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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磯崎新:傳承與擴散

2019普立茲克建築獎得主磯崎新:傳承與擴散

日本建築師拿普立茲克建築獎(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好像拿得太快太多了點。不過還是有道理的。日本建築專業養成的師承體系,以緊密的教學相長、互相提攜與激烈競爭,看一下簡單化的系譜。
嗯,日本建築師拿普立茲克建築獎(The 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好像拿得太快太多了點。不過還是有道理的。日本建築專業養成的師承體系,以緊密的教學相長、互相提攜與激烈競爭,創造了豐富、扎實、彼此吸取養分的建築生態,也就是說,歐美建築師是各自養成的大師或明星,日本卻是靠著家學淵源打團體戰來著,比較厲害也是當然。看一下這個簡單化的系譜:

1
丹下健三(Kenzo Tange,1913-2005)

槙文彥(Maki Fumihiko,1928-)
磯崎新(Arata Isozaki,1931-)
黑川紀章(Kisho Kurokawa,1934-2007)
富田玲子( Reiko Tomita,1938-)
谷口吉生(Yoshio Taniguchi,1937-)

團紀彥(Norihiko Dan,1956-)
青木淳(Jun Aoki,1956-)
坂茂(Shigeru Ban,1957-)
2
篠原一男(Kazuo Shinohara,1925-2006)
菊竹清訓(Kiyonori Kikutake,1928-2011)

伊東豊雄(Toyo Ito,1941-)
長谷川逸子(Itsuko Hasegawa,1941-)

妹島和世(Kazuyo Sejima,1956-)
塚本由晴&貝島桃代(Yoshiharu Tukamoto,1965- & Momoyo Kaijima,1969-)

藤本壯介(Sou Fujimoto,1971-)
平田晃久(Akihisa Hirata,1971-)
石上純也(Jun'ya Ishigami,1974-)
3
原廣司(Hiroshi Hara,1936-)

山本理顯(Riken Yamamoto,1945-)
隈研吾(Kengo Kuma,1954-)

 

從丹下健三事務所培養出來的建築師,包括他自己,共四位得過普立茲克建築獎。蓧原一男與菊竹清訓教出來的有兩位得過普立茲克建築獎。原廣司事務所栽培了隗研吾。另外拿到過普立茲克建築獎的西澤立衛是與妹島和世共同獲獎,安藤忠雄(Tadao Ando)算是自學建築,所以較獨立外於這三個系譜。
由磯崎新(Arata Isozaki,1931-)設計的多穆斯博物館(Domus)。(攝影/八幡鏡太郎 )
這三個師徒系譜所培養出來的建築師以及安藤忠雄都在全世界建築舞台上非常活躍,但原因與歐美建築師搭上全球化的潮流不大一樣,日本建築師走向國際的原因,因為日本本土戰後重建與災後重建的經驗,很多是從國際救援開始的。
1963年,位於前南斯拉夫斯可皮耶(Skopje,現為北馬其頓共和國首都)遭受大地震之害,丹下健三就帶著事務所同仁前去支援重建工作,磯崎新也在團隊之中。現在的斯可皮耶仍有部份市區是根據丹下健三當初所提的整體規畫。丹下健三對日本現代建築的提昇,同時對日本傳統建築在現代建築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或融合的契機有最為關鍵性的貢獻,也讓整個世界自戰後立刻對日本建築刮目相看。承接師父的力道,黑川紀章與磯崎新的建築理論與實務都展現更大的企圖與能量,我們現在念茲在茲的永續建築、資源再利用,幾十年前代謝派與建築廢墟觀不是早就提出了?
磯崎新(Arata Isozaki,1931-)所設計的北九州中央圖書館(Kitakyushu Central Library)。(攝影/都北人)
實務上,磯崎新算是晚熟的建築師,1960年代歐洲建築雜誌在介紹磯崎新時,他的作品還不太多,很多設計都只是圖片呈現而已,且磯崎新到了50多歲才開始有在日本以外的作品。但為何一個作品不多的30幾歲建築師會得到國際建築專業媒體的重視?因為如果從磯崎新的老師丹下健三與同門黑川紀章的建築論述整體望去,是像洶湧波濤般的進入國際建築視野的。1960、70年代為文討論磯崎新的包括建築電訊(Archigram)的羅恩.赫隆(Ron Herron,英)、建築評論家彼得.庫克(Peter Cook,英)、建築師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英)、提出後現代建築的查爾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英),當然,這幾位當時也都非常年輕。1980年代以後還有建築評論家肯尼斯.弗朗普頓(Kennith Frampton,美)以及文學理論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美)持續與磯崎新對話。也就是說,磯崎新系出名門,又很快地結成國際網絡,並持續與彼得.庫克、漢斯.霍萊因(Hans Hollein,奧)、彼得.埃森曼(Peter Eisenman,美)、菲力普.強森(Philip Johnson,美)、史蒂芬・霍爾(Steven Holl,美)、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荷)等合作,在不同國家進行包括展覽、出版與競圖等活動。所以將這個星光燦爛的網絡稱之為「建築黑手黨」也實在不為過。
磯崎新(Arata Isozaki,1931-)的作品克拉科夫曼嘉日本藝術與科技博物館(Manggha Museum of Japanese Art and Technology)。(攝影/Minnaert)
但如果沒有很強的論述與策展能力,其實在舞台上也是會混不下去的。磯崎新在巴黎策的展覽「間」(Ma: Space-Time in Japan,1978)、在紐約的「日本建築新浪潮」(A New Wave of Japanese Architecture,1978)與在倫敦策的「日本視野」(Vision of Japan,1991)都成功地藉由主題與空間的使用將日本建築在形式上與文化上的內涵與轉變介紹給西方社會,也讓磯崎新同輩或晚輩建築師得以在國際活動中大量曝光。磯崎新也在1996、2000與2002年都是威尼斯建築雙年展(Mostra di Architettura di Venezia)日本館的策展人,更細膩地討論日本建築從廢墟中站起來、翻轉、癒合,以及與鄰國的影響。
磯崎新(Arata Isozaki,1931-)設計的洛杉磯當代藝術博物館(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攝影/Zygmunt Put )
磯崎新(Arata Isozaki,1931-)的作品大分縣醫師會館(Ooita Ishi)。(攝影/Marcus)
美國建築歷史學家馬克.賈佐貝克(Mark Jarzombek)認為,磯崎新之所以認為必須走入國際,是因為日本建築需要新的養分,卻不能依照以前的模式引進國際觀念。因為過去的經驗最後總是回到日本中心論,也就是把歐美建築手法引進,創造出屬於日本的各種主義,卻從未能打破日本社會的封閉性。能夠解決這問題而不需要從日本第一或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之間擇一的,就是把日本傳統的優點帶進國際社會。(註1)
日本建築師除了走向國際,他們的事務所也接納非常多新一代國際建築師一起合作,這樣長時間的深度交流,是奠定日本建築國際影響力的基礎。德國建築師斯蒂芬.萊曼(Steffen Lehmann)在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麾下工作過後,1990年本來打算短訪日本與磯崎新的事務所再回柏林開業,結果在磯崎新的事務所工作了三年。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註2),他將磯崎新60年的執業生涯分成四個階段:

