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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靜農三碑與其衡方碑風隸書試析:趨訪董作賓、英千里墓與沈剛伯紀念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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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靜農三碑與其衡方碑風隸書試析:趨訪董作賓、英千里墓與沈剛伯紀念亭

今年(2020)初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肆虐全球之際,臺靜農(1902-1990)溫州街25號故居險被臺大拆除的消息,震撼藝文界。賴一時藝文界人士奔走串聯,總算保留下來,於2020年5月登錄為紀念建築。東西舊了要淘汰,房子老了要拆建,都屬情理。然而一如搬家整頓舊物,斷捨離中總有些紀念回味之物想要珍惜留存。誠然,文化資產的保存擺脫不了權力與政治因素,然隨著時代不斷向前邁進,對有形文化資產的認定是否應該有更前衛的思考?
今年(2020)初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肆虐全球之際,臺靜農(1902-1990)溫州街25號故居險被臺大拆除的消息,震撼藝文界。賴一時藝文界人士奔走串聯,總算保留下來,於2020年5月登錄為紀念建築。然而臺靜農真正的故居「歇腳庵」(或名「龍坡丈室」,溫州街18巷6號)早在90年代就已被拆除新建為五層樓公寓。也因此,臺靜農才抱著89歲高齡,於1990年搬離居住長達45年的「歇腳庵」,住進目前爭議的溫州街25號,不到一年,同年11月因食道癌病逝。「真正故居」歇腳庵既已不存,這住不到一年的「最晚年故居」溫州街25號與他使用20餘年的臺大中文系主任辦公室(文學院二樓第三研究室),竟是最後僅存可供憑弔的場所了。
臺靜農作為臺大中文系延續北大五四精神的指標人物,並被公認為港臺首屈一指的代表性書家,其相關遺跡與書蹟不僅具有書法史上的文化意義,也具有1949年前後渡臺文人的大時代歷史意涵。除了紀念故居與實際書法作品,臺北街頭的招牌匾額如「國立臺北大學」(隸書)、廈門街上當年五小文學出版社「洪範書店」(隸書)、師大附近書畫用品店「龍瑞宣紙」(行書)、古亭「文林堂畫廊」(行書)、新店「悅寶齋」(行書)、臺大校名「國立臺灣大學」(集字行書)、臺大文學院「文學院」、「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歷史學系」(集字隸書)、外雙溪張大千故居「摩耶精舍」(行草);以及書店尋常可見的一些書籍雜誌封面題字,如《國文天地》(隸書)、《常春》月刊(行書)等,都是臺老書澤。然而較少為人所知曉的是,臺靜農書法遺存中的墓碑銘刻之屬。
臺靜農1968年書〈壽張大千七秩華誕〉,44.5×96.2公分。(圖版來源:2011年香港蘇富比春拍)
臺靜農在臺三碑
墓碑或墓誌銘,是保存書蹟的重要媒材,賴其刊刻上石,得以抵擋歲月洪流而流傳後世,且墓誌銘這類作品篇幅長、字數多,又是為逝者而書,更顯端謹,向為習書者臨摹拓本的重要來源。漢代如〈曹全碑〉、〈孔宙碑〉,北魏隋唐如〈張黑女墓誌銘〉、〈董美人墓誌銘〉、顏真卿〈郭虛己墓誌銘〉等皆是。1949年前後渡臺的大陸名士過世後,家屬尚有倩請當世名家撰文書丹的習俗,臺靜農因此數度書寫墓誌。他曾在《龍坡雜文》序中感嘆「死生契闊」皆在落戶與歇腳的暫居之所,何能不說是大事?至於同渡赴臺名士的那些生死哀樂,何嘗不也因為臺靜農的書藝而流光後世?作為一名小小「臺迷」,臺老師遺留下來的任何片楮零箋,都是那段大時代下的重要記憶而格外令人珍惜。
