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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識字耕田夫:從「歲寒堂書畫印」出發,談近代篆刻家王禔的藝術人生

我是識字耕田夫:從「歲寒堂書畫印」出發,談近代篆刻家王禔的藝術人生

1951年王禔刻蘇軾詩句「我是識字耕田夫」,似對一生作了總結。此時王禔無論白文、朱文,各種表現形式的風格已然定型,在篆刻印壇上也趨於引領風騷地位。
王褆,青田石「「歲寒堂書畫印」」,印面邊長2.5公分,通高3.3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白煒提供)
青田石「歲寒堂書畫印」,為近代王禔篆刻,印文為篆體朱文,刻「歲寒堂書畫印」六字,邊款陰刻楷書體「戊辰壬日,福厂王禔刻于京師」。鐵線篆表現出的秀美與流暢,有如垂柳流泉,具有一種端莊婉麗的意韻。此印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現收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徐宗浩與「歲寒堂書畫印」
查閱文物檔案可知,「歲寒堂書畫印」為徐宗浩之印,「歲寒堂」是其室名齋號。從邊款「戊辰壬日,福厂王褆刻于京師」可知,此印應是王禔1928年為徐宗浩所刻,是珍貴的歷史文物資料。
「歲寒堂書畫印」及其印蛻。印蛻為印章用印泥、膠質顏料壓印後,留下與印章雕琢面形狀相反的痕跡實物,名源於古人認為鈐印會留下紋理盡合的痕跡,好似蟬蟲脫蛻。(白煒提供)
徐宗浩(1880—1957)是近代畫家、篆刻家、文物收藏家,祖籍江蘇常州,久居北京,1920年被聘為北京中國畫學研究會評議(教授),1926年任副會長,1952年11月被聘為中國中央文史館館員。他善於繪畫山水、蘭花,尤擅畫竹,書法學趙孟頫可以神形兼備,還善於篆刻及裝裱字畫、碑帖等,存世有《竹譜》畫譜、《石雪詩草》詩集等。
徐宗浩一生收藏了許多珍貴的文物,都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價值。中華人民國建立之後,他將元代顧安《幽篁秀石圖》軸、元代趙孟頫《淮雲院記》冊(11開)、趙孟頫《高峰和尚行狀》卷等12件文物捐獻給北京故宮博物院。在他逝世後,家人遵其囑,將所藏法書、繪畫、碑帖等文物500餘件捐獻給北京故宮博物院,其中書畫464件、碑帖110件。這批文物中精品頗多,如明代仇英〈桃源高隱〉、明代李流芳《山水》冊、清代弘仁《小山水》冊等(註1),這件「歲寒堂書畫印」就是其中之一。
王禔篆刻藝術
「歲寒堂書畫印」的作者王禔(1880-1960),是近代著名書法家、篆刻家,原名壽祺,字維季,後更名王禔,號福庵,又號屈瓠,別署羅刹江民,晚號持默老人。他50歲以後以書法篆刻謀生,一生刻印無數,僅上海博物館所藏《福庵印稿》就著錄有10000多方。1959年他將自刻的300餘方印章捐贈給上海市文管會,後歸上海市博物館。1964年其家屬又將300餘方印章捐贈給西泠印社。這些存世的印章原石和印蛻,成為學習研究王禔篆刻藝術的重要資料(註2)。
王禔。(圖擷自《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王福庵》)
王禔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書法家、教育家,對金石學頗有研究。家學淵源為王禔後來在書法、篆刻上的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21歲時便為當時有名的畫家蒲作英刻「蒲華」「作英」兩方印,此後又受杭州金石篆刻家鐘以敬的影響,篆刻藝術得到進一步發展。
鐘以敬(1866—1917)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西泠印社志稿》記載他:「少嗜金石,摩挲不倦。善篆刻,精嚴雋雅,法浙派,當時推為巨擘。工詩古文辭,峭潔如其人。刻竹亦精雅,摹金文尤佳。」(註3)在鐘以敬留下的印作中,有宗法陳鴻壽的,有仿趙之琛的,有擬趙之謙的,有學徐三庚的,各印均深得神似。由於長期窮困潦倒,鐘以敬太早謝世人間,享年51歲。在其為王禔所刻的「福庵書翰」印之側,王禔補款曰:「越生社兄為刻此印未及署款已歸道山,丁巳冬日福庵補記,時距公歿正一祺矣。」王禔又在其篆畢未刻的「麓山遊客」印的邊款上補曰:「越生為余篆此印,未及奏刀遽歸道山。今於遺篋中檢還亟刻成之,丁巳二月福庵記。」王禔篆刻作品《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一生好入名山遊》等與鐘以敬印風相似,可以看出王禔極喜愛鐘氏印,鐘氏的印風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王禔。