 
1959-1973年:後結構主義時期
這時期的作品受歐洲建築影響,又融混粗獷主義與代謝派的觀點。代表作品有北九州市立中央圖書館暨北九州市立文學館、大分縣醫師會館。
1974-1989年:象徵性高度後現代主義
高度創意的幾何構成,其實是反映過去建築對歷史與在地文化的忽視。代表作品為洛杉磯當當代美術館,這個案子磯崎新是透過設計競圖取得,是當時所有競圖中唯一不是超高層結構的作品。

1990-2000年:建築為雕塑的實驗
這時期磯崎新的國際地位已穩固,業主也更有地位與資源,所以設計上有較大的實驗空間。代表作品有位於波蘭Kraków的日本藝術與科技中心,以及位於西班牙Coruña的人類科學館。

2000年以後:數位建築
新世紀的作品多在快速成長的地區,如中國、越南與多哈。數位工具讓建築能更迅速地面對當代都市的各種挑戰。代表作品有位於卡達的國際會議中心。
 


斯蒂芬.萊曼認為磯崎新在建築設計、理論、評論,以及跨專業的合作都有極大的貢獻,力倡他應該被普立茲克建築獎肯定。事實上,磯崎新在普立茲克建築獎設立初期擔任過七次評審,第一屆獲獎人菲力普.強森(Philip Johnson)與第七屆獲獎人漢斯.霍萊因(Hans Hollein)都跟評審磯崎新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彼此也是好朋友,所以他對普立茲克建築獎的走向必然有深刻的影響。30多年後,磯崎新自己獲獎,已經沒有私相授受的問題,且以他現在累積了更多作品與論著,當然地位更高,獲獎也理所當然。
磯崎新(Arata Isozaki,1931-)所設計的卡塔爾國家會議中心(Qatar National Convention Center )。(攝影/UNCTAD)
註1 Jarzombek, Mark, Positioning the Global Imaginary: Arata Isozaki, 1970, 2018.
註2 Lehmann, Steffen, Reappraising the Visionary Work of Arata Isozaki: Six Decades and Four Phases, 2017.
吳介禎( 3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