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貴琳瑯游牧人　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蒙回藏文物特展」

清18～19世紀〈金嵌珠樺皮鳳冠飾件〉（圖1），骨架為木製鳳凰，鳳凰呈展翅貌，除部分構件以金箔貼之，底座為金製外，羽毛部分皆以樺樹皮裝飾，並飾以金箔，同時嵌有珍珠，相對輕巧好佩戴。樺樹普遍生長於北亞一帶，北亞游牧民族經常使用樺樹皮打造簡單的盒子等生活用品，早在元代皇后佩戴的姑姑冠即使用有樺皮。〈金嵌珠樺皮鳳冠飾件〉外形學習自明代以來的纍絲金鳳冠，但在材料的使用上則汲取了游牧民族的傳統。

西藏古稱為吐蕃，藏傳佛教格魯派五世達賴喇嘛以及五世班禪喇嘛前後進京覲見順治、康熙皇帝，並受正式冊封，雍正時期設立駐藏大臣。乾隆統治時期更曾出兵助西藏擊退廓爾喀（今尼泊爾），後清帝國制定《二十九條章程》，以「金瓶掣籤」的方式控制達賴喇嘛、班禪喇嘛的認定。「西藏的統治是藉宗教方式來統治，就是政教合一，但我在此次展覽中想要特別強調，其實西藏除了宗教，當地貴族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忘記了，清朝在透過達賴喇嘛等宗教領袖的手段統治之前，這個地區就存在有很多的地方貴族。這些地方貴族在清代的統治下也是納到行政體制之中，而行政體制再納到宗教體系底下。貴族所穿的衣服、裝飾品的都是屬於地方性物質文化，是深入到他們的生活面。以前我們好像會覺得那些寶石都是跟宗教有關，但其實不是，那是貴族身分的證明。」

清〈嵌松石珍珠帽〉（圖2），木胎，其上串滿大大小小的珍珠，帽頂則是以綠松石鑲嵌裝飾。帽圍甚大，不似用來直接戴在頭上。展覽現場一同陳列的為德國地質學家Ernst Scharfer於1938至1939年間赴西藏考察時拍下的藏族少女，照片中少女頭上先戴有稱為「巴珠」三角形支架，此為藏族貴族女性日常髮飾之一，然少女除戴巴珠，巴珠之上更裝飾有一頂珍珠帽，即與展出的〈嵌松石珍珠帽〉相似。陳慧霞表示，能在巴珠之上戴珍珠帽，顯示此一少女應是當地高級貴族成員。

同時，在這次的展覽中，陳慧霞也特別強調西藏等地在地的工藝製作，西藏文物透過進貢的方式，在清宮中成為獨樹一格的「藏式」。「在這次展覽中我也想要談一個問題，就是工藝的角度仍然重要。你看到一件作品時或許會想：『沒錯，這就是藏傳法器』，但應該要仔細去想想，製作技法、鑲嵌寶石的工藝，事實上是和清宮不太一樣。西藏本身有自己的工藝傳統跟製作方式，他用的材料也是他們日常用的東西。清宮中當然會看到這些東西，同時宮廷裡也會有由西藏過去的工匠在裡面行走。打個比方，製作一件東西時，乾隆皇帝就可以要求要做『藏式』，皇帝也會命內廷工匠學習『藏式』，工藝技術因而產生交流。物件在兩地間的流通，背後蘊藏著工藝技術交流。」關於「藏式」，陳慧霞舉例如它的成型、打造的痕跡明顯，鑲嵌技法也與清宮相異外，鐵的運用更是西藏工藝中較為特別的一點；而展出的西藏作品中部分以「鐵金」技法製成，也是西藏特殊的技藝，目前留存甚少。

清〈札布札雅木碗附鐵盒〉（圖3），西藏製，木碗口沿略外敞，弧身垂腹，下承矮圈足，木碗口徑大且碗身窄，為蒙藏地區喝酥油茶、吃糌粑的飲食用具。木碗同時配有一鐵盒，鐵盒器表紋飾鏤空，以鐵金技法製成，並以數個綠松石點綴。陳慧霞指出，木碗的特殊之處就在於其自然形成的木紋，變化多端，推測木材是杜鵑木根，「札布札雅」為藏語音譯，確切意思不明，但可能就是某種木頭的名稱。是展一共展出四件木碗，其中有一件即有可能是乾隆朝內廷仿西藏製木碗而成。