王禔《一生好入名山遊》。(圖擷自《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王福庵》)
王禔在28歲時輯《福庵藏印》16卷,36歲時輯自刻印《羅刹江民印稿》8冊。從書中可見其個人治印風格在這一時期尚未完全形成,仍在不斷學各家之長。他在印面章法、文字結構和用刀上,大都仿效秦漢及明清前輩名家,如白文仿趙次閑、陳曼生、吳讓之,朱文效元人、浙派、趙撝叔。王禔對他所喜愛的篆刻家都能用心體悟,頗得神髓,書印技藝增益不少。
王禔至北京後,因其在印鑄局工作,有了務實的歷練,鐵線篆的細朱文不僅在官印上表現卓然,在篆刻上也揮灑自如,秀麗、端莊、工穩、典雅為其特色。又因服務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王禔主拓了《金薤留珍》印譜及其他金石碑刻的摹拓,對於各種金文風格特徵體悟甚深,漸漸形成獨具個人面貌的篆風:朱文方面,有浙派風格、圓朱文風格、鐵線篆風格、古金文風格;白文方面,有漢印風格、古金文風格、浙派風格以及清代趙之謙、吳讓之風格。各種體式都得到不小成就,可謂多彩多姿。
1928年,王禔隨印鑄局南下,翌年客居南京。由於秉性使然,他不願為官,對閒居、自食其力之生活的願望日益強烈,並常常反映在篆刻作品中,如《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等。1930年,王禔意志堅決,不顧南京政府再三挽留,將眷屬悉數遷滬,正式開始布衣生涯。這些也反映在他的篆刻作品中,如在「青鞋布襪從此始」一印邊款中署「庚午冬日,自金陵至滬, 心閑神怡」,又在「不使孽泉」一印邊款中記「庚午冬月辭官來滬,賣字渡日,刻此識之」。(註4)
自此以後,王禔心無旁騖,專攻藝事。抗戰爆發後,曾多次有日本書家學者上門求印,王禔則刻「兩耳唯於世事聾」表明立場,拒絕和日本人書畫往來,表現出高尚的道德品格。1938年夏至1939年秋,其與友人將各自所存的2000多方印製成印譜,時間從明代至今,其中不乏文彭「琴罷倚松玩鶴」、鄧石如「意與古會」等名印,堪稱一部印章流派史。王禔篆題《丁丑劫餘印存》,並刻「戊寅夏,杭縣丁鶴廬、高絡園,余杭俞荔庵,平湖葛晏廬,同輯劫餘所藏印記」、「歷劫不磨」六面印。自刻「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多字印,堪稱王禔以書入印的代表作(註5)。
《丁丑劫餘印存》編成合影,右起第三位為王禔。(圖擷自《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王福庵》)
王禔晚年生活比較安定而寧靜,1945年刻印數量達到1109方。1947年,王禔應張綬葆之約,篆《千字文》。此時的王禔,已成為學界之執牛耳者,求書、求印、拜訪、鑒賞的人絡繹不絕(註6)。1951年王禔刻蘇軾詩句「我是識字耕田夫」,似對一生作了總結。此時王禔無論白文、朱文,各種表現形式的風格已然定型,在篆刻印壇上也趨於引領風騷地位。
王禔《我是識字耕田夫》。(圖擷自《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王福庵》)
王禔在篆刻藝術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同其書法藝術及其對古文字學的熟練掌握息息相關。他充分地把個人篆書風格運用到篆刻上,又將隸書和楷書運用於印章邊款上,使每方印章都相得益彰。他的小篆師法「二李」,同時又取法金石,並吸收了鄧石如、吳昌碩、楊沂孫等篆書的風格特點,加以創新,形成了結體寬博、端莊典雅的氣韻面貌。
王禔書法篆刻藝術的影響