筆者目前所掌握臺靜農留下的墓誌銘有三例,分別是63歲所書〈董作賓墓誌銘〉(1964)、68歲所書〈故英千里教授墓碑銘〉(1969)、80歲所書〈剛伯亭獻詞〉(1981)。三碑碑主均於1949年前後渡海來臺並任職臺大文學院,與時任中文系主任的臺靜農皆為院內領導人物,且四人同寓大安區青田街附近的臺大日式宿舍,舉止接近,關係密切。故即使來臺文士中並不乏書家名手,倩請臺靜農為三人書寫墓誌銘,允為最佳人選。
臺靜農〈隸書南田語〉,38.5×42公分,臺益公藏。(圖版來源:《名家翰墨—臺靜農法書集(一)》)
「倪體」之外推漢隸
此三碑臺靜農皆以隸書書寫。作為莊嚴肅穆的墓誌銘,其勁拔飄逸的「倪元璐體」行草並非合適書體,楷書亦非臺氏所慣,故選用不失端肅且為臺氏精擅的隸書來書丹,實是最佳選擇。
關於臺靜農在隸書方面的學習,據記載,其於北大學生階段即臨習〈華山廟碑〉,並與後來成為故宮副院長的莊嚴同受業師馬衡影響,蒐羅北京故都諸家收藏東漢〈熹平石經〉拓印成冊;抗戰時期也曾因重慶白沙女子學院同僚的緣故而親睹明拓〈武榮碑〉,可知臺靜農對漢隸的興趣起自甚早。目前可掌握臺氏隸書作品,最早約在1960年代,至1970、1980年代而大盛。且隸書風格多元,能擅數體,不過仍以〈石門頌〉與〈衡方碑〉二種風格為大宗。
東漢〈衡方碑〉,32×18.5公分,沈樹鏞藏本。(羅啟倫提供)
寄意遣興之作,臺靜農多半以〈石門頌〉的蒼勁筆意為之,用筆線條抖動搖擺,筆勢恣縱不拘常法,如名聯〈守斯寧靜,與君大年〉等。晚清以來〈石門頌〉經何紹基等名家提倡,風行一時,百年來從習者眾,然格調多半不能出原碑藩籬。臺靜農利用長鋒羊毫的軟毛特性,無論筆法結字,變化奇絕已超〈石門頌〉之外,將摩崖石刻風蝕雨泐之感表現淋漓盡致,一般對於臺氏隸書的認識,也多半停留在此摩崖隸書「石門頌」風格。然而此三墓誌銘書風端正嚴謹,有別於野逸肆恣的石門摩崖,顯然書家別有所宗。
伊秉綬臨〈衡方碑〉,137×51.5公分。(圖版來源:2016年北京匡時春拍)
衡方碑風方整隸書的醞釀與應用
除了用以表現性情、寄托興懷的〈石門頌〉風格,臺靜農因應正式應酬的需求,逐漸融會出〈衡方碑〉一類結構方整、不求長筆拖曳擺盪的正格書風。如1978年作〈大千居士八十壽序〉、1982年作〈禮運大同章〉等亦屬此類。此種書風取其廟堂氣象、端正肅穆,而不求文人逸興。並且長篇文章,多暗用界格以顯整齊,因此筆勢拘然,限於方塊格內,無法左伸右張。然臺靜農面對此種應用書作,選用筆勢方整的〈衡方碑〉風格,亦可見其通變之舉。1964至1981年間為董作賓、英千里、沈剛伯所書三墓誌銘皆屬此風。
清代以來,以〈衡方碑〉聞名者,僅伊秉綬一人。伊氏取鑑〈衡方碑〉,發展出方嚴整飭、筆畫平直的獨特面貌,風從者不少。細究臺靜農〈衡方碑〉一路風格,外貌看似不同,然不少起筆、轉折處皆有伊氏筆法。臺靜農浸淫清代各家書名家筆風,如清代隸書名家鄧石如、何紹基之書風,下筆每能貌襲似真,尤其何紹基「逆入平出」之獨特筆法,也往往為臺氏潛用。因此,臺氏化用伊氏筆法於自身〈衡方碑〉一路,亦可理解。
臺氏曾自言:「余藏有明拓衡方碑,昔年曾喜臨之。」也留下不少臨習書作。若將臺氏〈衡方碑〉一路之書作紀年排序,可發現大抵於1970年代用筆結字才漸趨成熟,此前實經一番融合揣度的階段。目前臺靜農1960年代的隸書書作留存不多,僅存1964年〈董作賓墓誌銘〉、1968年〈壽張大千七秩華誕〉與《名家翰墨-臺靜農法書集(一)》收錄數件等。論者多認為〈董作賓墓誌銘〉似以〈衡方碑〉筆意為之,然而細究筆法與體勢,與臺氏後來成熟時期的〈衡方碑〉風格仍有一段不小的差距。至於1968年〈壽張大千七秩華誕〉,更可看到明顯的〈石門頌〉風格,尤其此乃賀張大千70歲生日賀詞,精打界格,可知鄭重。雖然結字亦趨方正,與〈董作賓墓誌銘〉有相應之處,然用筆卻一仍〈石門頌〉之左張右伸,難免破格過線,可知其於1960年代書寫正式應用書作,仍在〈石門頌〉與〈衡方碑〉的融合揣度之階段。
