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博愛精神護持傳統藝術：專訪國父紀念館館長林國章（上）

台灣文化環境明顯變遷，傳統藝術文化於今日十分的式微，國立國父紀念館（簡稱國父紀念館）是少數長年持續不斷推動傳統藝術文化的社會教育機構，從書畫篆刻家、陶藝家個人到藝術社團因此能夠擁有展現的平台，社會大眾也因此擁有接觸傳統藝術文化的機會，對於傳統藝術文化的傳承與推廣實功不可沒。

具備深厚歷史與文化學養、溫文爾雅的館長林國章，於國父紀念館服務至今24年，在擔任館長之前，歷任編審、文教組主任、展覽組主任、研究典藏組組長、副館長，資歷完整而深厚，於當今公部門的藝術機關甚為罕見而難得，長年與台灣藝壇密切交往，藝文活動執行經驗豐富，緊密掌握台灣藝術文化的脈動，且聽他娓娓道來國父紀念館成立的背景與初衷、尊重東方水墨／傳統藝術的緣由、備受書畫篆刻家推崇的展覽審查機制、因機關改隸對國父紀念館的定位和角色扮演上所產生的改變、如何在館務推動上落實國父孫中山的博愛精神、以及傳統藝術文化在台灣之生態與變遷的觀察與建言。

國父紀念館應該是個著重歷史性的歷史名人紀念性的機構，可是現實意義上所扮演的功能、和在社會上受到關注的重點還是在文化藝術的部分，藝術展現的方式在國父紀念館又比起其他美術館、博物館不太一樣的地方是，視覺藝術和表演藝術同時在進行。視覺藝術這一塊，學界或藝術界的朋友反應，是在書畫篆刻、傳統水墨等東方藝術中經典的傳承，相關活動較其他美術館更加密集，這是外界一般的印象。現在藝術強調創新，不管是媒材的運用或是創作題材的選項，比起以前豐富多元許多，藝術的創作當然是沒有任何限制可言，可是地區文化的根源還是很重要的，畢竟所有的創新皆有其來源。林國章首先指出國父紀念館的本質與其實際所扮演的角色兩者間的差距。

他進而指出上述情況實乃出自於奇妙的大環境機緣：「國父紀念館是名人紀念館，嚴格上來講，是屬於歷史類的博物館。這個館的誕生是出自1964、1965年時政壇一些前輩、大老的提議，在1966年國父百歲誕辰時興建一個作為紀念、同時作為一個提供青年活動的重要基地。所以國父紀念館設立的一個鮮明的意向就是：提供年輕世代各種活動的場地，在紀念性的構想之外，在那個年代也標示一個作為青年世代文化學習跟社會學習的重要地方，是包含在設館的宗旨裡頭。很令人佩服的是，在那個嚴肅的年代，紀念性的功能一定是被標示得更清楚，如此構想之外，還會想到青年世代的學習和文化活動，從現在的角度來看，還是對這些前輩感到佩服。當然那時還是有一個重要的政治性意義，就是當時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所以這裡就很著重文化復興的題材，因此當時國父紀念館、陽明山中山樓、中山學術基金會都同時成立，當時有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也是在1965、1966年的事情。」

國父紀念館從1965年開始籌設，從奠基到落成經歷了七年之久，一直到1972年才開館。台灣在1970到1980年代，屬於政治性的對外關係比較奮發圖強的年代，很強調刻苦奮發，那時候的經濟發展、文化性的題材都很受到重視，也是正在努力進行如十大建設、包括1968年從初中到國中的九年國教之教育改革等基礎建設的階段，是台灣對中國武力對抗告一個段落，積極從事地方建設，如電子業等產業都在發跡的年代。林國章簡述建館當時的歷史和社會背景，並指出國父紀念館典藏有一批台灣早期藝術家以十大建設為議題的書畫創作，都是時代性的見證。文化性的題材在那個年代，就是一股復興中華文化的氣氛，國父紀念館設置原由當中明顯且特別的意象就是文化傳承，強調「承先啟後、繼往開來」，而這兩句也是國父孫中山的墨寶。