從清代乾嘉時期金石學開始,民間一些科舉未得志的文人紛紛轉向純粹的藝術創作,他們多集中在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上海、杭州等地,一方面這裡文化環境比較寬鬆,可以怡情遣興,另一方面也可以鬻書印以自給,維持生活來源。
在觀賞、研習書法篆刻藝術的過程中,文人開始了全面的古法回歸,並借古法之力寫出新的面貌。鄧石如是最先嘗試改造玉箸篆、鐵線篆法的創新者,他採用長鋒羊毫寫篆書,同時把隸書用筆融入其中,以此形成書法篆刻變法的突破點。其後的吳熙載、趙之謙等人都是將筆劃線條加粗,於起行收筆處突出線條的提按快慢變化,形成各自書法篆刻獨特的風格。與他們不同的是全面借鑒古文字遺跡、能夠出古入新的楊沂孫、吳大徵、吳昌碩、羅振玉、王禔等,他們各出機杼,別有洞天,最終把篆體藝術推向巔峰。
趙之謙《篆書鐃歌》冊,清,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白煒提供)
在上述這些開宗立派的大師中,王禔是其中唯一發展和創新了玉箸篆、鐵線篆的書法篆刻家。和清代以及同時代的書法家相比,其他書家大多屬於創新型書家,而王禔則更像是一位忠實的繼承者。他在對篆書的追求上大異於同時代的其他書家,摒棄了自李陽冰後書篆者以禿筆、燒毫、束毫等手法限制筆鋒而寫篆書的陋習。他的篆書直接繼承李斯、李陽冰藝術風格,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創新(註7),加上王禔深刻理解浙派篆刻,形成了他用筆洗練含蓄,結體寬博,端莊厚重,典雅蘊藉,宛如謙謙君子般的風格特點。比如他書寫的《說文部首》,已成為後世習篆者必須取法的典範之作。
另外,王禔在篆刻上對近代印風,則有開創一代風氣之功。他的篆刻繼承浙派薪傳,去蕪存精,追溯秦漢,又博采元明以來文人篆刻諸家之長,形成秀麗飄逸、典雅蘊藉、淳古厚重的風格。尤其是小篆細朱文,遵修舊文而不穿鑿,茂密而舒卷自如,精湛秀靜,開浙派一代新風氣。民國以來的100多年間,除吳昌碩、趙叔孺外,王禔聲勢最大,其門生弟子遍佈天下,上海有吳朴堂、高式熊、江成之、徐家植,北京有頓立夫、徐之謙,杭州有韓登安,可謂集一門之盛。
王禔《風巧月高七言聯》。(圖擷自《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王福庵》)
中國建國以來,書法篆刻藝術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書法篆刻作為一門純粹的藝術在發揮自己的社會功用。基於此原因,繼清代以來古文字又一次獲得文化藝術界的廣泛關注。在崇尚新奇和高辨識度的速食文化下,追求裝飾性、怪異和強調視覺衝擊力成為書法篆刻的一大通病。為了展覽成效,追求展廳效應無可厚非,但過度討巧獵奇,便失去了文字源本具備的美學功能。王禔書法篆刻不事新奇,又不因循守舊,在紮實深入研習古代遺跡的前提下,總結前人書法篆刻的結字特點,在批判吸收中另闢蹊徑,深究其取法來源,給今天的書法篆刻諸多啟迪。
註釋
1  群工〈文物工作報導〉,《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6期。
2  張遴駿〈印繼八家傳一脈——王福庵篆刻卷序〉,《海派代表篆刻家系列作品集:王福庵》,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年。
3  王禔審定《西泠印社志稿》,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注釋本,2006年7月,第2版,第8頁。
4  余正主編《趙叔孺、王福庵流派印風》,重慶:重慶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80頁。
5  蘇振羽《王福庵書印創作關係管窺——以其篆書千字文為切入點》,中央美術學院碩士論文,2017年。
6  李亞茹《論王福庵篆書及其歷史地位》,山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8年。
7  劉文勇《王福庵書法篆刻藝術研究》,河南大學碩士論文,2013年。
白煒( 1篇 )

北京故宮博物院宣傳教育部助理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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