臺靜農衡方碑風的正式出現,應屬隔年(1969)〈隸書南田語〉之作。此作雖猶稚嫩,然無論結字、用筆皆與後來1970年代成熟〈衡方碑〉一路之書作相通。如橫劃起筆乃肖楷書起筆直下切入,而後向右略帶偏鋒顫掣抖筆帶出橫劃;且橫劃行筆之際微幅下沉至筆劃中央又略微上揚,呈現出中間下凹、二端上揚特殊筆勢。加上右肩轉折、左撇收束之處特別方飭整齊的作風,都更強化了整體字勢的平穩方正之感,與臺氏詮釋〈石門頌〉橫劃慣走上弧曲線截然有別。這種詮釋〈衡方碑〉的新筆法和方正體勢也反映在同年所書〈故英千里教授墓碑銘〉,橫劃多屬下沉弧線、結構方正、稜角分明,已與1964年〈董作賓墓誌銘〉和1968年〈壽張大千七秩華誕〉有顯著差異。因此,或可將1969年看作是臺氏衡方一路正式出現的關鍵年份。此後,臺靜農正式應用書作無疑都採用這種書風,1981年〈剛伯亭獻詞〉可說是其最成熟的衡方碑風之代表作。
董作賓墓後有墓牆,上為蔣中正書「績學貽徽」,下為臺靜農書丹〈董作賓墓誌銘〉。 陳槃撰文、臺靜農書丹〈董作賓墓誌銘〉。(羅啟倫提供)
1. 董作賓墓誌銘:臺靜農最早墓誌作品
董作賓(1895-1963)字彥堂,號平廬,河南南陽人,與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等並稱「甲骨四堂」。抗戰前參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殷墟小屯的考古發掘,發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的五期斷代、十個標準,至今研究甲骨文者仍奉圭臬。抗戰間於四川李莊刻苦整理《殷曆譜》。1949年國共內戰方熾,奉中央之令,傅斯年率領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隨同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外交部等五機關聯合遷臺。董作賓隨同李濟,連同所藏書籍、儀器、文物標本一齊渡臺。遷臺後第二年傅斯年腦溢血病逝,董作賓轉為史語所所長。時兩岸情勢未定,臺灣社會普遍貧乏,董作賓為家中十餘口生計,1955年赴香港大學之邀出任東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員,至1958年胡適由美至臺出任中研院院長力邀方才返國。在臺北期間,董作賓居住於青田街11巷(現已不存),與監察院長于右任鄰居一牆之隔。1963年因心臟病逝世,與夫人合葬於臺北南港中研院旁胡適公園。墓旁是臺大中文系聲韻學課本《漢語音韻學》「東董宋屋冬宋渥」作者董同龢墓。
陳槃撰文、臺靜農書丹〈董作賓墓誌銘〉。(羅啟倫提供)
臺靜農書丹〈董作賓墓誌銘〉拓本。圖版取自盧廷清《沉鬱勁拔臺靜農》。(羅啟倫提供)
〈董作賓墓誌銘〉為1964年5月所立,臺靜農書丹,史語所同事陳槃撰文,全文並收錄在陳氏《澗莊文錄》。臺氏在落款處謙稱「同學弟臺靜農敬書」,則因兩人1920年代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共窗之誼。來臺之後,也都在臺大中文系服務,情誼深切。
英千里墓碑。上有蔣中正輓額「教蹟孔彰」,下方墓碑書法雖未署款,應也是臺靜農所書。右側牆上即為〈故英千里教授墓碑銘〉。(羅啟倫提供)
2. 故英千里教授墓碑銘:臺靜農衡方碑風初成之作
英千里(1900-1969),出身滿族老姓赫舍里氏,正紅旗。名驥良,字千里,以字行,聖名依納爵(拉丁語:Ignatius)。英氏畢業於倫敦大學,返回中國後協助父親英斂之創設私立輔仁大學,其父逝世後,以輔大秘書長身分領導校務20餘年。時在外國語文學系開設「英國文學」課程,轟動北京學界。抗戰開始,英千里以其學界領袖地位成為地下抗日代表,折衝學界師生日常生活、援救抗日同志,被日人二度逮捕下獄,英千里也因獄中折磨而健康大損。1948年底,國共平津會戰之後北平遭圍,英千里與其他學界名士如胡適、毛子水、錢思亮、陳寅恪等人為蔣介石特令以飛機搶救出城,孤身赴臺,妻與七名子女皆滯留北京。他居住在臺大教職員宿舍,即今溫州街內與殷海光故居一牆之隔的「大院子」。1950年英氏接掌臺大外文系,直至1968年辭去系主任之職,隔年病逝。1963年輔仁大學在新莊復校時,他也出任副校長,後任顧問,始終關懷輔大校務。與家人分隔兩岸的英千里,教學之餘寄情英語教育,與梁實秋等人編纂了大量中學英語教材,國中一年級至大學四年級之英文教材全出自其手。當時英千里與臺靜農分別為臺大外文系與中文系主任,在二位系主任開明兼蓄的作風領導下,兩系學風交融尤多,帶動當時臺大文學院內現代文學的風潮。
