒有絕對答案，只能在折衷的策略中看能累積、推進多少。」

而目前北美館主導的兩個國家型藝術計畫，在兩項目的策略上又有何相互意義與差異的任務？林平表示這兩項計畫，確實有其各自的分工與策略，目前台灣館設定要傾聽的立場與設置專業部隊，提供台灣館代表能順利出戰。而其中也包含多元的目標和層次，包括提供受推薦藝術家有國家規模的資源可以提出一個自我超越的表現，策展人的育成結構，和對實習生助理策展人的培育。林平定位台灣館是對於台灣藝術生態成熟舞台的配置、國家軟實力訊息的傳遞、國家文化的形象象徵。

而目前台北雙年展雖也有部分角度與台灣館是重疊，如皆是台灣參與國際的重要平台，但台北雙年展更注重在全球議題的領航和參與，能喚起台灣社會對相關議題的關懷意識，以上屆「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為例，更具備試圖突破藝術受眾同溫層的策略，納入研究單位、NGO團體等一起加入內容展示的生產，台北雙年展館方會有清晰的主張與專業諮詢，如上屆是先組成跨領域的諮詢會議，這些資源與知識群體的增加，也逐步讓藝術的可能與受眾擴大，更讓藝術和社會的關係強化。

目前台灣館與台北雙年展的策略差異是，前者選擇聆聽廣泛藝術界的意見；後者則是美術館的清晰主張為主，包括考量議題觀點與擴大藝術生態、受眾同溫層的策略，以及增加美術館資源觸及的多元性。雖然每年台灣館與台北雙年展的相關名單公布都受到台灣藝術界的關注，但林平也觀察雖然藝術圈的整體資源並沒有明顯增加，但因為台灣當代藝術世代與國際間的互動變多，台北雙年展、台灣館不再是台灣藝術家唯一參與國際的管道，相關意見都可以更理性的建議與互動，也讓北美館有可能專注針對個別目標、策略和議題來操作，「而不是包山包海服務整個視覺藝術圈的整體慾望與期待，這也許就是藝術生態的總體進步，這也是這幾年的館長任務中所感到驕傲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