回部即今日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一帶，屬於陸上絲綢之路的中繼站，因而此地除了原有的維吾爾族文化，也混雜著中亞、西亞、伊斯蘭文化於一體，17至18世紀準噶爾部曾大盛於此。「清帝國統治回部主要就是透過行政體系，派一些人到當地去，利用了原來伊斯蘭教在當地的勢力，同時也利用地方貴族，讓貴族可以繼續在當地當官，管理當地民政跟一些制度。回部會進貢文物到清宮，同時皇帝也會回賜東西。」陳慧霞強調，在統治面上回部雖不比西藏、蒙古與清帝國親近，但這一地區的多元文化融合是十分特別的。「過去故宮展覽相當關注此一地區的玉器，而這次展覽中也有幾件東西和玉器的情況十分類似。這些帶有伊斯蘭風格的文物透過中亞進入新疆，途經回部來到宮中，而當時回部也有自己的工匠，自然也會去模仿伊斯蘭風格。當然這次展出的部分文物到底是回部製作，還是來自印度、鄂圖曼土耳其地區，值得更深入的探討。但這種工匠模仿、風格來源的錯綜複雜，顯示了回部作為文化交流中繼站的特殊之處。」

清18世紀〈蕾絲椿伯爾提面紗〉（圖4），這件作品以刺繡的方式做作成中間的蕾絲面紗，並在蕾絲上緣鑲繡著金絲線繡捲草紋紅絨帶，為中亞地區常見的刺繡技法，兩側的繫帶也精心講究，除繡有紋飾，更綴有寶石、珍珠等。此件作品外盒上寫有「椿伯爾提」，其含意雖不甚清楚，陳慧霞卻找到了一簽條，上面寫有「乾隆四十四年英吉爾沙阿奇伯克散秩大臣蘇勒坦霍卓恭進舂伯特一件」（展覽現場同時展出），推測此一簽條指的「舂伯特」即為展品〈蕾絲椿伯爾提面紗〉。經進一步查找資料，更發現這類面紗為塔吉克族女子出嫁時所用，屬於相對個人性的物品，陳慧霞設想這件曾經使用過的面紗，或許是出嫁女子自己一針一線、絲絲用心所製也說不定。

「貴貴琳瑯游牧人―院藏清代蒙回藏文物特展」共展出100餘件作品，共分兩檔，將於11月22日更換部分文物。是展共分四大單元：「尊貴的飲食器用」、「藏傳佛教的浸潤」、「珊瑚與松石的對話」及「超越國界的珍寶」，陳慧霞希望透過生活導向的方式，讓觀眾更能親近現場展品。

「尊貴的飲食器用」單元中，呈現出反映四季遷徙的游牧民族所代表的生活用器，包括木碗、刀叉等。清〈土爾扈特部鍍金叉匙匕首組〉（圖5），為一套包含刀、叉、湯匙的實用組合，銅鎏金製成，置於皮盒內，皮盒上寫有滿文並裝飾豐富邊花，整套又置於長形木匣內，並刻有乾隆御製詩，可推測此件刀叉組為乾隆三十九年（1774）進貢入宮。但在當時不使用刀叉的清宮中，這組文物更顯突兀，原來這件刀叉組的背後有一段土爾扈特部的遷移故事：「土爾扈特部原是蒙古四部之一，因準噶爾部勢力日漸龐大，失去放牧場地的土爾扈特部於1628年開始西遷至裏海北側伏爾加河一帶。後在沙皇施壓之下，土爾扈特部又再次搬遷，正值準噶爾部被滅，因此他們又回到回部一帶。渥巴錫為當時土爾扈特部的首領，為示效忠，他曾在熱河覲見乾隆皇帝，也先後呈進了自己的寶刀及這套刀叉組。」陳慧霞說明，清宮真正使用刀叉是在19世紀由傳教士帶入宮中，而〈土爾扈特部鍍金叉匙匕首組〉反而是受到俄羅斯生活影響所製。