現在很多博物館、美術館展出的內容或頻率都是很現代性的作品，反而對傳統東方水墨和藝術品項似乎沒有那麼熱絡，林國章表示，國父紀念館基於設館時的意向，一直維持很開放的空間讓這一類的藝術能夠展出和活動。國父紀念館成立到今年（2018）有46年了，在這40幾年的過程當中，早期的業務重點不可否認就是國家政績展示、慶典聚會，另外就是為某些節慶辦理很多文化活動；可以回想到1970至1980年代有很多渡海來台或台灣在地的藝術名家，很活絡地參與文化活動和藝術展示，很多的作品當時會在此呈現，甚至有的也會留下來，從典藏中可以看出曾經的業務所走過的痕跡。

當年重要、知名藝術家作品的留存收藏是其一，其二就是當時候因這裡政治意向清楚，國家重要的青年學生活動是在這個地方進行，早期有全國青年學生書畫、水彩比賽，其他還有全國青年學生的愛國歌曲比賽。愛國歌曲比賽無法留下太具體的資料，但是全國青年書畫比賽曾經辦理過30幾屆，歷屆前三名的作品都收藏在館內，這當中包括杜忠誥、蘇憲法、林進忠（前台藝大副校長）等教授，在藝術學界、藝壇非常受到尊重的這些藝術家很多當年都是得過青年藝術比賽的重要得獎者，所以國父紀念館典藏區塊中很多是這一類的作品，毫無疑問的就是書畫、東方藝術到現在都是一脈相傳。

「文化多元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任何一個讓人覺得尊重的社會一定都是重視歷史的，只有尊重歷史才能創造令人敬重的新的歷史局面」，在這樣的思考背景，林國章表示，同仁間對於傳統藝術的部分，一直覺得要共同努力。除了努力之外，認為鼓勵新銳的藝術家十分重要，所以國父紀念館在2016年開始創設了「中山青年藝術獎」，鼓勵年輕藝術家的創作，首獎獎金是新台幣30萬元。

國父紀念館是歷史名人紀念館，林國章表示，歷史的課題中就是這個館的本質，在這個情況底下，對文化藝術開展的局面，和其他館的思考會有所不同，就是覺得民族性、歷史的傳承還是很重要的，因為有任何創新都應該來自於個人原有的養分。水墨是東方藝術當中的經典，雖然中國大陸也屬於這個藝術範疇，但他們有斷層、大環境曾改變，畢竟藝術脫離不了社會環境的情況。他覺得台灣是很珍貴而重要的，因為早一個世代在討論台灣和中國大陸文化發展環境的比較時，前輩學者都還提到台灣是中華文化傳承的一個實驗地、基地。1966至1976年間中國進行文化大革命時是滿混亂的，台灣在中華文化傳承上不只沒有斷，還不斷有各種新的元素加入。

談起台灣的文化特質，林國章認為：「台灣社會很有趣也滿特殊，有些人說是以海洋文化面向世界，其實是各種來源都在這個地方匯聚。現在南島文化很受到強調，當然它很重要沒有錯，但是展現的東西有多少，滿值得推敲。台灣原住民社會裡頭少有文字紀錄，文化是跟自然結合，但就是因為生活跟自然融在一起，所以較少呈現屬於具體的現代科技文明的東西；漢人來台開墾文物積累較多；之後當然陸陸續續還有日本時期等。台灣滿多元的，而在這個多元環境裡頭，台灣所展現出來的中華文化的特質還是滿強烈的，從民俗、宗教、書、畫、語言、文字等，台灣保存得都是挺完整的，符合設館意向與脈絡。國父紀念館業務發展的思考，會著重在這個地方。」