沈剛伯撰文、臺靜農書丹〈故英千里教授墓碑銘〉。(羅啟倫提供)
1969年英氏逝世,葬於臺北大直地區通北街後方的「天主教大直公墓」。墓誌銘為臺靜農書丹、沈剛伯撰文,全文錄於《沈剛伯先生文集》。筆者二度尋訪墓區,終在主坡終點靈骨塔再上方中區第8排第1位覓得,也意外發現前方即歷史博物館館長包遵彭 之墓。除了墓誌銘為臺靜農書丹,英氏墓碑之「顯考英公千里諱驥良之墓」與「中華民國前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十月八日歿。聖名依納爵」、「孝男若聰、若誠、若勤、若識、若智敬立,孝女若采、若嫻」等書法,雖無款識,就書風揣度也應出自臺靜農之手。
臺靜農書丹〈剛伯亭獻詞〉與沈剛伯先生紀念亭。位在由名建築師漢寶德設計的青年活動中心往大學池方向,一旁僻靜小徑盡處。(羅啟倫提供)
3. 沈剛伯紀念碑與溪頭石刻:臺靜農晚年典型衡方碑風
沈剛伯(1896-1977),名汝潛,字大烈,湖北宜昌人。自幼受留日歸國的父親沈莘庵教誨,後考取官費留學,赴英國倫敦大學專攻英國史、憲政史、埃及學。返回中國後任教於多所大學,講授世界各國文明史,為學界所重。1948年受教育部長朱家驊之邀,與將任校長的莊長恭赴臺灣大學,執掌文學院兼任歷史系主任。期間設立考古人類學系(今人類系)、圖書館系,成立文學院各系研究所,也被遴選為中研院院士,桂冠之榮,顯耀其身。1969年頒布的臺大校歌「臺大的環境鬱鬱蔥蔥」,歌詞即出自沈氏之手。1977年,沈氏因心臟衰竭過世,其門人在風光明媚的南投溪頭建立沈剛伯先生紀念亭。其與妻曾祥和的故居在青田街9巷4號,至今猶存,並被指定為歷史建物。
臺靜農三碑與其衡方碑風隸書試析:趨訪董作賓、英千里墓與沈剛伯紀念亭
溪頭的沈剛伯紀念亭內立有1981年8月臺靜農書丹〈剛伯亭獻詞〉,碑後為臺大中文系教授陳瑞庚 所書〈剛伯亭記〉,碑座為當時臺大校長虞兆中 所題「名山勝流」。此外,亭眉題字「沈剛伯先生紀念亭」亦是臺靜農手筆,署款於前一年(1980)春天,亭外有當時救國團主任李煥所立〈沈公亭記〉,皆為紀念這位臺大文學院資歷最深的院長。
神木步道上的二處刻石「風雨中的寧靜」與「堅貞」,雖未署款,細究仍是臺靜農筆意。(羅啟倫提供)
筆者漫遊於溪頭林間時,於神木步道先後看見二處刻於路邊石上的隸書「風雨中的寧靜」與「堅貞」。雖未署款,然風格、用筆與「沈剛伯先生紀念亭」等字宛若一轍,亦當出自臺靜農手筆,是臺氏少見的大字隸書摩崖。
神木步道上的二處刻石「風雨中的寧靜」與「堅貞」,雖未署款,細究仍是臺靜農筆意。(羅啟倫提供)
小結
近來臺灣社會開始注重保存名人故居,背後多半有觀光因素參雜其中。若是觀光效益低落,就更容易在土地、商業諸方利益的折衝下被犧牲了。我們已失去了臺老師真正的故居「歇腳庵」,最後短暫居所也因藝文界的串連爭取才劃為紀念建築,對於更加沒有觀光價值的墓地、墓碑、書法遺存,恐怕更易消失於怪手之下。
東西舊了要淘汰,房子老了要拆建,都屬情理。然而一如搬家整頓舊物,斷捨離中總有些紀念回味之物想要珍惜留存。誠然,文化資產的保存擺脫不了權力與政治因素,然隨著時代不斷向前邁進,對有形文化資產的認定是否應該有更前衛的思考?
近現代建物如王大閎建築師的作品已是人們爭取保存的項目,這樣的關注是否可以擴及更多元的物件?共同生活在臺灣島上,走過大時代政治起伏後而逐漸凝聚公民意識的「我們」,想留下哪些作為文化資產?希望有朝一日,文化能成為整體社會意識的共識、知識和常識,尋墓訪碑會如古代文人登臨憑弔,能在臺灣成為一股時尚的文青風氣。

本文原載《典藏古美術》第334期(2020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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