「藏傳佛教的浸潤」講述由印度教與西藏「苯教」融會而成的藏傳佛教縮影，藏傳佛教除對蒙、藏地區影響甚大，清帝國多位皇帝也虔誠地信奉藏傳佛教。藏傳佛教一大特點就在於其法器、供具，如念珠即為一例。展場除展出多件各式材質的念珠，尚有一件清〈嘎布拉念珠〉（圖6），為乾隆皇帝七十大壽時班禪喇嘛進贈之物。此外還有一件據傳是送與慈禧太后的〈銀壇城附五色哈達〉（圖7），銀製盒，盒蓋中央為須彌山、旁邊為鐵圍山，壇城的四個方向代表東西南北四方。而此件作品附有五色哈達，哈達為藏傳佛教中的長方形絹布禮敬法器，通常為單一、複數顏色，又以五色最為尊貴。

〈青金石鉢（附皮盒）〉（圖8）為難得一件的作品，青金石原料體積甚大，據外皮盒所附文字記載，可知乾隆皇帝因攻打準噶爾部而獲得此件作品。研究推測準噶爾部是在攻打西藏獲得此物，疑為西藏所做之物。並列展出的是一件〈炕老鸛翎鐵鉢附皮盒〉，鐵器外表呈深藍色，陳慧霞說明此為烤藍技巧，而「老鸛翎」應該就是在形容這種藍色。

說到西藏，人們自然而然就會想到藏傳佛教，但在第三單元「珊瑚與松石的對話」中，陳慧霞就是要提醒大家，除了藏傳佛教，草原游牧民族中不可忽略的還有當地貴族的生活。蒙藏地區的貴族喜於使用各式寶石、珊瑚，以及綠松石等，身上配件甚為繁複，從耳墜、嘎烏（即佛鍋，藏族貴族胸前佩戴的小佛龕），到手上佩戴的臂釧、戒指等，都鑲嵌有各色天然寶石，且造型都比一般常見者略大，顯示游牧民族豪邁不拘的性格。〈銀嵌珊瑚松石耳墜〉一件（圖9），耳鈎的部分碩大，以珊瑚為主外，尚鑲嵌有綠松石。陳慧霞推測這件作品應是男性使用，藏族男性多只佩戴一側的耳墜。

「超越國界的珍寶」說的正是位於陸上絲綢之路中繼站回部，地處歐亞交接帶，多元民族並存，東西文化交融，在藝術品上產生文化並存的現象。清〈包金嵌珠石帽花〉（圖10），造形特殊，中間有一中心支柱，以紅寶石為帽花，器身並嵌紅綠寶石、珍珠外，各式金線從中心柱底部交雜延伸，見中心柱下端為一細長插榫，應是伊斯蘭文化中插於頭巾上的裝飾配件。

策劃此一展覽時，陳慧霞在「交流」議題上碰到不小的問題，也就是當一個文物具有多重文化影響時，到底該如何界定這件作品所屬的文化脈絡呢？

草原游牧民族隨著季節遷徙，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國家界線」的概念就相對模糊，遇到不同文化時，經常也採取開放包容的交流態度。物品會透過商業貿易、戰爭、朝貢等方式移動，同時身負製作技能的工匠亦然，因此經常在一件文物上看到不同文化的身影。「同時一件東西上會有多種技法，一些是伊斯蘭的，一些又是漢人工藝，同時可能又藏有藏族工藝的影響在其中。因此要界定一件東西到底屬於什麼文化、什麼民族非常困難，目前就只是盡量把它做出來，之後如果要去講一個更複雜的問題時再去講。我自己是傾向從『這件東西是為何而做』的角度出發，比方說這件東西是我訂的，我會希望這件東西以什麼面貌來呈現，自然會有我的意念、意見在裡面。假設說是西藏一位喇嘛要做一個供具，可能用伊斯蘭的技法呈現，但是我相信在裡面一定還是有一些部分，是依照他的要求所做，因此我會比較從『到底誰是主導這件東西被完成』的觀察，傾向於思考這件東西究竟是在怎樣的情況下被生產和製作的角度，來界定這是一件西藏、回部或是伊斯蘭的作品。」

「貴貴琳瑯游牧人―院藏清代蒙回藏文物特展」本身從非常生活化的題材出發，展出作品多數是生活、宗教用品居多，但同時這些草原游牧民族的特徵，又賦予這些生活用品不一樣的樣貌，展件特別、多元且多是過去未曾出展者。走進展廳，或許會感到那麼點熟悉、但又有點不太一樣的悸動，這就對了！

地點：國立故宮博物院

展期：即日起～2018/8/20（2017/11/22更換部分展件）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蒙古草原上奔騰的牛羊、天山腳下成群的商旅以及青藏高原上那個最接近天空的國度，游牧民族以自然為家，逐水草而居，文化方面獨顯特色，更有別漢人，甚至更有以統治者之姿躍上政治舞台。