「一個世代有一個世代的思考邏輯和他們所想像的東西，留下來的，都覺得很珍貴，包括國父紀念館這棟建築，一磚一瓦都非常經典，而這是46年前的設計」，林國章指出：「現在各國各地很多的重要建設，都是讓很多外國的藝術家來當地成名和實驗，然後當地營造廠無法完成，造成經營也很困難，好像成就都是來自於外國人的光環。可是這個館當年就是王大閎先生經典的作品，教育部、外交部等很多地方也是。這個館除了視覺藝術的展現，她的美來自於業務發展方向和這棟建築本身。這棟建築是仿唐式的建築，但有趣的是，卻容納了現代性的功能，在當時很是創新。現代建築界在講王大閎先生，是中國傳統建築現代化的第一人。這裡用的都是很溫柔、溫潤的一種構想，包括可以看到國父紀念館正廳正門口的飛簷，有人形容像少女的裙襬隨風搖曳一般，是很美的意象。」

國父紀念館發展方向一如其建築都是結合傳統與現代，呼應台灣社會的進程，林國章提及一段軼聞逸事：「當年老總統蔣介石先生希望是宮殿式建築，王大閎先生認為應該是要用傳統建築融入現代性概念去組織。像這些看起來是傳統式的廊柱，但其實主體的鋼結構都是現代性的東西，材質的現代感是非常明顯的，這種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以館的主體建築來講就充分的展現。館發展的方向也是循著這樣的脈絡下來，因是歷史名人紀念館，所以有歷史傳承的成分，但業務發展當中，當年這些前輩們就有設下它作為青年世代文化教育藝術活動的一個重要場地，這方面是滿現代的，加上這個建築經王大閎先生的構思。經過和蔣介石一年多的磨合，很多專家還是覺得王大閎比較有概念，尤其聽說王大閎當年說了一句話讓老先生聽下去——『國父是在革滿清的命，不能再做清朝時宮殿式的建築了』，所以他用現代式的手法來展現傳統。如果從建築結構或者總體所呈現出來營造的氛圍和意向來講，國父紀念館就是一個沿續傳統、銜接現代非常重要的文化藝術殿堂。」

「從發展的過程來看，可以發現在傳承中華民國的過程當中，其實人才也是非常豐富。羅青先生曾發表個觀念，他說『政府來台的那個階段其實是人才紅利的大時代，太多來自各地的知識菁英或是各界很重要的人物都匯集到台灣來』，講起來是滿精彩的。有些人在分析台灣文化發展的脈絡，早期政府來台的那個階段當然是戰亂，之後1960、1970年代大概就是屬於那種復興傳統文化但同時也是融合現代化觀念的一些開始；到1980、1990年代初的那個階段，又更加開放多元；到1990年代又有各項解構性因素出現；2000年之後很多國際化的概念，台灣幾乎都融合進來。即使像劉國松老師在1960至1970年間強調傳統水墨『要現代、要革命』，可是即便是這樣子，還都是從傳統的訓練出來的東西，方法可能是改變了，意向、精神和概念很多都還是出自於傳統經典，題材也是，不管山水或其他也都是。我個人是覺得民族性很重要，即使是講藝術也不應該忽略民族性，像北歐、俄羅斯的作品色彩因為長時間嚴冬白雪，就是很亮麗，脫離不了民族性。」

 嚴謹而健全的展覽審查機制

作為國內重要的藝術展覽平台，國父紀念館每年受理申請，有時候收到高達200至300件的展覽申請，而一年真正能夠展出的大概130、140檔，數量相當多。申請案件中，西畫約佔三成，水墨類約佔二成，書法篆刻約佔一成，東方水墨藝術總量還是比西畫多一點，其他還有雕塑、攝影、綜合類。關於展覽評選的審查機制，林國章詳細說明道：「我們成立一個多達30幾人的審查組，分水墨、西畫、書法（含篆刻）、雕刻、包括攝影和其他媒材的綜合類，共五類。藝術脫離不了學術，審查組委員涵蓋的面向，最重要的是具備學術背景的藝術名家為其一，人數也較多；然後是純粹的創作藝術家為其二，這是初審的委員背景。

除了學術和純創作的兩個背景，另外還有兩個面向是我們重視的，第一個是平衡南北的差距，所以北中南的評審委員都會同時聘請，好關注各地藝術家耕耘的情況；再一個考量是，我們不可否認國內藝術教育的環境，包含台藝大、台師大、北藝大、南藝大、文化大學及東海大學美術系等，都是很重要的。在思量委員名單的時候，會關注不同學校代表的比例，當然沒有辦法很絕對，可基本上同時都要去思考到，不能有過大的落差，也必須有其代表性。毫無疑問的國內很多畫會團體、藝術家，都是從這些教育體系裡頭訓練出來的。這個是屬於審查組的階段，按照年度可以容納的展期量，甄選各類重要的作品排入檔期。

各個畫廊的展覽之外，中山畫廊的策展很受到藝術界重視，所以另外成立評藝組負責評選和推薦，這批審查委員幾乎都是當過審查組委員的資深前輩藝術家、藝術評論家，人數約十來位，同樣會兼顧到區域的代表性，內容也包含書畫、水墨、西畫、書法、攝影、雕刻等不同類別，針對名家的藝術評價、對藝術的貢獻，提出來經過討論，最後用票決的方式推薦出來到中山畫廊來辦展，過程嚴謹。

 一級展廳的展出就分成初審、複審兩個階段，初審各分組選出來之後，集中到初審綜合會議，由各類別的老師再進行綜合的檢視，排出初審的展出名單。名單確定後，這當中有由初審階段推薦出來若干傑出或對藝術發展深具貢獻的藝術家，再送經評議組討論，受到推薦的展覽以在中山畫廊展出為主。初審第二階段是跨媒材、跨領域的老師共同把關，亦即審查組的初審。會有初審，複評兩個階段，從各組的初審到綜合的複評，同樣過程嚴謹。初審每組評審委員大概都在七到九位左右，端看送件量大或小，書法篆刻稍微少一點大概是五、六位。」

國父紀念館陸續改隸不同部，對其角色和任務的轉變影響很大。其在1972年開館是隸屬於台北市政府教育局，館務屬於政績展示，具紀念性意義；1986年改隸教育部，是社會教育司的範圍，任務重點在社會推廣教育；2013年國家政府組織改造，國父紀念館改歸文化部管轄，文化部對文化業務的方向感更加明確，文化部現在有個國家典藏庫的概念，文物列入國家典藏庫便是國家的重要資產。林國章指出：「國父紀念館在1972年開館時，有個使命是提供青年進行文化活動，歷年來這裡辦理很多文化活動，社會教育就是推廣，背後博物館經營很核心的部分包括人力結構、研究的能量和對庫房與典藏的重視，其實是不夠的。現在導到文化體系裡頭，文化體系有文化機構管理的軌道，接任館長之後我一直很強調博物館的任務，這三年來從典藏政策、典藏管理辦法、典藏分級、典藏審查、典藏修復、庫房的改善都在積極地進行。這是發展的不同階段，以前是拚活動，每年辦很多大型的活動，可是大活動辦完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屬於博物館體系經營的那種務實的東西其實更重要，那是長長久久的東西。」

他接著談到國父紀念館內部的典藏分級情況：「本館目前典藏分級是機關內審議的，若是屬於國家級的文物認定，會有另外的專案去審查。我們目前還沒有，但7月11日，台北市文化局有一批文資委員要來現勘，針對國父紀念館應該提列為歷史建築，要做的是文化資產價值調查研究暨修復再利用計畫審查；相連下來，典藏部分會不會有文物的勘驗，目前還沒有碰到，很多事情是一步一步的。原始館藏當年是5000多件，最近這三年透過逐件分級審查建立起一、二、三級品的典藏，共3800多件；早期就是一個社會教育機構，各界活動都會留存資料在這裡，有一些現在分級起來就屬於教育參考品，兩者具備不同的意義，含這些共5500件，每個月數量不太一樣，比如說中山畫廊最近辦完活動會有一件進來。參與分級的是各類的重要老師。」