「其實，清代、甚至之前的元代，都是游牧或半游牧出身，自身會保有游牧民族的本色。他們很重視這點，不管如何國家在整個政策面和執行面上都會一直強調本身的出身，因此也對其他民族比較包容。」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副研究員陳慧霞娓娓道出以草原游牧民族之姿入主中原的清帝國，與周圍各游牧、少數民族相處情況。過去討論清帝國的統治，常以「漢化」來闡述帝王接受儒家傳統以統治中原，而在近年新清史階段則為強調清帝國作為塞外滿族的族群特色，而「貴貴琳瑯游牧人―院藏清代蒙回藏文物特展」則更加延伸，透過文物及文獻等探討清帝國與蒙古、回族、藏族等地的溝通與交流。

展覽的出發點其實都是來自一個小小的動機和一點好奇，「其實在2012年策劃『皇家風尚：清代宮廷與西方貴族珠寶』特展時，我就發現故宮有一些藏品很有趣，當時就想著有機會一定要將它們展出。剛好，我又一直在思考清代統治下，清宮廷與這些多民族的關係究竟如何，這算是種因緣際會吧。」真正著手研究的時間不長，陳慧霞不諱言此次展覽只是個雛形，很多資料跟內容都待更長久的研究。

「在此次展覽中，我刻意挑選了一些18、19世紀的作品，可以看到一些嘉慶朝，甚至是道光、咸豐、光緒朝的作品，雖然斷代上還是值得商榷，時間為清中晚期是可以確定的。過去關於清代的展覽多集中在康雍乾時期，但我則是持續研究清中晚期的後續發展。」陳慧霞將展出作品年代拉長，她認為每一個地區的文化都是經過時間的積累而成，循著時代的脈絡往上探索，才更能體會文物的脈絡及文化的發展。「我們目前所看到的、所理解的樣子，經過了中間變化的過程，再回到那個時代，希望以這樣來看文物是否能夠再拉近距離，看到不一樣的景象。」

除了展出文物上時代拉長，是展更展出一系列1930、1940年代藏蒙回地區的老照片，以此拉近與觀眾的距離。「籌備展覽期間，我們發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歐洲等國家積極蒐集人類學、民族誌、考古等訊息，留下了很多標本、照片等資料，目前多保存在歐洲各國的博物館或官方資料庫中。」陳慧霞表示這些資料難能可貴，除了可以透過照片對比文物的使用脈絡，也是給予觀眾一種觀賞展覽的管道，「透過圖片，觀眾會知道當時的人們是怎麼使用這些文物，整個展覽也因此更有生活性，而不是單純停留在觀光客獵奇的心態上。」

過去，歷史學家或許會很簡單地以「朝貢」的模式來說明清帝國與各民族間的關係，但近年來在學者們的持續研究中發現，清帝國與蒙古、回部、西藏的交往除了不間斷的送禮、回禮，亦以嫁娶婚姻、政治派任及宗教等方式達成和平統治的目標。

分布在西北草原的蒙古部族與滿族清帝國的關係可說是錯綜複雜，從其被清帝國納入八旗之一可知，清帝國統治者將其視為一體，而非異族。也因為如此，很多蒙古文化與滿族傳統已經密不可分，孰先孰後早已不可深究：「滿族與蒙古族的關係最主要是透過婚姻結盟，這是一種親密且帶有親屬關係的層面，文化互相交融。在研究時常常碰到有些文物不知道這東西到底是誰先有的，比方說在服飾、頭飾、帽子、配件、鼻煙壺等，有很多的習慣已分不清究竟是誰先誰後。譬如朝珠被認為跟西藏的信仰有關，而滿族信仰藏傳佛教的途徑，有一說法是透過蒙古，在後金時期就已經與蒙古接觸並信仰藏傳佛教，而朝珠是否也是來自蒙古族呢？我覺得可以再去追溯、找更多線索。這正是我們在辦這個展覽時會碰到的問題，到底哪個是原屬於蒙古？真正的蒙古文化到底是什麼？」陳慧霞表示，蒙古文字的消亡以及現今蒙古學界對於清代統治下的蒙古文化的消極討論，或許都是讓這段時期的蒙古文化渾沌不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