在老館業務的改善當中，重新發現了寶貝，林國章很欣慰的說道：「在內部典藏分級審議的過程裡頭，一年分好幾梯次地邀請各界不同領域的老師逐件去做審查。很有趣的是，在典藏名錄當中，因這個館早期是歷史名人紀念館，早期會有一些收藏品放在庫房裡頭，當然收藏品會有很多品項案由，也會有那種屬於名人贈送的登錄下來的項目，有些早期登錄為複製品的，即社會推廣的複製件，後來經過逐件審查之後，竟然找出非常珍貴的原件出來，包括于右任、張大千的作品，非常經典。」

「像是張大千作品《黔靈瑞應圖》，以前登錄為複製件，這是因為以前這裡不是博物館的體制，是紀念館，所以早期人力是一般的行政人員，對藝術的認識和概念是有一個侷限的。張大千《黔靈瑞應圖》請江明賢、林章湖、羅振賢、李重重、傅申、王耀庭等多位老師來檢視，也做科技的驗證，確認是真跡，是張大千為祝賀何應欽將軍90大壽而畫的，當時何應欽是國父紀念館的主任委員；另外也發現于右任以標準草書寫給何應欽的《百戰艱難》賀壽墨寶。這些發現令前來協助參與審查工作的老師們都覺得太值得了，因為等於為國家文化的資產又增添一筆，起碼在我們這個世代沒有忽略掉，這個是滿有意義的。」

關於國父紀念館的典藏政策，林國章遭遇一個大問題，那就是歷史名人紀念館的館藏該要如何才適當。由於國父紀念館的角色有兩重，一個是紀念性的意義，應該以歷史文物為核心，所以國父紀念館最該收藏的是國父的文物，但國內國父的文物收藏是在黨史館（前身為黨史委員會），所以相關館藏很少；一是藝術文化展示推廣平台，相關收藏佔了絕大多數。

他說道：「如果跟國父孫中山直接相關的，目前在國內有一筆很重要的文化資產叫做『總理檔案』，包括國父的墨寶、文書、講稿、著作、論述等跟國父直接有關係的就有5000多件，跟民國先賢相關的史料涵蓋範圍更廣，多達幾萬件；講到國家開國，這些當然是最重要的。這個部分原本是黨史是在黨部系統裡頭，黨部是1930年代在中國大陸時就成立秘書處，秘書處才有保留這些開國的文書，所以當時都在黨的管理系統裡頭；而國父紀念館是1972年才開館，當然不會有這些收藏，所以要講歷史文物收藏，當然是少。目前當然包括後來陸續增加的包括國父的墨寶、相關的書信，追隨孫中山的革命先賢如陳少白、黃興的印等等，現在有十件是先賢事蹟的歷史文物，還是太少。如果辦史蹟展就要跟黨史館借收藏。」

「國父紀念館因為開館時間晚，反而是後來這幾千件的收藏都是辦理業務時的藝術作品，佔最大宗。因是歷史名人紀念館，原來的使命，講典藏政策應該是歷史文物，但數量又太少了，因為有它原來歸屬的地方，所以這個館雖作為歷史名人紀念館，但在歷史文物方面是缺乏的，也許就是因為這個樣子，所以我們做更多的文化藝術活動，文化藝術品的累積就更多。在全世界歷史名人館當中，像國父紀念館這樣子的呈現方式，其實還是少有，一般歷史名人紀念館幾乎偏重在紀念性意義，設館宗旨就是在紀念某個名人、某個事蹟、事件，所以歷史性的意義和典藏其實是最豐富的；但是國父紀念館英文名稱叫孫逸仙紀念館，可是國父孫中山的文物卻是不多，反而是藝術性業務包括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和典藏遠遠超過其數量。」

延伸閱讀
〈以博愛精神護持傳統藝術：專訪國父紀念館館長林國章（下）〉